“弘扬三大精神 我的红色记忆”让子弹飞——马识途在鄂北的地下斗争

湖北日报通讯员 张伟国

谈起我国文学家马识途先生，想必很多人都读过他写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或者看过他小说改拍的电影《让子弹飞》，但说到他在湖北襄阳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却鲜为人知。

作为老河口党媒记者，我搜集到马识途年轻时从事革命工作，为了信仰，这个年青时代就下定决心舍生取义的人，亲历了九死一生的敌后潜伏岁月，“虽九死其犹未悔”，尽管在光化县（现在的老河口市）工作仅有四个月时间，但其英名永载史册，让人仰慕。

舍生忘死斗敌顽

马识途（1915年1月—2024年3月），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今重庆忠县），祖籍湖北麻城，职业革命家、作家、书法家。

他家境殷实，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大户人家。少年时负笈出三峡，追寻立身救国之道，一二·九运动后投入抗日救国大潮。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成为职业革命家。马识途曾先后担任过湖北光（化）谷（城）联县县委、中心县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滇南工委书记、四川省川康特委副书记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厅长及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名誉委员等职。

今天，我着重说说他在襄阳，特别是在光化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事儿。时任中共光（化）谷（城）联县县委书记，马识途在光化期间，国共斗争残酷、生活艰辛，他两次命悬一线，差点牺牲。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中央大学就读的马识途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宣传抗日。当年8月，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马识途与女友刘惠馨等同学撤退到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武汉，马不停蹄地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战文化。后来到黄安七里坪，参加由方毅主持的为期一个多月的游击干部培训班。培训班结业前，方毅陪同钱瑛与学员见面。当时钱瑛是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曾赴苏联留学，并蹲过国民党的监狱。1938年3月的一天傍晚，马识途来到位于汉口富源里的湖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再一次见到钱瑛，并递交了陶铸写的介绍信。第二天上午，钱瑛来到办公室，约见了马识途，并与他进行了谈话。在钱瑛的介绍下，23岁的马识途秘密入党。不久，钱瑛要马识途转入地下工作，做一个职业革命家：“这是最神圣的职业，无所谓青史留名，随时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决不容许叛变。你愿意吗？”马识途心潮澎湃，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

按照组织纪律，转入地下工作后，马识途必须切断和所有亲朋好友的联系。这也意味着，他和恋人刘惠馨，既不能来往，也不能通信。压抑着内心的痛苦，马识途寄出一封深情的告别信。意外的是，刘惠馨在回信中并没有多说什么，而且态度比他还要坚决。后来，马识途才知道，其实那时，刘惠馨也已经是“职业革命家”了。

1983年6月30日，襄阳市党史办派人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采访马识途，马识途对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进行了回忆，真实再现了那个风雨如晦的革命斗争岁月的艰辛与残酷。

1939年，国民党在全国已经掀起反共高潮，原来半公开活动的党组织，只得全部转入地下。当年4月，受上级党组织委派，年仅二十四岁的马识途，担任南、宜、枣中心县委书记。当时的鄂北特委由王翰、曹荻秋、张执一、安天纵和马识途五人组成，王翰同志任书记。1939年1月改为鄂西北区党委，还是上述五人负责。下面分了若干个中心县委和县委，由马识途担任南、宜、枣中心县委书记，工作地点在南漳，那时南漳县的县长叫蒋元，是广西人，国民党发觉他和共产党县委有些来往，当特务分子注意到马识途，要抓捕的时候，蒋元就保护了马识途。鉴于这种严峻形势，马识途被迫离开了南漳，回到襄樊，后来蒋元也因为此事被解职了。

1939年5月，鄂西北区党委在襄樊，有王翰、安天纵等人组成，当时张执一退出去了，有的同志退到茨河，有些同志就退到谷城，住在谷城城外老街王时中家。那时日本人的飞机天天轰炸，城镇疏散人口，马识途等人又住到乡下去了。这时鄂西北区党委决定建立光谷联县县委，也就是中心县委。县委设在谷城，原来由方铭负责，后来方铭调任鄂西北区党委秘书，由马识途接任光谷联县县委书记。这时不仅是光化、谷城、还有均县、邓县和现在的丹江口一带党的组织均由马识途负责。这一带是豫鄂川陕的边区地带。贺龙统领的红二方面军在这一带活动过，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也从这里过路到陕南川北，播撒过不少革命种子。这一带的老百姓在土匪、恶霸、官府的几重压迫下，养成了反叛的习性。三个两个农民就敢于杀人上山，揭起旗号就造反。红军来后，大家都起来闹革命，清匪反霸分田地，闹得红火。后来红军走了，还留下不少火种。有的党支部，多少年没有上级党组织去联系他们，他们照样开展活动，过党的生活，把党费都存着。

马识途就在谷城到光化等地，四处奔忙，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一带过去留下来的党员清理出来，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宣传抗日，准备一旦日本侵略军打过来，就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

谷城有个石花街，隔石花街一里多路有个魏家祠堂，由马识途主持在那个祠堂里举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马识途住在附近一个农民党员家里，方铭也参加了，主要是训练农民党员，马识途等人给大家讲课，主要是讲党的知识等相关内容。举办培训班的目的，就是未雨稠缪，聚合党员、先进分子力量，为以后开展山区抗日游击战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这个训练班举办后，鄂西北区党委在光化县城西门外李家沟开了一次会，利用当时已有的统战关系搞了个“第十补训处军训连”的牌子，挂在门口，作为他们家属的住地，以确保开会人员的安全。这时安天纵和华志芳已经结婚，他们俩就住在开会的地方。马识途住在纪洪岗，相隔四十里。纪洪岗是一个山区小镇，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的地方。这是一个谁也管不了的土匪窝子。一个叫陈别三的土匪头子在那里坐地为王。其实这鄂豫边境一带，是一个叫别廷芳的大土匪的独立王国。他组织了一个豫西十三县联防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他把那一带的山大王都任命为司令。纪洪岗的陈别三，就是被委任的一个司令，称霸一方。这些大王其实没有多少武装，但是他们下面有一大群黑帮，都是地头蛇，把一方老百姓统治得严严实实的，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他们明说是抗日，治安联防，其实和日本派来的特务勾勾搭搭。但这一带有一些农村党组织，过去还搞过暴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马识途名义上是给那个地方一个商人办工厂，实际是汉东区委负责人杜汝贤开办的“工合”，就是手纺厂一类的纺纱厂，以筹备工厂的名义，住在那里，那个地方比较偏僻，国民党特务一般也找不到那里去。

那次开会，王翰没参加，到竹沟去了，因为他即将调到竹沟中原局工作。安天纵和马识途都是鄂西北区党委委员，因此鄂西北区党委的工作，就只能由他俩负责，召集各县县委来人开会，就是为了研究这件事。开完会，马识途就回纪洪岗去了，那个地方当时发生瘟疫，霍乱流传很厉害，病死了不少人，他要安排瘟疫防控，还要安抚人心，保持稳定。几天后，马识途又匆匆从纪洪岗赶到李家沟找安天纵研究工作，准备分头到各县去。这时，党委的活动中心就转移到李家沟了，华志芳在那里当秘书。马识途的任务主要是抓农村的党组织工作，城市里的党组织工作由安天纵负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扎在老河口，当时有些党组织在老河口城里，因此，马识途和安天纵都到老河口做过联系。马识途说，记得当时有个演剧三队，曾经和他们联系过，马识途与安天纵都和他们见过面。另外还有一个后来到文化部的同志（名字记不清了）。当时马识途他们发觉演剧三队一些人被敌人盯上了，就马上行动，把他们疏散到重庆去了。

马识途等人在老河口展开工作的时候，党中央曾派来一个同志（名字记不清了），拿着毛泽东的名片和给李宗仁写的信。他来以后，就和马识途等人联系，由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到司令长官部去找李宗仁。这位同志来的任务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也和地方党委发生一些联系。因为是党中央派来的同志，地方党委全力掩护他，给他安排可靠的食宿地，最后又安全地把他护送走。

在那个时期，鄂西北区党委发现了一个叛徒，叫易启全。这个人在襄樊（新知）书店里当过店员，大家都认识他，但他对马识途并不熟悉。他叛变以后，就带了一批特务到光化来了，到处查找鄂西北区党委。那个时候，根据六中会会的精神，我党转入地下活动，党组织也正在进行疏散。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元良到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当政治部副主任以后，就在那里搞特务活动，抓人。当时在上层活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钱俊瑞、胡绳、曹荻秋等同志都调走了。有些比较红的同志，也疏散出去了。因为马识途和安天纵没有暴露，仍留在当地进行地下活动，经常有进城联系工作的任务。

1939年8月的一天，马识途从光化县纪洪岗来到安天纵的住地李家沟，碰头研究工作。这天安天纵进城，在住地附近被易启全发觉后，就盯住他了，他就想办法甩哨，丢哨以后，安天纵回来给马识途讲这件事，大家感到很紧张。经过分析，一致认为：安天纵被敌人发觉是从李家沟附近出来的，因此敌人能猜测到鄂西北区党委机关，就在城边不远，如果他们在这一片全面搜查，就可能把大家搜查出来。

事不宜迟，必须马上把领导机关转移走。大家研后决定沿汉江向上转移到一个村，离县城约二十多里路，属光化县管辖，那里有光化的党组织，也有建立的政权，比较安全。大家都收拾东西，准备下午就走，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紧急情况。县委的住处是一个四合院，中间有个小天井。那天中午，大伙正在吃饭，觉得很热，马识途就从天井院里出来到门口乘凉，安天纵也端着饭走到门口，忽然，他看到易启全正在附近东张西望，走来走去。他小声说：“坏了，叛徒小易来了！”这时易启全也看到了安天纵。他朝马、安二人望了一眼，却不敢过来，他怕被枪击或被活捉。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想回去叫人吧，又晓得这些人要跑掉，进退两难。马识途看到他绸子衣裳里面吊着一个黑家伙—手枪！当时住房门前有个晒场，晒场外边是树林子，他就站在树林子后面，既能看到厨房门，又能看到堂屋门，把大家盯住了，怎么走呢？直接跑出了，又怕他开枪！

此时，马识途沉着冷静，果断地对安天纵说：“你和小华做好准备，从厨房那个门往外跑，他不认识我。我可以对付他，他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枪？我和小段（青年交通员，由草店迁居光化县城西门外李家沟，做党的交通工作。）从正门出去，如果发生冲突，就与他搏斗拼命。即使我们牺牲了，你俩也能走脱。”情况十分紧急，简单准备了一下后，交通员小段就跟马识途一块走出院子，走进树林，易启全就很警惕，因为我穿的是件长衫，他不知道我有没有枪？他也不敢动手掏枪。小段上前就问：“你跑到这里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我，我在这里找朋友。”马识途就立即说：“你找什么朋友？你找谁？”易启全支支吾吾，说不出来。马识途正色地说：“现在汉奸多得很，在水井里投毒，附近都发现了，你是不是投毒的？你是不是汉奸？”他说：“我、我、我不是汉奸，我是来找人的”。马识途紧接着问：“你找什么人？偷偷摸摸的，你不是汉奸是什么？老百姓把你逮到，非打死你不行！”马识途就吓唬他。小段接着说：“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喊村子里的人出来把你抓住。”他说：“我走，我走。”就慌慌张张回去通知他带的那帮特务了。安天纵和华志芳与马识途二人几乎同时行动，他俩从厨房门出来后，就从苞谷地里钻出去了。易启全回头看到了又想追，马识途厉声喝道：“你又想干什么？”易启全见对付不了四个人，就赶紧跑去叫人了，后来得知，那些特务正在距此处不到两里的一个茶馆里待命呢。

马识途和小段随即折转过来从苞谷地里穿过去，与安天纵两人会合一路跑。前面遇到一条小河，渡船在对面，三名男同志都会水，可以游过去，但华志芳不会游泳。正在这关键时刻，小段一下子就跃入河中，凫水而行，很快把船弄过来了，大家连忙上船，划向对岸。刚上岸，走进苞谷地不远，特务们就追过来了，追到河边，没有渡船，他们就顺汉江往上走，走到一个岔河沟，有一个渡口，可是船在对岸，开渡船的回家吃中午饭去了，他们喊叫也无人应答，大家听得清清楚楚。四人迈开大步从那个苞谷地里一直快速往前走，走到过汉江到谷城去的一个渡口——龚家河渡口，大家迅速过江，并向撑船的人交代，如果后面来人问，你就骗他们说，有几个人向其它方向去了。之后，马识途和安天纵就分头行动，安天纵和小华到了谷城，马识途从河沟里进去找当地农村党的组织，绕道回到纪洪岗，以后到茨河再见面。

马识途连夜回到光化县纪洪岗后，立即疏散了一些重点人员。这时发现特务凭着一些蛛丝马迹，正在这里寻找马识途。马识途抓紧时间安排了一下工作，就离开了纪洪岗。他从河南与湖北交界的邓县边上走到张家集，又转道到太平店。太平店有个文化站，有自己的同志在那里。马识途在去文化站联系的路上，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便确定那个联系点出问题了。

马识途就转到文化站附近的寿记吴川源药店，药店有个伙计叫龙传道，当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战教团，马识途就往药店里走，那个伙计看见后，连忙从柜台里出来拦住他说：“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买药你到别的药店去！”就阻止马识途进去。凭着多年的地下斗争经验，马识途立即意识到，药店里肯定有特务监视，就不露声色地说：“走热了，想买点清凉油。”那个伙计说：“你买什么‘散’吧！”我说：“什么‘散’？”他说：“是这个。”他就在柜台上面写了一个‘逃’字，并用眼睛示意店里有情况，赶快走！马识途见状，就急忙转身快速离开了。

随后，马识途就从太平店乘船过汉江，赶到茨河。安天纵、华志芳早到了。王翰、王曦、张执一等同志都在那里，大家碰头，研究了一下工作。根据当时的严酷斗争形势，人员必须马上疏散。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决定，安天纵和华志芳到鄂中根据地，马识途调到鄂西宜昌。大家在茨河办理了工作交接手续，马识途把那里的工作交给了王克（原名涂光谦）。马识途在枣阳当县委书记时，王克是县委委员，是马识途从枣阳带过来的，最后把他留下来继续坚持工作，后来他在另一个地方工作时牺牲了。

1939年9月，马识途和安天纵、华志芳三人从茨河到宜城，经荆门到当阳就分手了。他们俩从当阳过江到大洪山去了。马识途就从当阳到宜昌、湘鄂西边区找钱瑛同志，当时钱瑛同志在那里当书记。1939年，马识途担任中共施巴特委书记。为了掩护特委机关工作，这年底，经组织批准，他和自己昔日的恋人刘惠馨结婚了。不久，鄂西特委成立，马识途任副书记。他的家，同时也是鄂西特委交通站，刘惠馨则是特委政治交通员。此后，马识途穿行在乡间，和农民商量武装暴动，走进工厂，为工人点燃革命的火把；而刘惠馨，则孤身奔走在鄂西山区，开辟着新的根据地，即使怀孕，也依旧翻山越岭。尽管随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他们都没想到，不幸来得那样突然。1940年，由于特委秘书的变节，鄂西特委蒙受了巨大损失。刘蕙馨与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一起被国民党逮捕，二人在狱中英勇斗争、坚贞不屈，于1941年1月英勇就义。当时马识途和刘蕙馨的女儿才出生二个月，刘蕙馨牺牲后，孩子从此下落不明。

由于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局异常凶险。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马识途被转移到昆明，化名马千禾。马识途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同时继续做地下工作。1945年毕业。后来被分配到鄂西，任恩施特委书记，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历程。抗战胜利后，马识途到了成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在各种场合打听女儿的下落，却毫无结果。后来通过组织查找烈士遗孤，湖北省公安厅组织专案组，经过一年多曲折历程，终于把他的女儿找到了。

原来刘蕙馨在赴刑场途中，特务把孩子扔在路边的草丛里。幸运的是，孩子被好心的工人抱走抚养长大。那时她女儿已经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一年级。巧合的是，何功伟烈士的儿子也同时在这个学校读一年级！马识途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忙飞往北京，抱着两个孩子，失声痛哭。

革命经历皆文章

马识途第一次正式发表小说作品《老三姐》时已经40多岁了，相比起文坛上太多年少成名的作家，马识途算得上是大器晚成。

马识途酷爱文学。1939年，马识途与刘惠馨结婚时，两人合写了一首兼具柔情和风骨的革命抒情诗：“我们结婚了，/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我们也找到了证婚人，/可不是亲戚或社会名人，/而是我们遭遇的‘艰辛’……”因为革命工作安全的需要，他不得不舍弃自己的喜爱的文学。他写的大多数作品都未公开发表，甚至被付之一炬。

1959年，时任《四川文学》主编的沙汀找到马识途，请他写一篇革命回忆录性质的小说。仍抱有文学情怀的马老便创作了一篇名为《老三姐》的短篇小说，发表在1960年第5期《四川文学》上，后被《人民文学》转载。据马识途在《老河口历险记》一文介绍，这是他亲身经历的回忆文章，非小说虚构。是1939年他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原光化县）纪洪一带搞革命活动的真实经历。

当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托，老三姐知疼知热地照料他、协助他工作，还是老三姐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一命。他在文中最后写道：“过了四十几年，我收到老河口党史办公室转来两个农民党员的来信，告诉我老三姐的情况，我才知道老三姐原姓杜，已经于解放前去世了。”《人民文学》转载《老三姐》后，引起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注意，他再三邀请马识途加入作家队伍中来。马识途最后同意了。

就在这时，他失散近20年的女儿也找到了，他情感的波涛一泻千里。“过去沉积在我的记忆底层的人和事，一下子被翻腾起来，像走马灯似的在我的眼前转动。” 马识途在回忆时说。之后，他又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了《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作品，并陆续发表。

1960年，马识途利用业余时间动起笔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终于完成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创作。小说中有关贺国威和柳一清的许多细节，都取自何功伟和刘惠馨两烈士的实际斗争生活。马识途说：“与其说这是我写的长篇，还不如说是烈士们用鲜血写就的。”

这部小说一边写，一边在《四川文学》和《成都晚报》上连载，后来《武汉日报》也开始连载，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马识途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这部小说的连载，也引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意，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开印就是20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四川、武汉的广播电台还先后全文连播。

1983年，马识途的又一力作《夜谭十记》出版，开印就是20万册。2010年，《盗官记》一章被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让无数观众见证了经典文学的多样魅力。2013年1月17日，马识途被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106岁时，马识途还出版了《夜谭续记》；107岁时，马识途又出版了新作《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和散文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令文坛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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