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地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文化载体，记录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民族的变迁与融合、人们生活环境的发展变化，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地名，又是一个地方的外在名称代码，内涵丰富，源远流长，是地域特定文化的象征，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地名文化，也是信息时代重要的信息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即日起，本栏目将持续连载《保康地名记忆》，敬请关注。

保康县地处鄂西北荆山，襄阳市西南部，东与南漳县相邻，西和房县、神农架林区毗连，南和夷陵、远安、兴山三县（区）交界，北与谷城县接壤。

保康县始建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过去归属房陵。保康在建县之前，曾有一段血与火的前奏曲。据《保康县志新纂》记载:“保去房约180里。”“以房地山峒寇发不时，县令鞭长莫及,割县之修文(保康北部)、宜阳(保康南部)二里,置保康,民始安谧。十一年,知县苏惠和首建县治，筑土城。”保康之域系房县东南部的边远山区，又称”川陕楚老林地带”。土地空旷，村烟稀疏,是省内外流民逃荒避难之所。移民多来自四川、陕西、山西、南、山东、江西、河北直隶省等地。他们占据荒山老林中的处女地，挽草为记，搭棚栖居，采掘以食，垦荒度日。这些“五方杂寓”和当地土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不时结伙抗捐抗粮，甚至揭竿起义。官府为防其“聚众谋反”，四处张贴禁令，不准流民进山，对违令者予以镇压驱赶，而谋生无路的流民往往去而复返。朝廷见“禁山”的措施未能挡住流民涌入，镇压亦无济于事，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宪宗遣右都御史原杰来荆襄巡视，另施良策。原杰视察后认为，房县辖境辽阔，山地为盗贼盘踞，县令“鞭长莫及”，对山区众多流民难以施治，建议编户抚治，使其“附籍耕种，纳粮当差”。原杰具本上奏朝廷，提议割地分置。这一奏请，至戴珊离任之前[弘治三年（1490)]并未实行。迨至弘治十一年(1498)，又经朝中“大臣谋度，奏请于上（皇帝），自房(房县)以东分隶保康，请印建邑,析里居民而安辑之。”“始析房县东境宜阳、修文二里置保康县。”从此，这里老百姓才得以安宁。

保康之名，溯其源，应推至北宋。北宋雍熙三年(986)升房州为保康军(军，宋地方行政区划名。一种与州府同级，隶属于“路”；一种与县同级，隶属于“州”。保康军为第一种），邑名始此。寓意“负山带河”“康宁之地”“保靖康宁”“保民安康”。现在马良镇界山（1949年4月前是南漳县与保康县交界处）有祖师庙一座，建于光绪初年，庙门上方有石横额，向南漳一面凿有“惠此南国”字样，向保康一面凿有“用康保民”四字，“因房地山峒寇发不时”，始设县邑，尚用保康之名，取“保障人民安居康乐”之意。

保康原无城池，明弘治十一年(1498)知县苏惠和首建县城，筑建城池于潭头坪，建房300间，筑土城，周225丈，高1.3丈，宽1.2丈。明弘治十六年(1503)进行扩建，周515丈，高1.8丈，宽1.5丈，环以濠沟。有“五门”：东门迎晖，西门迎秀，南门迎明，北门迎恩，小南门迎翠。从明嘉靖十二年（1533)至民国时期的400年间，县城屡建屡被冲毁，直到解放前还一城如斗，房屋多石垒瓦盖。当地流传的歌谣：“保康县，赛猪圈，衙门打板子，河里大听见。”就是对保康县山城旧面貌的真实写照。

保康建县已近520年沧桑。在封建社会里，“保民安康”只是一个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美好夙愿才得以实现。今日保康，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已成为“全国文明县城”，不再是“一根香烟逛全城，一个喇叭响全城，一只灯泡照全城”的旧模样。（陈静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