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三大精神 我的红色记忆”“我虽不善书，好书莫如我”

——忆董必武董老爱好书法的事迹

湖北日报通讯员 牛立志

宋朝大文学家、书法家苏轼有两句诗：“我虽不善书，好书莫如我。”苏东坡用这诗句一方面自谦不擅长书法，另一方面却不无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最喜爱书法的人。

董必武董老很欣赏东坡这两句诗。他赞扬说：“喜其造语自然”，还可能是觉得用这诗句来自况也很适合。因此当甘肃省武山县一位喜好书法的医务工作者在一九六三年一月给他寄来几幅书法作品时，为了酬答，董老写了东坡上述诗句回赠这位同志，似乎是想说明自己也是个不善书法，然而却酷爱书法的人。

其实，这第一句“我虽不善书”,并不符合董老的实际情况。他的书法不仅根底厚，功夫深，还具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董老不仅善书，而且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书法家。

第二句“好书莫如我”，则比较符合他的实际。作为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董老，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革命舍生忘死，东奔西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工作之余的有限的时间里，他往往是做两件事：读书和写字。读书、写字是他的两大爱好。他孜孜不倦写字数十年，很少间断。工作忙，挤时间写；年纪大，坚持写；建国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体衰多病，更是要写。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住他写字，像这样持之以恒逐日完成写字功课到八十高龄以上的人，确实不多。

他生活俭朴，吃穿用都随随便便，把节余下来的生活费用于买书，买碑帖。他把这些心爱的碑帖装满了两个大书柜，放在卧室里。一部部碑帖经他亲手整理，夹着他亲笔写的名签，井然有序地放在他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的地方。遇到夜半睡眠不好的时候，不必惊动他人，一起身就可以浏览这些心爱的名家书法作品。一九七五年，他逝世后，这些碑帖连同他的大量藏书，已遵照他生前的意愿，全部献给了国家。

请看，用“好书莫如我”作为对他的评话，难道不是十分恰当的么？

回忆起董老爱好书法、坚持写字的一些情景，总不由得使人感到一种榜样的力量，一种推动人前进、鼓舞人向上的力量。

董老写字非常勤奋。

古语云：锲而舍之，枯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董老写字之所以有成就，决不是凭着什么天才，完全是靠着他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勤奋。

他小时候，在父亲和叔父的严格教育下（父叔都是读书人，分别是清朝科举时代的增生、禀生），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暑气蒸腾，每天坚持刻苦练字。“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功夫不负有心人，董老在少年时期字就写得不错了。一九〇五年当他十七岁进考场时，他的考卷除了内容充实、文笔清丽之外，字体也刚劲有力，挥洒流畅，给了考官很好的印象，使他顺利地考中了秀才。一九一〇年当他以最优等五名中的第一名毕业于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时．他写的字也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同声嘉许。这当然是他师承前人、刻苦临摹、勤奋练习的结果。

以后在他投身革命的漫长岁月里，尽管工作繁忙，任务紧迫，没有什么空闲时间，但只要条件允许，他也力争尽可能不荒废写字的功课。就是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中，他的马褡子里也装着笔、墨、砚，每当宿营时，他不顾行军的疲劳困顿，在沿途不少墙壁上大笔书写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的标语。这样，既进行了宣传，同时又完成了写字的功课，真是一举两得。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周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董老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各地领导白区工作时，在国民党军警宪特的重重包围下，犹如战斗、生活在刀剑丛中。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他也没有停止写字。从保存下来的一九四三年一月他的一篇日记残稿中，可以看到，他在每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用于写寸楷三小时，也就是每天要用半小时写字。

全国解放，他进了北京，担负起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虽然年纪一天天老了，身体一天天差了，而生活却比过去战争时期安定多了，时间也的过去更有保证，所以他写字就越发勤奋。挤时间坚持写字，成了他的一条学习和生活准则。即使是外出视察、开会或休息都不例外。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当他七十二岁在广州养病时，写信给子女说：“……这次离京是养病，每天除看报外，写寸楷六十四个，小楷一百四十四了，……总不让日子白白过去。在他遗留下来的一叠写满大楷的纸张中，最后一页有一空白上写道：“一九六九年二月养病广州，写千字文一遍，日写一百廿字大摺，最后剩的四十字，用大楷则一纸不足，改用较小楷书写完余白。特记其始末。今日写楷大小一百六十字。二月十一日，八三老人记。”董老写字勤奋，于此可见一斑。

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他写下的大量大、中．小楷的墨迹。可惜的是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尽管只剩了一小部分，数量也还不少。这一叠叠、一本本、一张张被墨汁浸透、写满遒劲挺拔毛笔字的各种各样的纸，表明他为写字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

平时，他常把毛笔的铜笔帽装在衣袋里．走路、坐车或休息时，习惯地把笔帽掏出来，像运笔一样用手握着，在空中划来划去，藉以加强手指和手腕运笔的力量。他有一张照片，拍摄于海滨的沙滩上；从照片可以看到他正用手杖在沙上写字。

在十年法劫中，他的心情很坏，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尽管胸中怀着对国家、人民和革命前途的无限忧虑，他也不时提笔写字，直到卧床不起。

董老写字十分节约。他认为一纸一笔，都是劳动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位同志在董老领导下工作过几年。他回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有一次当他收拾整理文娱室时，发现了一叠纸，每张纸的正面和反面，甚至每一行的空隙，都写满了核桃般大小的毛笔字。这一张张纸黑乎乎的，好像是浸到墨汁里又拿出来晒干似的，他发现这是董老练毛笔字的成绩。经过三十多年后，这位同志对董老写字节约的精神仍然记忆犹新，至今谈起来仍是感叹不止。

建国以后，董老写字常用旧报纸。这本来已是“废物利用”了，但他还是按照多年习惯把正反两面都写满，直到一张张旧报纸都被照样“充分利用”以后才扔掉。令人遗憾的是，这大量经他写了字的旧报纸（既是他留下的墨宝，又能体现他的节约精神），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每当提起这件事，在董老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就感到极其惋惜和追悔莫及。

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物力极其艰难。他找到一块有机玻璃用来写字。写满以后，就用水冲洗，用抹布擦干重新再写。他为自己找到这么一个节约的办法感到十分高兴。

有时他也从商店里买回小学生的大字练习本写字。当然，照老规矩每一本都要写满最后一页才算完。绝不能剩下一些空页不写就丢掉，这仍是他一贯严格遵循的“物尽其用”的原则，决不浪费人民用血汗创造的劳动成果，哪怕是一篇一页，一点一滴。

他自然也很爱惜他的毛笔。每写完字都要把笔洗刷干净倒插在笔筒内晾干。遇有毛笔开胶掉头，就用早备好的自己庭院内桃树分泌的桃胶把笔头粘好，用细线缠牢，继续使用。这样一支笔总能用好长时间。女儿见到后不以为然地说：“买一支毛笔才用几个钱，何必费事去缠它？”董老说：“当然一支笔不用多少钱，可是我少买一支，别人不是可以多买一支，社会财富，大家都要爱惜呀！”

董老写字极为认真。

北京解放前，华北各解放区在一九四八年已连成一片，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币制也统一了。董老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同志们请他为新发行的人民币题“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当时他的工作非常忙，但仍是不辞烦劳、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反复写了不少遍，直到同志们从中选出比较满意的一张为止。

一九七四年夏天，在他逝世前的八个月，北京西单商场的同志请他给商场题名。这时他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由于患了癌症（当时尚未发现和诊断）身体已很虚弱，又正当炎热的伏天，他反复写了三、四遍都不满意，不是认为这个字的间架不好，就是觉得那个字的竖划不直。要不是同志们看他太累，劝他停笔，他肯定还要写下去。如果没有平日勤奋的练习，没有日积月累的功夫，换另一位象他一样年高体病的人，这字怕是根本写不成的。

自全国解放到他逝世前的二十多年中，他应许多同志、许多单位的殷切请求，不惮烦劳地为大家写过大量的题词、题诗、题字。对这样的事，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题字的内容要反复认真地考虑，墨要反复认真地研磨，字要一遍又一遍反复认真地写。有时在写成寄出以后，感到某个字写得不成功、不满意，还要重新写过，重新寄去。这一方面表明他对对方的尊重，一方面也说明他做事的认真。

董老有一位侄女在武汉当中学教员，在他的鼓励督促下，也习起字来，并写信向伯父请教，临摹什么字帖为好。董老给侄女寄去欧阳询《九成宫》字帖一本，同时写信指出字帖的编后有错误。信中说：“···编后说‘唐朝末期的书法家有孙过庭、柳公权等’，孙过庭书谱署垂拱二年，垂拱是武则天年号，孙过庭应和李邕的时代差不多，不应列在唐朝末期。”他在信中还指出：编后说元朝书法家闻名者仅赵孟頫一人，这是不对的，与赵孟頫同时闻名的还有鲜于枢、邓文源等人，虞集、康里巙的书法也都是元代的佼佼者。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认真求实精神。他既然推荐了这本字帖，就要对它负责。即使是粗心大意的人可能根本不看的“编后”，有了错误，也一定要认真负责地做出更正。

他要求身边工作的警卫员、公务员、司机以及他的子侄等都要练习写字，努力掌握这个对于每个人工作、学习都是必不可缺的基本功。他教他们从怎样磨墨、怎样握笔开始。他布置他们认真抄写列宁著作《共青团的任务》，使大家既练了字，又学习了政治理论。

他在指导同志们写字时，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有一个同志写字不下功夫，他批评道：“你写的字我看了很不舒服。有睡着的，有坐着的，有躺着的，就是没有站着的。”同时有耐心指点说：“中国字是正方形，要写好，就要掌握平正匀熟的要领。”另一个同志练字比较认真，他鼓励说：“你的笔姿很好，但笔力不够，要在笔力上下功夫。”

他督促夫人何莲芝同志写字也是很严格的，要求她常练字，给她也规定了写字的功课。何莲芝同志有时由于忙工作或家务事坚持得不够好，即便停了，董老也还督促她再捡起来。她就这样时断时续地坚持写字多年。一九八〇年二月当她患癌症逝世后，在她抽屉里还发现她在病中写的不少张寸楷。

董老提倡写字不怕下功夫。他给年轻人讲王羲之刻苦习字的故事，讲浙江天台山传说中王羲之的墨池，从王羲之有讲到赵子昂，反复讲天才出自勤奋的道理。他向女儿楚青阐述自己对写字的见解和体会：自己写字从来不怕下功夫，不走轻巧的路因此专门练楷体字。他还说过：写楷书要注意每一笔、每一划。间架、笔力一有不到之处，很容易看出来，因此写楷书要比写行书、草书费力。他喜欢写楷书，就是喜欢干费力不讨好的事。其实这不仅是他对写字、对书法的见解和态度，他的为人、他的一生，也是这样。一件工作，只要对革命有益，不管它是否困难，也不管它是否容易被人发现和称赞，他都努力去做。对苏东坡的另外两句诗，他也很喜欢：“我似老牛鞭不动，后推前挽总蹒跚。”老牛耕地是费力的，但他并未想到要让人称赞，只是默默地做着应该做的事。

在他逝世前一年的一九七四年，他曾连续多次写“群言堂”三个大字的横幅送给有关同志，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这是正是“家长制”“封建特权”“独断专行”“一言堂”等极端不民主的作风猖獗盛行的时候，他强烈呼吁赶快改变和纠正这种状况。群言堂群言堂！群言堂！这无异于向人们大声疾呼：不要搞一言堂！要发扬民主！他这时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啊！

现在，他离开我们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巨大变化，我们党的事业正在发展向前。当我们回忆起董老在写字方面，其实也是在他一生的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勤奋、节约、认真、诲人不倦、忧国忧民等可贵的精神时，越发感到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个人的生命总有一天要结束，但他的精神可以永垂不朽。董老就是这样。让我们从他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财富中吸取营养，为建设现代化的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吧！

【藏者后记】

一次机缘巧合，我于武汉收藏市场获赠一份牛立志前辈撰写的《“我虽不善书，好书莫如我”——忆董老爱好书法的事迹》手稿。此手稿为1982年《忆董老》第二辑的撰稿，我已珍藏多年。今年恰逢董必武诞辰 140 周年，我便萌生出将其编辑整理的想法。

未曾想，在编辑过程中，我被牛立志前辈细腻笔触所描绘的董老与书法相伴一生的动人图景深深打动。于是，我一气呵成，完成了 25 页花脸稿的编辑工作。随后，我迅速查阅 1982年《忆董老》第二辑，发现书中并未收录这篇文章。进一步查找后，我又发现该文章从未公开发表过。

今年，正值董必武诞辰140周年，牛立志前辈也已96岁高龄。发表这篇文章，是我们表达对董老与牛立志前辈敬仰之情的方式。想来牛立志前辈不会怪罪，于是，在未征得牛立志前辈同意的情况下，我便迫不及待地投递了稿件。作为红安人，我内心实在不想错过这个纪念董老的时机。

本想写一篇读后感悟，但置身于牛立志老前辈如泣如诉、如敬如思、如影如现的情境之中，我早已泪眼婆娑。此刻，心中除了敬仰，还是敬仰。惟愿董老的精神不朽、情怀永续！

珍藏者：来德胜

单位：湖北红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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