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查看全部{{ item.replyCount }}条回复> 查看更多回复>
- 查看更多回复>

钻进历史版图,去找寻一个个族群的源起、繁衍、兴盛、迁徙、扩散,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李御《唤醒尧家林》


□ 砚之
一支镌有“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字样的象牙状元笔,穿越两百年岁月风尘,自姑苏状元府辗转流落江汉大地,成为我们家世代相传的文脉珍宝,更陪伴我的父亲程远斌走过了半生风雨。这支笔,承载着文人风骨、实干精神与乡土情怀。

这支状元笔为清代天门名士蒋祥墀于嘉庆廿二年所制,落款“丹林蒋祥墀”,原是赠予状元吴廷琛的君子信物,亦见证了蒋立镛“朱笔独点天门”的科举传奇。1952年,祖父程相美远赴苏州学艺,从吴廷琛后人手中重金求得此笔,带回天门永和染坊。祖父常告诫家人:“蒋祥墀赠笔,赠的是文人风骨;吴家用笔传家,传的是济世仁心。读书不为求取功名,而在心怀众生,这才是状元笔真正的精髓。”这番箴言,深深印在父亲心底,成为他一生恪守的行为准则。
在我童年记忆里,这支象牙笔便是家中最神圣的珍藏。每逢闲暇,父亲都会用细绒布蘸水轻拭笔身,动作轻柔而郑重。兴之所至,他便研墨铺纸,提笔挥毫,手把手教晚辈执笔习字:“这支笔藏着咱天门的文脉,无论走多远,根都在这里。”
1996年,父亲受命调任鄂西巴东县工作,他第一时间将状元笔装入行囊,远赴深山履职。面对贫困与闭塞的双重压力,他在日记本写下:“路通则民富,民富则心安”。他牵头推进公路大会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开山筑路,新修公路两百余公里。面对长江天堑的出行难题,他奔走呼吁,六年深耕,巴东跨江大桥飞架南北。

辗转多地履职,这支状元笔始终伴随父亲左右,也让他心中的乡土眷恋与文脉初心愈发坚定。2020年初,年过七旬的父亲告别城市生活,携笔回归天门九真,立下誓言:“生前不计身后事,甘为家乡献绿荫。”并着手打造子文山新生态康博园。在考据古籍的过程中,他发现,九真竟是楚国贤相子文故里,不禁惊喜不已。
在父亲努力下,百亩生态园林错落有致、意境悠远。园区以清廉、尚德、崇文、济世为精神脉络,园内乔木成林、花木扶疏,清泉沿青石步道蜿蜒流淌,与自然地貌浑然一体。
园内建有子文纪念馆主体建筑,配套贤德步道、清廉湖、家风广场等人文空间,形成春有繁花映湖、夏有浓荫蔽日、秋有银杏铺金、冬有松柏傲雪的四时景致。父亲每日穿行于草木之间,察看长势、微调布局,把对故土的深情,倾注于一草一木、一砖一石。
园区最具分量的,当数父亲倾尽心血打造的文脉文化墙。它依地势绵延数十米,青石为底,墙面上嵌有父亲毕生珍藏的楚陶残片、三峡奇石、南糧永折碑等实物遗存,每一件老物件都标注出处与来历,让千年江汉文明变得可触可感、可读可思。文化墙分三大块,左侧镌刻蒋祥墀、蒋立镛一门五代进士的科举传奇,将状元笔的由来与文脉渊源清晰呈现;中间以浮雕形式再现子文毁家纾国、整顿朝纲、清正爱民的经典场景,配以箴言警句,彰显古贤风骨;右侧记录九真乡土变迁、乡贤事迹与家风家训,连接古今文脉。父亲戴着老花镜,逐块核对摆放位置、反复调校角度,力求精准还原历史风貌。
六载耕耘,百亩园林如今已是绿树成荫,子文纪念馆、清廉湖、贤德步道与文化墙相映成趣,成为九真一处标志性的精神文化阵地。茶余饭后,村民携孩童漫步其间,老者于文化墙前细数子文贤迹、状元佳话,孩童们认读石刻箴言、轻触楚陶纹理,返乡青年亦纷纷驻足打卡,感受故土文脉的深厚底蕴。
而父亲与状元笔的故事,也在家乡传为美谈。父亲的坚守与风骨,如笔杆镌刻的箴言般深刻隽永,也激励和温暖着后人。


□ 寒山
清人笔记里常说,清乾隆盛世的官场,有两条路最是难走:一是京察大计,二是外任佐贰。京察要看上司颜色,佐贰则要耐得住闲气。李拔偏偏两样都撞上了——在汉阳府做同知,正是那种“有职无权、有功不赏、有过独担”的尴尬位置。可他到底不是寻常人。

那是清乾隆二十二年秋天的事。李拔在江夏知县任上,因政绩卓异,被召入京觐见。回寓所不久,吏部的任命文书也到了:补授李拔为湖北汉阳府同知。同僚们纷纷来贺,要置酒饯行。李拔简单交割了县事,便匆匆登程了。
汉阳府治设在省城武昌,是个五方杂处、利薮争趋的地方。同知这个缺,多少人盯着——既能沾省城的光,又不似正印官那样担全盘责任,实在是个“油差”。因此,请托的、行贿的,路上便已候着了。
李拔的船刚过黄州,就有个商人模样的人,提着沉甸甸的包袱,在码头守了三天。此人辗转托了同乡来递话,说愿出五百两银子,只求在同知衙门里谋个差使。五百两,在当时足够在京里捐一个知县了。李拔听了来意,并不动怒,只让人将那封信当众烧了,然后正色道:“你速将银子拿走,迟一步,我便拿你问罪。”那人见他目光如铁,不敢再说,抱了包袱,连滚带爬地上了岸。
这事很快在汉阳官场传开了。那些原本想试探底细的吏员、士绅,听说李拔在江夏的作风,又亲眼见了这“烧书驱金”的一出,不由得都收敛了几分。李拔到任之后,更是雷厉风行,革陋规,整纲纪,亲下坊巷访查。他青年读书时曾在汉阳住过一段日子,哪条街巷出过刁民,哪个渡口有过纠纷,心里都有一本账。所以到任不过月余,汉阳的风气便整肃了许多。百姓安居,狱讼稀少,夜里街市上竟能听见更夫悠闲的梆子声。李拔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同知毕竟是佐贰,比不得当知县时独当一面,担子轻了些,似乎可以稍稍舒口气了。
可人闲下来了,心却闲不住。公事之余,他常登黄鹤楼。站在楼上,看大江东去,烟波浩渺,忽然觉得自己的处境,像极了那楼头的浮云——看似高远,其实无根。他写了一首诗:
岁岁年年新复故,功名盖世亦朝露。
只今楼下俯危机,关历升沉知几度。
天高地远愁思多,日日登楼可奈何。
欲追黄鹤无寻处,投笔江中涌碧波。
诗里有失意,有彷徨。同知这位置,要做事,就得往上递条陈;可递上去的方略,上司往往束之高阁。李拔的性子急,见不得拖沓,偏偏佐贰官最忌“越位”。一来二去,他竟被晾在了一边。
这年冬天,朝廷忽然派下一桩苦差,押解五十万两军饷西去。万里之遥,风餐露宿,还要提防盗匪与天气,武官都不愿接。有人劝他:“这差事要命,您托病辞了吧。”李拔说:“报效国家,正在此时。刀山火海尚且不辞,何况走一趟路?”他领了令,日夜兼程,跋山涉水,竟毫发无损地将饷银送到了。朝廷嘉奖一次,记入功册。旁人替他高兴,他自己却淡淡一笑。
清乾隆二十三年春夏,京畿大旱。天子祈雨,颁诏大赦。按照惯例,每逢恩诏,在任官员可以替先人请封。李拔便为祖父母、父母申请了两道诰命。六月,诰命颁下,也算是替门楣添了一点光彩。
到了十月,因赈灾有功,朝廷议擢李拔为知府。恰巧湖北没有空缺,而浙江、福建各缺一府,上命补授福建福宁知府。消息传回汉阳,百姓们又喜又悲——喜的是好官升迁,悲的是从此离去。李拔走的那天,街巷里挤满了人,攀着车辕,卧在道上,哭成一片。士民公推汉阳贡生彭湘怀撰了一篇《汉阳府同知去思碑记》,勒石为念。彭湘怀是乾隆年间有名的诗人,性子耿介,不轻易许人,可他在碑记里这样写道:
公莅斯土,甫期月耳。如治棼然,触手而理;如呼高然,随口而应。慈祥恺悌之隐,不独万众共见,即妇人孺子亦所共知。盖其精诚团结,有在声色之外者。则其去也,如失慈父母,留恋而讴颂之,又何怪焉。
武昌贡生陈宗铭作《循良歌》相送。翰林编修蒋雍植更是推重他的为政之道:“抚字宽恕如慈母,督责严厉如严师。能清其源者,必先自治。忠以立体,恕以致用,法行而不挠,政成而不敝。”
一个同知,任期不过一年,却让一座城市记住了他——这大概就是“循吏”二字的分量罢。



郝孝飞 作



□ 李御
钻进历史版图,去找寻一个个族群的源起、繁衍、兴盛、迁徙、扩散,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一片偌大的土地上,那些贯通南北、跨越东西的古文明遗址,如同璀璨群星散落其间。山顶洞遗址,蓝田遗址,河姆渡遗址,马坝遗址,它们让我们知晓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遇见古遗址,既有旧的认知,当然也会有新的发现。湖北省通城县麦市镇的尧家林遗址,应该归类于后者,据当地人追忆,尧家林的被寻见,仅有40多年。
当我站在尧家林遗址的那一刻,即使用非专业的眼光,也能发现,此地绝对是一块物产丰饶、宜居宜业之地。

幕阜山伸展出的小山脉,将尧家林纳入怀中,三面环山,一片高地在广阔的田畴中,依势突起,虽有年代堆积的可能,但起初地势绝对高于周边农田,总体属亚腰型台地。对于山洪肆虐的山区,抗御水患是选址的首要因素。
一条河流呈半月形环抱遗址,既可灌溉农田,亦可疏浚山洪,还可捕鱼捉虾。
遗址被茂密的茅草与杂树所覆盖,在空隙处,同行的朋友们几乎都瞪大眼睛,睃巡捕捉,企望能找到哪怕一星半点古时遗物。还算有幸,我们其中有人还真捡到了“宝贝”,我也找到了一枚箭尖。当然,更大的器物,肯定在更深的土层中。稍有所获,也算不虚此行。
我在想,古人选择居住地是集智慧而大成。
十年前,我曾寻访过荆门的屈家岭遗址,当年,这里因河运而繁华,形成了贯通豫、鄂、湘、川等地的古文化带。武汉黄陂的盘龙城遗址,我也曾多次专程踏访。一座古城,滋养并勃兴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这方遗址,对南方文化融入以夏商为中心的华夏文明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尧家林遗址亦有异曲同工之妙。遗址位于麦市镇陈塅村与冷段村交界处,距今约4500年至5000年,面积3万多平方米,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考古专家认为,初始的“龙山文化”,后不断向中原与南方延伸,尧家林遗址应为“龙山文化”一脉,又因尧家林地处鄂、湘、赣三省交界之地,与“南越文化”亦有关联。应该说,地理位置的优越,催生了尧家林遗址。
尧家林在沉睡数千年之后,初次被唤醒,应归功于当地村民。上世纪80年代初,村民在犁田耙地时,发现了一些如箭、如刀、如斧的石片,而这些物品有着明显的打磨痕迹,后来又发现了土陶制品,外形还有丝线缠绕的印痕。
县、市文物部门闻讯而至,省城与高校的考古专家也陆续赶来。在现场,发现了古民居屋基、灰坑、灰沟、制陶作坊、墓葬与祭祀区。目前共有300多件文物存放于市、县博物馆。

专家们一致认为,尧家林文化遗址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承接“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南越文化”中极重要的一环,有高校已将尧家林类型纳入考古教科书,新石器时代几种文化类型在鄂南地区有了承联的载体。2002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将尧家林遗址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还列入全省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在尧家林遗址旁,我们见到了当地村委会领导,他们对遗址发现的前前后后,一一道来,如数家珍。溢于言表的愿望是,如何彻底唤醒尧家林,让千年古迹重见天日,完整呈现。而他们现在所能做的,是向上报告,修建遗址围栏,禁止耕种与乱挖乱伐。在未全面开发之前,尽力保护遗址,也是一种无奈与最佳的选择。
远山如黛,碧水长流。此刻,尧家林是静默的。但倏然反转,盛世之年,尧家林也许是躁动的,他肯定会想到让自己的黎民子嗣,能领略他们数千年前的风采。
唤醒尧家林,就是唤醒一段历史,也是掀开史书中的重要一页。


□ 罗漫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西洲曲》是我国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流传极为广泛。长期以来对西洲的所属,学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笔者通过长期的研究认为:西洲在荆楚大地、在鄂东一带。

前人之所以在辨别地理方位上屡屡失误,问题全在于“南塘”这个地名太普通、太宽泛了。因此,某个单独出现的地名南塘,并不能成为判断何处是《西洲曲》原创地的充足理由。以唐五代诗为例,共出现35次南塘,长安、扬州、南昌、襄阳、江陵都有南塘。中唐人羊士谔的《寄江陵韩少尹》就说:“蜀国鱼笺数行字,忆君秋梦过南塘。”温庭筠诗也4次出现南塘,其中一次是《和沈参军招友生观芙蓉池》,出现“楚泽”“湘茎”“楚游”“南塘”的词语,此诗“南塘”在今湖北区域无疑。
在民歌《西洲曲》中,“南风知我意”的南风,就是从江南的南塘吹向江北的西洲。所以,讨论民歌《西洲曲》的南塘,必须要有一个江北的西洲与江南的南塘隔江相望。唐诗中,只有湖北一地既有羊士谔诗的“南塘”,又有温庭筠诗的“南塘”“南楼”和江北“西洲”,实现双证俱全。
从传承证据考察,由魏晋至宋元,诗歌史仅有两首《西洲曲》,民歌《西洲曲》是温诗《西洲曲》的唯一上源,两诗的西洲没有证据分指两地。从创作激情考察,如果温庭筠没有来到民歌《西洲曲》的原创地体验原作情景并提炼新认知,拟作亦即二度创作的驱动力无从产生。从学识功力考察,温庭筠是宰相温彦博之孙,不仅是诗词家,也是学问家。据《新唐书·艺文志》,温庭筠编纂有类书《学海》30卷(今不传)。胸藏“学海”的温庭筠,曾劝宰相令狐绹公“亦宜览古”即多读古书,可见温诗的西洲只能源自古人的西洲。

温诗《西洲曲》,认定西洲就在今天湖北鄂州沿江的斜对岸,即今黄冈市辖区,在西洲可以“遥见武昌楼”,“武昌楼”在温诗中又称“南楼”,“南楼”即江南的楼、“南塘”边的楼。
知名度较高的地名具有较长时间的传承性,温诗有《西陵道士茶歌》《巫山神女庙》,西陵在今宜昌市,可证温庭筠曾由江陵上行峡江。另诗《送人东游》又说“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涉及江陵上下游地名。此外还有两首诗题出现古地名渚宫:《渚宫晚春寄秦地友人》《寄渚宫遗民弘里生》。渚宫是春秋时楚成王在江岸上的离宫,位于今荆州市一带,出现时间比西洲和南塘早得多。这些地名有的如西陵、巫山、汉阳,今天还在广泛使用。有的如南塘、西洲、渚宫,则在温庭筠之后慢慢消失不用了。对“海”量古籍的熟悉,对长江沿岸地名的多次使用,足证温诗“遥见武昌楼”的西洲就是民歌“忆梅下西洲”的西洲,源于温庭筠的亲知亲历。
在农耕文明中,物候极为重要。伯劳鸟夏至鸣,冬至停,成为夏至到来的标志性物候,也是诗中由冬末“折梅”到春天“杏子红”,再到夏天“伯劳飞”“乌桕树”枝繁叶茂的时间延展。时间的线性特征比较容易被识别。难就难在《西洲曲》还有一个谐音系统,比如“莲子”=“怜子”=“爱郎”,在这个谐音系统中伯劳、乌桕承担什么意义呢?从语音学角度考察,长江中游两岸从武汉直至宜昌再到川渝地区和整个西南地区,西南官话的“伯劳”与“白劳”发音无别。“白劳”就是“白费力”“白劳神”。乌“桕”则取依“旧”之意。连起来就是:“夏至”了,但“开门郎不至”,夏至而郎不至,女子的深情思念,又依“旧”“白劳”了。不仅“夏至”“白劳”,直至篇末还是“白劳”。“白劳”之义贯通全篇:“海水梦(méng)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mèng)到西洲。”前一个“梦”指迷蒙不清,后一个“梦”指梦境。梦境终是虚幻的渴望,能否有梦,有梦能否被南风吹到西洲,谁都明白,大概率无法实现。
《西洲曲》的艺术力量,在于优美,更在于叙说生命的美中不足,叙说向往中的感伤,感伤中的依旧向往。
(注:2026年3月9日,笔者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研究南朝经典民歌《西洲曲》的学术文章《系列疑难的追踪与解读》,该文观点在互联网引起热情探讨,探讨主要围绕“西洲在黄冈”还是在湖北之外的其他地区展开。本文是笔者前文观点的拓展和深化。)

爱情万岁,人间值得
——评话剧《人世间》

□ 陈婉清
5月1日、2日晚,话剧《人世间》在湖北剧院精彩上演。舞台上那一场关于周家三代人的悲欢,最终要抵达的不是苦难有多沉重,而是人在沉重里如何仍然把日子过下去。

《人世间》本身带着很强的国民记忆。梁晓声的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电视剧版本也曾热播央视;而话剧版本要做的,是把百万字的岁月、几十年的变迁、无数人的命运,压缩进约180分钟的剧场时间,必须在有限空间内让人物站住、让年代活起来、让观众相信眼前的一切正在发生。
从舞台艺术看,话剧《人世间》最值得称道的,是它让“烟火气”拥有了审美质感。烟火气常常容易被理解成琐碎:做饭、吵架、搓澡、打牌、借钱、搬家、照顾病人等。但在舞台上,琐碎并不低级。恰恰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颗粒,把人物磨出了光。
舞美的设计也在帮助观众进入这种“可触摸的历史”。舞台设置了“检查组”“光字片”“太平胡同”“江堤延伸”等表演区域,并综合灯光、视频、音乐、音响等手段,让现实、回忆与人物内心相互交织。这样的空间处理,避免了年代戏常见的“布景展览感”。
话剧之所以不同于影视,正在于演员与观众共享同一口呼吸。《人世间》的演员需要在短短三个小时里完成从青春到年老、从懵懂到成熟的生命跨度,这对表演提出了很高要求。演员不能只靠化妆变老,更要让眼神、步态、语速、沉默都随岁月变化。
周秉昆是全剧最能承载“人间值得”主题的人物之一。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也不是最聪明、最体面、最会顺势而为的人。他常常吃亏,常常被现实推着走,常常在家庭和时代的夹缝里找自己的位置。但他身上有一种朴素的硬气:我未必能改变世界,但我不能亏待眼前人;我未必能赢得漂亮,但我不能把良心输掉。他对郑娟的爱,是“我知道你在家,我就能安心出门;我回得再晚,家里还有一口热乎的”。这类表达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把爱情从浪漫云端拉回日常地面。
郑娟则像这部戏里最安静的一束光。她受过伤,吃过苦,背负过不该由她背负的命运,可她没有让苦难把自己变成一块冷石头。有人说善良容易被欺负,可郑娟让人看到,善良也可以很有力量。她不是没有伤口,而是有伤口之后仍然不愿把刀递给别人。这样的人站在舞台上,“人间值得”就不再是漂亮话,而有了具体的脸。

在这部戏开头,“爱情万岁”像一声从旧收音机里飘出的召唤,把观众从剧场座位带进年代深处;中段里,它又变成蔡晓光那种带点莽、带点傻、带点可爱的告白——一个人明明经历过等待、迟到和错过,却仍然愿意把心摊开,喊一句“爱情万岁”。到了结尾,这几个字已经不只是男女之情,而变成对人间的总括:亲人之间的牵挂万岁,夫妻之间的搀扶万岁,朋友之间的不散万岁,普通人把日子过下去的倔强万岁。
这句台词也照亮了周秉义与郝冬梅、周父与周母这样的关系。有人把爱情理解成轰轰烈烈,《人世间》偏要告诉你,爱情也可以是几十年的并肩,是清白自守,是彼此成全,是吵了一辈子却仍然惦记对方饿不饿。周父周母的相处带着老一辈的粗粝感,嘴上不甜,心里有数;周秉义和郝冬梅的爱情也不是轻松童话,它夹在身份、责任和时代缝隙里,越克制,越见分量。
周家三代人的故事也让观众重新理解“家”。家不是永远温暖的地方,家也会有偏心、争吵、亏欠、沉默和误伤。但家之所以仍然让人回头,是因为人在最狼狈的时候,总希望还有一扇门愿意为自己开着。《人世间》里的亲情并不完美,正因为不完美才真实。父母会错怪孩子,兄弟姐妹会互相埋怨,夫妻会把最难听的话说给最亲的人。可到了关键时刻,家人又会站出来,哪怕嘴上不饶人,手上仍然递过去一碗饭。这种中国式亲情,有时粗粝,有时笨拙,却常常可靠。
将《人世间》搬上话剧舞台,以周家为圆心,以普通人的命运为半径,画出时代的年轮。那些不能展开的情节,可以交给观众的记忆去补足;那些必须留下的瞬间,则要在舞台上扎深。话剧的力量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用几个准确的瞬间,唤醒观众心里整片生活。

本期主编:农新瑜
制作:余军
审核:柯冬林
湖北日报文化新闻中心出品
(部分图片为AI生成)
-
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