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爱民

当东湖的樱花如火灿烂、似雪怒放的时候，从湖北省作家协会楼上悠悠飘下一朵鲜艳的花瓣——我被批准成为2026年湖北省作协会员。感谢省作协接纳而不嫌弃像我这样的“老家伙”。

歌诗合为事而作：疯狂的少年诗人

年少时，我的第一理想是当大诗人。但理想与现实落差大。我十五岁因贫辍学回乡当农民，大队党支部书记看我家人多劳力少，也看我学习成绩好，照顾让我任联盟大队第二生产队老师，教一二两个年级，16个孩子，复式班，就是“一年级上课二年级做作业、二年级上课一年级做作业”的那种。我没有忘记当大诗人的“第一理想”，也相信“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古训，自加压力起早摸黑背唐诗宋词，也背《古文观止》，还背《汉语成语小词典》，甚至背《新华字典》，跟着村里一个放牛的老先生学写平仄诗，进步比较快，其实也不难，一两年下来也可以“七八上十步成诗”了。

杨林山上题诗联。最早发表的是对联，当队办教师那几年，第二生产队乡亲们每年过年的春联基本上都是我来写，所以我家每年吃年饭总是落在后面，农村吃年饭越早越好，可别人家吃年饭的鞭炮放了好多遍，我还有好几家春联没写完呢。乡亲们之所以请我写，是因为我写的春联结合各家实际而不是照搬照抄。作诗也是小菜一碟，五言七言，随口就来，包括律诗绝句，稍一打磨就出来了。那年区文教助理曾祥秦在“猪屋教室”里听了我的课后很有兴趣地邀我一起到邻近的山河小学去考察，路上要翻过杨林山，经过天妃圣母庙，曾助理问我可不可以用山和庙为题作一首诗或写一副联，我提笔写下一联：

二十年古庙重修，天妃圣母与民同乐

九万里河山一览，江汉平原唯我独尊

略一思考又写了一首诗：

一峰雄峙大江边，拍岸惊涛吞九天。

龙匾千钧吐日月，凤檐万丈入云烟。

凭栏仰读岳阳记，回首沉吟黄鹤篇。

壁上挥毫问圣母，本人何日成诗仙。

当老师有个好处，就是跟学生一样放寒暑假。暑假要参加生产劳动，家里后来分了14亩“责任田”，七八两月正是插秧割谷两头忙的时候。寒假可以利用，秋收冬藏的农闲时节，乡亲们闲不住，就到对江的湖南临湘挖鱼池搞副业挣点过年钱。我也想去弄点碎银子，但我年纪小个子小力气小，搞不了挖鱼池的重活路。我就想了个招，学着毛主席当年在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放假游学的样，也到湖南去游学，顺便见机行事挣点钱。怎么挣钱呢？我找了个渔鼓筒，拍渔鼓化缘，一家家上门，见什么说什么，说得人家高兴就给米给面给鸡蛋，这个功夫是在平日教书的时候训练过来的，“余爱民老师拍渔鼓讨米团子”的佳话早在十里八乡就传开了，可有名啦。我还会抽彩头、算八字、测字、掐时、摸骨、看相，三教流那一套都在行，不是迷信当然也不是科学，是民办老师贫困生活的一点补充、枯燥生活的一种调剂，也是我想成为诗人的一种训练路径，因为这些手艺都建立在随口作诗的基础上。记得在湖南岳阳的山水间行走，每天晚上拍渔鼓讲案3小时能挣15斤大米，每天白天抽彩头算八字测字能挣两三元钱和十几个鸡蛋，加起来比乡亲们“棒劳力”挖鱼池的收入高得多。有天有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跟着我小半天，忽然对我说：“你这人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为啥要干这种叫花子讨米的事呢？”我斜看了他一眼，把渔鼓一拍回应道：“贪爱河山离小家，身背渔鼓走天涯。时人不解此中乐，错把书生当叫花。”

教书时正赶上国家开始重视基础教育，小学民办教师可以考师范，也可以直接“民转公”。我当然要争取进步，可我是个“跛腿”，语文好数学差。第一年参加“民师考师范”的预考，考数学的时候，前面好做的一会儿就做完了，后面难题想破脑壳也解不出来，索性不做了。忽然想写一首诗，灵感一闪，提笔在数学考卷反面写了一首七言：

五年未沾数学边，考卷问我我问天。

红颜本有放翁志，墨笔却无晁错篇。

春夏二十流水去，人生一度白云现。

男儿策马从零起，日夜兼程赶状元。

改卷的时候，数学组的老师发现了这首诗，赶紧拿到语文组去，有个叫何翼翔的柘木中学高中语文老师把这首诗抄下来，回去写在黑板上让同学们“欣赏”，很快传遍全校师生，很快传遍全区教育界，特别是那句“考卷问我我问天”简直就是金句为同学们激赏，也为老师们批评学生引用。

乡村中学撰门联。杨林山上一诗一联，把区文教助理曾祥秦先生给震撼了，回到教育组说是“伯乐发现了千里马”，“破格”推荐我报考荆州师专函授。唯有信任不能辜负，我很争气地成为监利县唯一被录取的小学民办教师身份的“大专函授生”，我的同学们都是县师范毕业生、初中高中老师、公办教师，我例外。但我是监利县第一个在荆州师专函授学报上发表文章的，《孤鹜比落花飞得要高——浅谈王勃与庾信诗句》，应该算是一篇文学评论吧。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后来我就陆续在《中学语文》《语文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似乎我的水平与我在小学教书的地位不相称了，加上我在小学带两门课当班主任根本没有时间参加荆州师专组织的春秋两季函授面授，关键时刻，还是那位发现我的“伯乐”秦助理排除阻力毅然决然把我聘请到中学教书，成为白螺区唯一的“中学雇请老师”。我先后从偏远的官薛中学调到石桥中学，因为我在全区教学比武中拿了第一名、代表全区参加全县教学比武，又被“区域中心中学”白螺中学雇请教毕业班语文，兼任学校“流霞文学社”社长。学校关照给我分了一个能烧火做饭的住房，虽然低矮破旧，我很高兴地写了一副门联贴上去：

诗遇高朋，门缝清风瓦缝月

酒逢知己，井台雏鸭窗台鸡

快哉乐土

对联贴出来那几天，学校所有领导老师，还有区机关干部纷纷前来“参观”。

后来，有一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一首长诗，题目叫《老师，我们应该去哪里？》。正高兴着，忽然被“请”到校长办公室，逼着写检讨，原来是上级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看到了这首诗，很不高兴。我坚决不写，认为写的都是真实情况！领导见我脾气犟，也觉得写检讨这事放在桌上说不过去，就“降格以求”让我写个“说明”好交差，并把纸和笔放在桌上。我拿起笔在纸上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还记得开篇这样写：真是滑稽，想不到，在中国青年报上登一首诗，还要附带写一个说明，要说明就说明，没有什么不可以明说的！

“剧情”反转得很快，白螺镇党办缺一个既能写材料，又能写新闻报道的笔杆子，环顾全镇，只有余爱民在省级和国家级媒体上发表过作品，那就“非余莫属”了。告别三尺讲台，泼天的行政事务如五月柳絮扑面而来，并如一江春水流不尽，只好忍痛“哐当”一声关上了诗人梦，“吱哑哑”地并不十分情愿地开启了另一扇文章的窗。

文章当为人民写：务实的机关文人

抽调到白螺镇党办工作，专职当秘书，主要写文章，写得最多的是工作总结、汇报材料、新闻报道。在写作中，我对写新闻报道更有兴趣，先后被评为全县优秀通讯员、荆州日报优秀通讯员、湖北日报优秀通讯员。我在通讯员培训班上“夸海口”说：当通讯员就要有“四个头”的志向，上头报、登头版、发头条、得头奖。在工作中，我把团委书记这个“兼职”做得更带劲，那叫风生水起、波浪汹涌，全县来此召开现场会，上县多次作典型发言。后来用心写了一篇“不像总结像散文”的工作总结《卒子你大胆地往前拱》，被中国青年报全文刊发。得到有关领导肯定，称赞“湖北的小卒子拱得活拱得好”。多级组织关心培养，工作越发起劲。

借调荆州两年，我把写文章的爱好与团的宣传工作紧密结合，以每周一篇人物通讯的高频率向外推送青年典型。荆州日报办了个社会版，创刊号头版整版刊发我写的《换夫，在妯娌之间》，反映一对年轻妯娌追求爱情敢于冲破世俗偏见换老公的故事。接着刊发《儿打天下老子坐——记全国散打冠军和他父亲开武馆的故事》《大山里藏了个微型上学》《蓝天下不让孤儿再流泪》《我是中国农民》《我塑造了一个千万富翁的大丈夫》《狗日的孙子是汉奸——记一个抗日老英雄和日本孙媳妇的故事》等一系列青年人物通讯，差不多周周都有“大作力作”呈现，不仅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还通过组织申报树立了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先进个人徐永富、全国十佳少年何蓉、全国十佳青年星火带头人龚华程、全国优秀青年李超洪等十多个“国家级典型”。

九八抗洪，诞生了伟大的抗洪精神，也让监利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三个大垸被迫扒口行洪。我是监利报总编辑，带领我的小伙伴们日夜采写在烈日和暴雨下。写的千字散文《十万灾民呼唤救助》发表后，文后账号在一个月之内收到海内外捐赠一千多万元。胡继成是第一个牺牲的青年农民，监利报首编了他的英雄事迹，我给取了个标题《生命的最后一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体隆重而持久地推出，胡继成成为全国著名抗洪英雄。杨书祥在抗洪中献身，我第一时间赶到采访，含着眼泪写成《队长倒在团旗下》，中国青年报头版接近整版推出，并在报眼上刊发评论员文章《青春方阵看头雁》，成为九八抗洪全国第一个牺牲的团干部典型。之后我追踪采访杨书祥的妻子徐燕子，接着写《徐燕子：接过丈夫那面旗》，发在《人民日报》上，并且配发评论员文章《高高举起青年突击队的旗帜》，他们“夫仆妻继接力抗洪”的悲壮故事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还采写了刘幺姑、刘伍子共七位抗洪献身的农民。为时代作文，为英烈立传，用散文和新闻参与伟大的九八抗洪历史大事件，感到欣慰。我因此明白，无论文学还是文章，都要到一线去、到前线去、到火线去，才有担当、才有作为、才有价值，嘲风弄月、无病呻吟的文字不是人民群众所需的，也不是我所要的。

担任监利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天天跟农民群众打交道。一次下基层调查，发现两个农民在打架，一了解是为承包土地的事，一打听，这个镇有100多起土地纠纷，我用“依法依规合情合理”八字办法帮助农民解决矛盾。为解决全县乃至全省更多农民的承包地纠纷，我写了第一篇调研报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成因及解决办法——来自农业大县监利县的调查》，获得时任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监利县委安排我担任县土地延包办主任。两年时间，写了10篇农村调查报告，都被省委批示肯定，后来我被调进省委政研室，写了200余篇调研报告。用群众语言写群众事情，调研报告“长而易读”。

人生求索无穷期：永远走在文学的路上

“文学是比鸟飞得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得还亮的智慧，是我们到了一百岁还忘不掉的信念。”迟子建这话说得真好。六十五年的人生行旅，从村野田埂的泥土芬芳，到省委大院的案牍劳形，每一页都写满农家子弟的酸甜苦辣，每一个脚窝都盛满拼命奋斗的汗水泪水。那些在抗洪一线定格的英雄面孔，那些在调研途中记下的民生热望，都曾是我生命里最鲜活的篇章。想起海明威的话：“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于我而言，文学不是追名逐利的赛场，而是与自我心灵对话的净土，是自享高贵的后花园。就像木心说的“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在干事创业的洪流里，把文学这个藏在心底的“初恋”，悄悄压在了文件堆的最底层。我把那些可以用来吟风弄月、抒怀写志的时光，都献给了调研报告里的精准数据，献给了新闻稿里的鲜活人物。那些曾经在心底滋长的文学麦苗，被干事创业的烦恼痛苦一遍遍碾压，如今春风拂过，终于重新抽出了嫩芽。有人问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干嘛？还抽芽，是抽风吧！我要说，人活着，总得有点兴致吧，文学，就是我迟暮之年里最鲜活的兴致。不图文学还能带给我什么，因为我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快乐。当退休的钟声敲响，喧嚣归于平静，才忽然听见心底那声微弱却执着的呼唤：该拾起那支久违的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