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巴东信陵镇的老城，县委会、政府招待所、物价局宿舍楼里，前后住了二十三年。后来搬到西壤坡的水利局宿舍，又住了十八年。每当回忆这座古镇，心头涌上的，总是苦与甜交织的滋味。它像是被时光劈成了两半，一半沉在江底，一半立在岸边，各自印着不同的故事。
信陵镇是座有年头的古镇，算起来，得有一千二百多年了。史书上说，北宋名相寇准，年轻那会儿初入仕途，就是在这儿当的县令。那时的县衙，还在江北一个叫旧县坪的地方。寇准到任后，发现那儿常年受滑坡、泥石流的侵扰，不是长久之计，便力排众议，硬是把县衙迁到了江南。那地方背靠着金山，是块狭长的台地，他给起了个名，叫“信陵郡”。自那以后，巴东作为万里长江入鄂的“第一县”，有了“鄂渝咽喉”之称，它的命运，也似乎和这位以刚直著称的臣子绑在了一起。
古镇依着山，傍着水，地势使然。一千多年过去了，它到底没挣脱“扁担街”的宿命——一条主街，从这头到那头，窄窄长长。清晨，江雾漫上来，石阶湿漉漉的，一级一级隐在雾里。两岸的吊脚楼，高高低低，挤挤挨挨，木头的纹理被岁月和江水浸润得发黑。站在江边，仿佛还能听见千年来的桨声、帆影，还有那穿透江雾的川江号子。古镇静默着，看商旅往来，听悲欢起落，把巴楚之地的沧桑与繁华，都默默收进了它青石板路的缝隙里，收进了每一片黛瓦的阴影下。那份沉默的厚重里，似乎总浸着几分寇公日后“正气塞乾坤”的凛然。
然而，时代的浪头打过来，比峡江里最急的漩涡还要汹涌。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在信陵镇工作。那时，一个注定要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消息，已经像低气压一样，沉沉地罩在古镇上空——为修建三峡工程，这座千年古镇，连同它脚下的一切，将永沉江底。
告别，是悲壮的，也是必然的。那些最后的日子，老街巷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空气里有灰尘，有炊烟，还有淡淡的离愁。我见过街坊们一遍遍擦拭门楣上早已褪色的旧匾，那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婴儿的脸。我见过上年纪的老人，坐在自家门槛上，长久地望着那被几代人脚板磨得溜光的木楼梯，眼神空茫茫的，仿佛要把每一道纹路都刻进脑子里。最难忘的，是那些守着祖屋和田园，迟迟不愿签搬迁协议的移民。他们不是不讲理，只是那“舍”字，有千斤重。
记得给火焰石一组即将迁往潜江的乡亲们饯行。一位姓田的老伯，拉着我的手，指着身后一排白墙灰瓦的屋子，声音哽在喉咙里：“同志，你看，这房子，是我爷爷手上起的坯，我父亲加盖的瓦，到我手里，才里外粉刷齐整……还有那果园，”他转头望向坡上，眼圈红了，“刚挂果两年，正当时呢……怎舍得哟！”
他抬起粗糙的手，抹了把脸，努力想显得平静些：“可国家要建大工程，这是天大的事。我们晓得，小家得顾大家。” 那话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朴素的懂得，和最深沉的不舍。他们的眼泪，不是简单的怀旧，更像是一场庄严的仪式，是与祖辈血脉扎根的这片土地，作最后的揖别。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随着蓄水日期一天天逼近，江边的动静大了起来。推土机的轰鸣昼夜不停，敲打拆卸的叮当声、偶尔的爆破声，取代了往日扁担街的市井喧嚣。尘土漫天飞扬，一栋栋熟悉的吊脚楼、木板屋，在烟尘中缓缓倾颓，化为瓦砾。我那时参与移民搬迁的工作，身处一线，见过各式各样的艰难。有人拉着我们的手，哭诉几代人的不易；有人沉默地对抗，用各种理由拖延；更有极端者，以性命相胁，只为能多留几日。
面对这些，我们这些基层工作者，心里也像打翻了五味瓶。看着老街消亡，哪有不动容的？那不仅是房子，那是许多人的根。可我们更清楚肩上的担子。千年古镇的沉没，是为了换取下游万千百姓的安澜，是为了一个民族更宏大的梦想。心中的那份悸动，除了伤感，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见证一段历史被郑重翻页的复杂心绪。
古镇沉入水底，“扁担街”成为记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一座崭新的城市，必须在原来的土地上方，找到它生根的地方。
县城最初迁到了黄土坡。可谁曾想，经过详细的地质勘探，那里被判定为古滑坡体，存在隐患。于是，不得不再次搬迁，最终选址在五公里外的西壤坡。一切从头再来，这是第二次大动干戈的“再造”。那几年，整个巴东仿佛一个巨大的工地。县直机关先动，居民随后安置在云沱、西五路等地。机器轰鸣，塔吊林立，日夜不休。
短短数年间，奇迹发生了。一座崭新的巴东县城，从曾经的荒坡台地上拔地而起。它不再是那个紧紧贴在峭壁上、道路崎岖、灾害频发的旧山城。宽阔笔直的街道，规划有序的街区，崭新的学校、医院（许多带着首都北京的深情援建）、公园、广场……现代城市该有的一切，这里迅速生长出来。街面干净整洁，楼房明亮崭新，充满了向上的朝气。
但这“新”，远不止是面貌。旧城的生活，带着浓厚的农耕与码头文明印记，缓慢、亲昵，街坊邻居端着饭碗都能串门，却也难免闭塞。新城则像被打开了任督二脉。一座大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将信陵镇、官渡口、东壤口连成一片。它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设施，迅速成为周边区域真正的中心。物流、信息流、人流在此交汇，节奏快了，视野开了。特别是这些年，地方政府打起“旅游牌”，神农溪、巴人河等老牌景区与新开发的巫峡口、神农湖等景点相得益彰；曾经滑坡的黄土坡，建成了地质遗址公园；无源洞打造成了“仙雨谷”景区；穿山隧道贯通，十多分钟就能到火车站……巴东，这个曾经“老、少、边、穷、库”的标签重重的山区县，正变得活力四射，成了长江边上整洁、繁荣的年轻城市。
今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回巴东过年。正月初四，儿子提议，带他爷爷去巫峡口景区看看。我们站在大面山的观景台上，凭栏远眺。
眼前是万顷平湖，烟波浩渺，碧绿的江水安静地铺向远方，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鳞光。观光览车沿着索道徐徐攀升，将游客送往更高的观景处。儿子指着山下新城的一片楼宇说，他的母校“巴一中”变了模样，老房子没了，只剩操场还在。爱人接过话，说从前她们的巴东宾馆，现在仅剩一片绿油油的菜园。
我望着那一片浩瀚的、沉默的江水，久久出神。水面之下，是寇准可能踏过的青石板，是祖辈们吆喝着买卖的扁担街，是我工作多年的老物价局、信陵镇、水利局宿舍楼的旧址，是田老伯家屋后刚挂果的果园……那里，沉睡着我的前半生，一个被永恒凝固的、水下的故乡。
而水面之上，是眼前这座充满生机的新城，是车水马龙，是游人如织，是孩子们在新的广场上奔跑嬉笑。那里，安放着我父母和许多乡亲的晚年，也寄托着像我儿子这一代巴东人的未来。
父亲也望着远方，喃喃道：“那边，凉水寺，以前常去开会。” 他的话，把我从恍惚中拉回。是啊，这就是今天的巴东。它的时空，被这一泓江水，划分得如此清晰，又联结得如此紧密。水下，是厚重的过往与乡愁；水上，是明亮的现实与希望。它们一暗一明，如同一条河的两岸，共同构成了这片土地完整的图谱，也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乃至几代巴东人，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世界。
我们失去了一个具体的、可以触摸、可以闻见的物理故乡。老屋的门槛、街角的青苔、空气里混杂的江水与炊烟的味道，都留在了百米之下的江底。但有时我想，我们或许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更广阔、更坚韧的精神故乡。
老信陵镇并没有真的消失。它化进了当地人的方言俚语里，化成了餐馆中那一口熟悉的、麻辣鲜香的滋味，化成了老邻居们茶余饭后，总要提起的“水下那些事儿”。它成了一种集体记忆，一种文化基因，在新城的血脉里默默流淌，默默传承。
时间过得真快。退休后，我离开巴东，在异乡生活也近十年了。可无论走到哪里，信陵古镇的模样，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浮上心头。那座古镇，如今确确实实有了两重印记：一重在静谧的江底，沉着千年的重量和无尽的乡愁；另一重在灿烂的阳光下，立着时代的朝气和无边的未来。
它们，一沉一浮，一旧一新，如同长江之水，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涌而来，途经此地，打了个深深的回旋，留下一段沉没的过往，然后，又携着新的故事与力量，浩荡东去，终将汇入那片名为“明天”的、壮阔海洋。这沉没与新生，这告别与迎接，这厚重的乡愁与明亮的展望，就这样，在峡江之畔，共同谱写了一曲关于故乡的、深沉而昂扬的变奏。而这曲子的每一个音符，都深深印在像我一样的巴东人心里，一生不忘。
田德普，土家族，湖北巴东人，历任县委办公室秘书科秘书，绿葱坡区副区长，县政府招待所所长，县政府秘书科科长，官渡区区长、官渡口镇党委书记，县物价局副局长，信陵镇镇长、党委书记，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县统战部副部长、对台办主任，县政协民族宗教法制联谊委员会主任。四十载从政岁月，公务之余，喜爱文学。常以文字为舟，载悲欢离合，记人间烟火。现退休归家，拾得闲适光阴，文字如旧友，岁月似清茶。慢煮生活，细品余年。巴东县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