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红成（湖北日报通讯员 解放军某部战士）

2025年底，重庆。歌乐山麓，白公馆。我站在那面五星红旗复制品前。这是一面凭想象缝制的“狱中之旗”，大五角星居于正中，没有确切尺寸记录，绣工粗糙，甚至不合规范。但正是这面“不规范”的旗帜，让所有参观者长久沉默。

三十多年前，中学教室，我第一次在《红岩》中读到它的故事。三十多年后，我以一个重庆市民的身份站在这面旗帜下。中间横亘的，是整个青春——从卾西北小城的课堂，入伍到武汉，再到去年十月履新山城。原来一本少时读过的书，真会像种子一样在命运里潜伏，等某天推开特定的门、踏上特定的土地，倏然破土。从书页到眼前，直线距离不过二十公里，我却用三十多年，走了一个从“精神故乡”到“地理故乡”的圆。

白公馆的讲解员声音平静，听者却难以平静。“小萝卜头”宋振中牺牲时不满九岁，新中国已经成立，只是消息还没传进这口“活棺材”。我想起中学读到这里，在书页边角用力画了一道竖线。那时不懂什么是“黎明前夜”，只是单纯地难过。后来参军、入党，后来再次翻阅《红岩》，那道竖线早已模糊，问题却愈发清晰：在确信黎明将至却不确定自己能否看见的人，如何渡过黑夜？

江姐给出了第一层答案。狱中，敌人将竹签钉入她指尖。她说的那句话，我从中学记到今天：“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中学时只觉提气，觉得英雄就该如此硬气。参军后才慢慢品出这句话的背面——钢铁不是没有痛觉，只是选择了不被疼痛定义。军校几年，体能极限时、学业压力时，我反复想起这双手。十指连心，那种痛楚无需想象，只需克制此刻的松懈就足够体会万分之一。原来钢铁意志不是天生的冷硬，是在剧痛中一寸一寸撑住不塌陷。军人的“服从”，在此刻与信仰的“坚守”同义。

许云峰给出了第二层。他被关在白公馆地牢，双手磨破，指甲脱落，硬生生在岩石上挖出一道暗道。可他没走。他把暗道留给战友，自己从容赴死。中学读到这里，替他惋惜。军校毕业后分到武汉，带兵、抗洪、演习，慢慢懂了：暗道不是逃生口，是交接棒。他把生留给了更年轻的人，像极了训练场上老兵把仅有的干粮塞给你，说“我不饿”。岩石上的血痕，是一个人对时间投下的信任票——他确信自己看不见的明天，会有人替他走进去。这如同军令，一旦下达，便用生命执行。

而我真正理解华子良，是在履新重庆之后。这个在白公馆装疯十五年的老人，整日绕着院子跑圈，特务以为他真疯了。没人知道他在用最笨的办法保存体力、传递情报。十五年。那不是慷慨激昂的牺牲，是沉默的、屈辱的、一天一天熬过去的坚持。比死亡更难的不是赴死，是活着完成使命。

中学时我不喜欢这个角色。直到自己过了三十岁，经历了从军生涯最日常也最磨人的部分——不是每一次任务都惊心动魄，更多时候是重复、是等待、是明知意义遥远仍要日复一日到场。去年十月接到调令来渝，面对陌生城市、全新岗位，某夜无眠，忽然想起这个跑了十五年的老人。原来真正的信仰不只呈现在就义刹那，也呈现在无人喝彩的寻常日子里，呈现在每一次“再跑一圈”的自我命令中。对于军人，阵地不只在战场，也在每一个平凡的哨位。

武汉二十多年，是我距离《红岩》最远也最近的二十多年。说远，因为和平年代的军营没有硝烟。说近，因为某种精神结构惊人相似：纪律、服从、集体、荣誉。入伍第一课，班长说：“这身军装穿上容易，穿好很难。”我那时想起许云峰说的“死亡，对于一个革命者，是多么无用的威胁”——威胁所以无用，是因为他们早已把“我”融进了“我们”。军队教给我的，正是如何完成这个“融”的过程。

1998年8月1日，我时任某舟桥旅战士，随部队参加湖北嘉鱼县簰洲湾抗洪。那天夜里，江水暴涨，堤坝在洪水的咆哮中摇摇欲坠。我们扛着沙袋一趟趟往返，泥水灌进衣领，肩膀磨出血痕。突然，远处传来沉闷的溃口声——大堤垮了。洪水如脱缰的猛兽扑过来，我和战友们被巨浪卷起、抛落，在混沌中拼命抓住一根漂浮的木头。等我被冲到一棵树上，浑身发抖地爬上去，回头已看不见大堤，只听见水声和隐约的呼救。那个夜晚极其漫长。不是怕，是意识到人力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凌晨，救援的冲锋舟找到了我。后来得知，我们一起有多名战友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倒在了黎明前。

那一刻我想到渣滓洞的难友们，他们不知道救援哪天来，甚至不知道有没有救援。他们凭什么相信？后来我想明白了：他们不是“相信救援”，他们是“选择了相信”。就像我们在簰洲湾，不是确信自己一定能活着回去，是选择了守住——这是两回事。前者是希望，后者是信仰。而军人的天职，就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去年十月，我因工作调动来到重庆。车辆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没有一处是我认识的，但每一处都在书里见过。山城依旧。只是当年许云峰们在暗夜行走，而我是在晴空行走。履新，意味着新的“阵地”。我接过的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履新重庆的第二个月，我去了白公馆。这是我谋划多年的“朝圣”，却比想象中平静。没有热泪盈眶，只是在每间囚室、每张照片前站很久。在江姐狱中手迹复制件前，我停步。字迹清秀工整，写着对儿子的嘱托：“若不常写给你，你当体谅我。”没有豪言，是母亲的歉疚。在“狱中八条”展板前，我读了很久。那是烈士用生命写下的最后思考：防止领导成员腐化、重视党员生活作风问题……这些不是文学修辞，是血写的政治交代，是留给后来者最严厉的“军令”。

最触动我的，是那面“想象的红旗”。1949年10月7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入白公馆。狱中难友欢欣鼓舞，却又悲愤——他们看不见真正的五星红旗。罗广斌提议做一面自己的红旗。没有红布，用红绸被面；没有黄布料，用黄草纸剪出五角星；不知道五星如何排列，就把大星放中间，四小星放四角。

站在那面旗前，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信仰”。信仰不是看见了才相信，是相信了终将看见。他们至死没见到真正的国旗，但他们亲手缝制的那面“错误”的旗帜，在七十多年后依然陈列在这里，每年有数百万人来看它。从真理的角度看，它错了。从信仰的角度看，它全对。

离开白公馆，我没有立刻走。在山脚找了块石头坐下，看歌乐山的树。十二月的重庆阴冷，常绿乔木依然蓊郁。我想，所谓传承，不是记住几个名字、背诵几段事迹。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他们不需要被当作神像供奉。他们需要的是被理解——理解一个人何以选择不屈服，理解一群人何以选择共同承受苦难，理解一种精神何以穿越时间仍在发挥作用。

三十多年前，我在中学读《红岩》，在读后感结尾写道：“我要像他们一样。”那时不知道“像他们一样”具体意味着什么。现在知道了：不是要等待被捕、酷刑、就义的机会，而是要在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岗位、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的质地。

参军是信仰的一课。它教我服从、担当、把个人融进集体。军校是信仰的另一课。它教我不怕苦、不怕累、把优秀当作习惯。

武汉二十多年是漫长的实习期。洪水、演习、通宵值班、平凡日子——信仰不是在惊天动地中检验的，是在每一次“再坚持一下”里确认的。

履新重庆是信仰的再出发。去年十月到岗，面对陌生环境、复杂任务，我没有害怕，反而隐隐兴奋。我想起许云峰走进白公馆时的背影，想起江姐走向刑场时的从容。他们不是不害怕，是害怕没有阻止他们向前。

回单位路上，车过嘉陵江。江水浑浊湍急，和长江在朝天门交汇处划出清晰分界线。这是重庆独有的景观：两江交汇，清浊分明却不互溶，并肩奔涌很长一段。我忽然想，《红岩》之于我，或许就是这样一条支流。它不是汇入就消失，而是保持自己的流速和温度，在更宽阔的河道里继续向前。

三十多年前那个在读后感结尾写下豪言壮语的少年，如今是重庆市一名普通党员干部。他没有成为江姐、许云峰，没有机会在生死关头证明信仰。但他有机会——每一天都有机会——在自己的岗位上，活出配得上那面红旗的样子。

从白公馆回到市区，天色已暗。山城灯火次第亮起，长江索道在夜空中缓缓移动。七十多年前，许云峰们在这座城市的暗夜中行走；七十多年后，我在这座城市的灯火中行走。

黑夜没有征服他们。黑夜甚至没有持续太久。而我们这些活在他们用生命换来的黎明里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活成一个比黑夜更暗的影子。作为一名从军三十余年的老兵，作为一名履新重庆的建设者，我接过的不仅是岗位，更是他们未竟的事业。

这不是一篇读后感。这是一个军人、一个党员、一个读者，用三十多年人生，对一本书、一种精神、一份使命，交出的回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