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莉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古今中外许多经典名篇都有关于“非遗”的叙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现代文化大肆入主中国，传统文化遭到冷落甚至破坏。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发展迅猛，人们的物质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巨变。那些曾经在人类生活中产生过重要作用的各类“非遗”文化事象不再在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有的退出了生活舞台，有的处于濒危状态。它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品种数量越来越稀少，表现状态越来越脆弱，使用频率也越来越低效，生存境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可是，它们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反倒愈显珍贵。其濒危状态及其重要价值引起了世界性关注，人们认为有必要把它们作为“遗产”予以保护、传承甚至光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2011年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地方政府与各级部门纷纷出台各种措施保护“非遗”。对于“非遗”的保护，人们多重视行政力量、民间力量和媒体力量，却鲜有重视文学艺术力量的。一个常被人们忽略却又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文学创作一直以来默默地承担着记录“非遗”、保护“非遗”、传承“非遗”的重任。如果说古代文学是不自觉地书写“非遗”，那么，现当代文学则是主动书写“非遗”。

20世纪上半叶，现代化的观念形态在中国强势进驻，学习西方、模仿西方的声浪掩盖了保护传统的声音。一些作家敏锐地感受到“现代”对“传统”的影响，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书写民间文化，如鲁迅、沈从文、废名、萧红、孙犁等，那些被书写的文化连同作品一起成为文学的宝贵财富，也成为“非遗”的财富。20世纪中叶，“破旧立新”思想继续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倍受冷落甚至被无端破坏。但仍有不少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能巧妙地运用创作艺术书写民间文化，传承“非遗”，他们的作品也因此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品质。近三十多年来，文学的中心地位不断消解，边缘化趋势愈益严重，文学及其所承载的各种功能和价值常被大众遗忘。“非遗”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大规模地无声消失，在文学中的份额迅速下滑，文学与“非遗”呈现式微之势。一些有志之士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以冯骥才为代表的许多当代著名作家，奋而起身呼吁抢救文化遗产，企求利用文学的力量和“作家”的社会影响保护“非遗”。他们献言献策，甚至撰写文章大力倡导保护“非遗”，这些努力引起了有关部门关注，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回应。如今，“非遗”不再是小众的工作，大众也有了保护意识。由此知，文学对“非遗”的作用力不可小觑。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不但要充分认识到文学在“非遗”保护传承中的重要性，而且要责无旁贷地把文学对“非遗”的种种贡献大力挖掘出来。在此，本文以新时期土家族文学创作中的“非遗”叙事为例，探讨文学创作对“非遗”的影响和贡献。

一、文学创作与“非遗”之关系

根据《公约》内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范围为：“a.口头传统和表述；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非遗”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拂去浮华，沉静心思重新审视文学，审视“非遗”的时候，发现它们之间不仅有深厚的渊源，而且一直存在血肉相连的关系。“非遗”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推动了“非遗”的保护传承。

从起源看，文学创作与“非遗”存在同源异流之关系。“非遗”的首项内容“口头传统和表述”本身就是文学，文学体裁中的诗歌就是源于民间歌谣。鲁迅认为，古人劳动时呼喊“杭育杭育”的号子其实是早期诗歌的雏形①，这段经典言论指明了文学与“非遗”的共生关系。今天的“小说”也是早期的神话、传说、寓言等民间叙事文学发展而来。民俗活动中很多的仪式表演则演变为戏剧或影视剧表演。查阅文学史可以发现，谈起文学的源头，都离不开民间文学，离不开“非遗”。换句话说，民间文学本身就是文学的一部分，它与作家文学共同支撑着文学的天空，推动着文学的发展。

随着文字的兴起和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诗歌、散文、故事、戏曲等文体写作的群体，文学创作者出现分化，作家文学逐渐独立，写作主要运用书面语，语言讲究精致、典雅和个性；民间文学依然沿着它原有的路径前行，口头语表述，集体创作，大众流传，追求通俗易懂。两种文学创作分流后，作家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和写作环境并没有脱离民间文化影响，仍在直接或间接地吸收民间文学养料，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创作中运用大量民间文学/化元素。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都有大量的关于民俗民风的书写。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乡土”小说的兴起，乡土民间中的“非遗”内容更广泛地进入小说文本。鲁迅创作的大量作品涉及民间传说（《论雷锋塔的倒掉》）、民间故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民间艺术（《二丑艺术》）、民俗文化（《祝福》《故乡》）等内容。鲁迅对民间文化的热爱，对底层劳动者的同情也通过这些“非遗”内容的叙述而彰显。沈从文小说更是对湘西镇筸（凤凰）的民歌艺术、民族风情（《凤子》《湘西散记》等）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刻画和描述，“非遗”财产建构了他的“湘西世界”。就此而言，作家也是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重要记录者、传承者和传播者，对“非遗”保护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从创作特征看，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而对“非遗”的保存具有再创造性。“非遗”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人民大众在生活过程中根据生活需要、情感需要和精神需要而创造的，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实用性。传统社会，那些文化事象普遍存在，自觉流传，不需要特别的关注，更不需要大声呼吁和保护。当作家的目光关照到这些材料时，它们自然就构成小说创作的有机部分。不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处理这些素材时，都会经过大脑的再加工，经过语言的提炼和润饰。文本中再现的“非遗”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非遗”程式有一定差异，文学表述只是大致相似，不可能完全一对一地等同，因为文学本身富有创造性。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某项“非遗”事件发生时，每个经历者、参与者的感受不同、经验不同，表述上也会各有差异。例如，同一类歌谣，演唱者的理解不同，唱法、声腔、语调和表情不同，产生的效果就会不相同。倘若是好几位作家描述这类歌谣，其歌词可能会一致（实际上民歌存在很多异文），演唱情景的描述可能会相去甚远。如古华的“湘南风情”小说就涉及了不少当地民歌。中篇小说《贞女》引述了一首《想姐歌》，唱的是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在“想姐”，类似歌谣在湖北恩施地区的鹤峰县也有流传，标题为《想姐》②。两首歌都是表达对“姐”的相思之情。形式上都是每个时辰分一节，每节四句，每个时辰（每一节）的第一句基本相同，其余内容都不相同。这里既有民歌的变异性，也存在作家选录歌词时对其加工润饰的可能。另一方面，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参加同样的表演，他的感受和描述也会产生差异。这就意味着，“非遗”的创造主体不同，传承主体不同，其保护传承过程也会产生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的区别。所以，文学创作中的“非遗”总带有作家的审美观念和个人情感。如贾平凹写作的《秦腔》有散文体和长篇小说体2种。散文《秦腔》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此时传统文化还留有较大空间，乡村的淳朴之风依然存在。文章浓墨重彩地描述陕西古老的地方戏“秦腔”高亢粗犷、浑厚强劲的独特唱腔和观众对秦腔的喜爱之情。小说《秦腔》写于新世纪，此时传统文化已遭受重创，昔日大众喜爱的戏曲已成明日黄花，辉煌不再，特别是秦腔面具的制作、唱腔的传承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状态。小说通过众多人物命运的变化和村风民俗的改变说明“秦腔”这种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危险，表明作家对“非遗”传承日趋淡化的担忧。

纵观文学史可以看到：“非遗”中丰富多彩的内容给文学创作赋予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形态，展示出作家的创作风格；文学文本能从不同层面表现“非遗”，对“非遗”的保护、传播、宣传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社会的发展变化影响着“非遗”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状态，影响着民众的传承态度与传承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学创作的选材和书写。

二、土家族小说的“非遗”叙事

中国地理广袤，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各自的文化培养了本民族的作家和文学，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又催促了新的文化产生。有少数民族作家长期生活在汉族文化地带，除民族身份外，其生活和创作与汉族作家无异。也有汉族作家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了解深入，其生活和创作均融入了当代民族生活。当代小说中，有一大批优秀作品展示了少数民族生活，展示了少数民族的“非遗”财富。如马识途的《清江壮歌》、王英先的《枫香树》在叙述革命历史斗争情景中融入鄂西少数民族风俗人情。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叙述了西藏神秘的天葬仪式。范稳的《水乳大地》就描述了澜沧江边藏族、纳西族等民族之间的故事；展示了少数民族奇特的传说、法术等神秘文化。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叙述了鄂伦春族独特的生活和风情。这些作品的作者虽然是汉族身份，但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生活，熟知当地的文化，其创作不免也会烙上别开生面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生活气息。

相对而言，大多数聚居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因地理环境和交通等因素的制约，其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干扰较少，仍然保持着较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一旦进入文学便是绝好的素材。不但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有浓厚兴趣，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书写本民族的特色文化时，更有一种血缘般的亲近感和责任感，更能自觉地展示本民族的“非遗”财产。不同民族作家的审美观不同，价值观不同，选材角度也各不相同，不同文体、不同文本中展示的“非遗”内容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作为沟通心灵桥梁的艺术，精彩的文学作品仍然能引发各民族共鸣。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葬礼》、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等作品均因反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在当代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

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群中，湘鄂边界的土家族作家是人数相对较多、成果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相似的地理环境和相同的民族文化，使他们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家族中有汉族、苗族、土家族血统），创作内容、创作手法和创作风格上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当代文坛中，影响较大的湘西（含湘西籍）土家族作家的小说有：孙健忠的《醉乡》、《倾斜的湘西》，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非常良民陈次包》，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鄂西（含鄂西籍）土家族作家的小说有：叶梅《最后的土司》、《花树花树》，李传峰的《红豺》《白虎寨》、雨燕的《盐大道》《这方凉水长青苔》吕金华的《容米桃花》《黑烟》、等等。此外，彭学明、甘茂华、邓斌、唐敦权等人的散文，黄永玉、杨秀武、胡礼忠等人的诗歌都对土家族的“非遗”有过或多或少的表达。囿于文体规约，诗歌和散文都很难在简短的文体中详尽描摹“非遗”的丰富内涵和个性特征，即便提及也只能蜻蜓点水。惟有作为叙事文体的小说更能发挥特长，有更充分的叙述空间、叙述速度、叙述含量。纵观土家族作家小说创作中的“非遗”叙事，主要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土家族歌谣的真实记录和真情叙述。土家族主要分布于湘鄂黔川渝等省份，能歌善舞是这个民族的共同特征。无论哪个省份的土家族作家，其创作中都有关于本民族各类歌谣的叙述。蔡测海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父亲是未喝过墨水的粗人，也是我们土家人的歌手。……他唱起歌来，大人们说他像蚕儿吐丝似的。我已经记不得父亲唱过多少歌了，怕是有山上的树叶那么多吧。一位老巴普(土家语：爷爷)说父亲的歌像醉人的包谷酒，……三伏天薅包谷草，人和包谷苗苗都晒萎了，父亲就唱歌给大家提神，像吹来一阵风，那么大一块包谷苗苗一下就锄完了。”③这段描述毫不夸张，真实反映了土家族歌谣之丰富、歌手之才能。而土家族地区著名的劳动歌谣《薅草锣鼓歌》就是在劳动中产生，人们一边唱歌一边薅草，既可以缓解疲劳，也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又可以愉悦精神。仪式歌中，《哭嫁歌》也是非常典型的。土家族作家的很多作品里均有提及。李传峰的《白虎寨》、叶梅的《花树花树》均提到了这个特殊的风俗。孙健忠的小说《甜甜的刺莓》通过女主人公竹妹的出嫁来表明年轻人对《哭嫁歌》的怀念。时代提倡新风尚，为了简化仪式，女孩子出嫁不再哭嫁。然而，竹妹的姐妹们觉得“她们拥护新风俗，可是唱唱《哭嫁歌》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文本虽以竹妹和母亲的哭诉对话为结果，也可以看出新风尚对传统的冲击。若不是作家们的叙述，这种传统在人们的“礼节”简化中自动退出后就无声消失了。如今回看这部1979年写成的作品，可以看到传统文化曾经有何等魅力，又如何从我们身边溜走，为何不被传播的原因了。

土家族情歌流传最多也最广。李传峰的《白虎寨》描述了幺妹子有意识要用情歌为朋友向思明和春花搭桥牵线，开头领唱：

阳雀歇在金竹林，一山竹子一条根，白虎寨上阳雀子，催种催收闹阳春，找个哥哥打和声。

向思明勇敢接歌：

凤凰开口要唱歌，不是蛟龙不敢和，都讲你家有美酒，不是金杯不敢酌，好酒越喝越快活。

这种“以歌为媒”的对唱在土家族地区相当流行。既是青年男女恋爱的引子，也是考验对方智慧的重要方式。而小说中叙述的爱情故事都离不了在情歌对唱中的添油加醋。蔡测海在《远处的伐木声》中引用了土家情歌《太阳出来照白岩》：

太阳出来照白岩，白岩上头晒花鞋，花鞋再乖我不爱，只爱你姐好人才——哎！

这首歌是女主人公阳春的催情剂，借放排人的野性以及对青年女子的挑逗，来触动女孩的情思，触动她对平静生活的思考。未婚夫桥桥不会唱情歌，只会跟着准岳丈做木工活。受现代生活的影响，阳春最终离开了大山中的传统生活，离开了保守的父亲和老实巴交的桥桥，跟着一位泥水匠走到山外。恣肆粗犷的民间情歌在阳春和桥桥这些80年代的年轻人身上开始断裂，标志着民间的“非遗”文化在此开始出现断层。

第二类，土家族习俗礼仪等活动的逼真再现。山高谷深、地广人稀的地理环境为土家族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天然屏障，使它在华中腹地上拥有独特的生长环境和传播环境。其中，婚丧礼仪是土家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土家族作家的笔下没有不叙述的。其实，这种婚丧仪式沈从文曾在他的名作《边城》《萧萧》中都有精彩叙述。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婚丧仪式也有变化。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就用了很长篇幅叙述土家人覃老大的丧事，以丧礼中“跳撒忧儿嗬”为主线，穿插他和妻子、弟弟、情人浪漫而又悲壮的情感生活，彰显土家人敢爱敢恨、刚强坚毅的个性。李传峰的《白虎寨》也用摇曳多姿的笔调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写了土家人覃建国别出心裁的丧葬活动。他担心自己哪天突然死去，趁活着时要求儿子和亲朋为自己办一场“活丧”。人们满足了他的愿望，搭起灵堂，围着空棺材开心地跳起丧舞。瘸腿多年的覃建国久违这种开心热烈的跳丧场面，兴高采烈地加入跳丧行列中，结果喜极而死，丧事弄假成真。跳丧仪式表明，通过白事红办、以悲为乐的仪式显示土家人笑对生死、达观乐天的本性。

婚礼中，那种哀哀哭泣的《哭嫁歌》更是作家们难以忘怀的美好风景，大凡写爱情都会提及这类情境（前文已述）。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娘在娘家请姐妹们陪着哭嫁一个月的庄严仪式已十分罕见，不过出嫁时离开娘家的不舍仍会有微笑的泪水表达。哭嫁仪式中，声情并茂的哭唱仪式和动人的歌词只能在文献资料中阅读到。现实生活中，即便有哭嫁活动也常被现代的时尚文化、流行音乐冲淡了，人们哭而不悲，乐而不伤。“哭嫁”这份“非遗”财产只在文学作品中尚可看到它的身影。

土家族小说中还有对驱邪请神、赶山狩猎、伐木修房等活动的叙述。李传锋的《红豺》则叙述了土家人打猎须请梅山神、猎物见者有其分的特别习俗。蔡测海《远处的伐木声》描述了木匠老桂精湛的木工手艺，他靠着祖传的木工手艺在方圆百十里的家乡享有良好声誉。他带着徒弟（准女婿）走村串户，选材伐木，修吊脚楼、做榫卯家具，样样活儿都精通，工艺首屈一指。可是，现代化的大潮势不可挡，随着钢筋水泥楼房的兴起，宝贝女儿与泥水匠的私奔，意味着老桂木匠的传统技艺将失去市场，精美的吊脚楼和那些结结实实的木质家具都将成为历史遗产。小说表象看是写了个一个纯朴的爱情故事，却也隐藏着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深深忧虑。

此外，土家族的各类方言俚语、故事传说、笑话典故、工艺美术等“非遗”内容也在很多小说中被大量采用④。限于篇幅，另外撰文论述。土家族作家及其创作对“非遗”叙事所做的贡献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注释：

①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写道：“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杭育杭育”就是劳动号子，它的语词就是最早的诗歌。

②向端生主编《鹤峰民间歌谣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1-372页。

③蔡测海，《滴落在花儿上的泪》，本文收录于蔡测海小说集《今天的太阳》，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④可以参考笔者几篇相关论文，《民族方言，地域文化之镜与灯》《方言，在捍卫文化多样性中的重要贡献》《恩施方言与民族文学》分别见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6期，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