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三大精神 我的红色记忆”从大别山放牛娃到国防部长——读《秦基伟回忆录》

湖北日报通讯员袁锋

拜读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秦基伟回忆录》这本书，使和平年代的我大受教益。全书共十八章，共28万字，讲述了解放前一个农村娃参加红军、参加革命，寻找革命救国的道路，然后一步步成长为新中国的国防部长的心路历程，看完后，令人感慨万千。

秦基伟，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秦罗庄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监护连排长，总部手枪营连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三十一军第二七四团团长。1935年任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第四局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秦赖游击支队司令员。1939年起晋冀豫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1941年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1947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总队司令员。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五军军长。参加邯郸、郑州、淮海、渡江、广东、广西、西南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军长。1951年任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五军军长。1953年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起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73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75年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198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7年2月2日在北京逝世。

建国35周年国庆大阅兵上的秦基伟将军

记述之一：参加黄麻起义

1927年秋，我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豫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机会穿上“马克思鞋”，却毫不含糊的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扛着一根红缨枪，跟着本村农会的乡亲们，赶到了首集的七里坪。我已经记不清是谁负责指挥我们了。只记得暴动的口令是“暴动，夺取黄安城！”暴动的口号是“暴动杀尽土豪劣绅！暴动夺取政权，组成农民政府！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武汉政府！农民革命万岁！”当天夜里，我们从七里坪出发，经打鼓岭、火连畈。直达城北三里岗。沿途人山人海，刀枪林立。到了十四日天快亮了的时候，我们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起义军已将黄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李先念、詹才芳、吴焕先、王树声等人率领群众，四面出击。当时的情况，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天快亮了的时候，总指挥潘汝忠和吴光浩指挥部队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30余支，活捉县知事贺守忠、司法委员会王治平，还有改组委员会的三个人以及十几名土豪劣绅，收缴一大批钱钞物资。后来由于敌人援兵压境，起义军处决了贺守忠、王治平等人，退回了大后方七里坪。

这次参加黄麻起义，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外面的世界一下子打开了。革命，不再是街谈巷议，也不再是凭空想象。我不仅亲眼看见了，而且亲身参加了。回到七里坪后，我那份热情再也冷不下来了。当时已成立了鄂东革命委员会，县里还成立农民协会。有位姓曹的先生，后来知道是共产党员曹学楷在台上对群众宣传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交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者被土劣贪官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天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是证明我们革命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

这一席话，说得真好。我觉得他真的说到我心坎里了。对于革命，对于武装斗争。我有了真实的感性认识。不久，黄麻特委将参加暴动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编为中国革命鄂东军。我因为年龄太小，未能正式参军，就留下当自卫队员，在土豪劣绅时，维持大会秩序，喝令地主老财，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督促他们为参加斗争群众烧开水。为了表示革命的坚决性，我把剩下的一两张土地契约，拿到农会当众烧掉。为了革命，我什么都可以不要。那一阵子，我们干得好开心。可是我们哪里知道，在秦罗庄千里之外，一块阴险的乌云，正在慢慢的向我们移动。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急忙调兵遣将，积极策划对黄麻起义军的军事进攻，企图消灭鄂东军，扼杀刚刚诞生的的红色力量。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鄂东军撤出黄安，转战木兰山地区。黄安县城被敌人占领了。起义军转移之后，黄安麻城人民又遭殃。敌人向起义地区疯狂反扑，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纷纷返乡，勾结国民党军，重建各级反动政权和反革命武装，进行“清乡剿共”。他们不仅要抓共产党员，还大抓“共产党嫌疑分子”。事实上，他们追捕杀掉的“嫌疑分子”比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多得多。七里坪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也是根据地，敌人认为这是“匪区”、“没有一个好人”，见人就捉，由土豪劣绅随意指认，而且不需要审判，一句“看你不像好人”就能作为杀人的依据。我不仅参加过“黄麻起义”，而且是自卫队员，自然也是敌人要捉要杀的对象。田地是没法种了，家也不能回了，成天东躲西藏，夜里就往山上跑，带着铺盖、蓑衣，选个荒岗坟地，倒头就睡。到一九二八年底，七里、紫云、仙居等地都建立赤卫队，县里成立了赤卫大队，赵赐吾担任大队长。我也在本村参加了赤卫队。赤卫队比自卫队又进了一步，不单纯是自卫性质，还要主动出击，寻机打击敌人，消灭反动民团。这几年，通过接触革命，并参加一系列武装斗争，我知道了穷人要想过上富日子，就必须拿起武器去斗争。这期间，鄂东军先是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一九二九年年春，原师长吴光浩牺牲。由中央军委派到大别山的徐向前接替指挥。这年六月，国民党反动军队罗霖部和土匪联合起来“会剿”红三十一师，徐向前指挥两个大队，发起反击，接连五战，毙敌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活捉并处决了反动派的红枪头目戴五爷。与此同时，我们七里坪和周围的赤卫队也对罗霖部队和夏斗寅师补充团展开了广泛的袭扰活动，使敌军食不成、睡不稳，疲惫不堪，没过两天、不战自退。

记述之二：刘、邓对我的教诲

我在太行军区工作的时间不长，参加的战斗也不算多，但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戎马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由分区司令员到太行军区司令员，从此便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战斗，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战术思想，不管是做人还是作战，都得到了他们更多的教益和培养。二、有过去的地方游击战争为主逐步过渡到指挥大部队作战，为以后指挥野战军开展运动战、攻坚战、阵地战，提供了技术准备。

刘邓大军，如今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称谓了，也不仅是指一支特定的部队。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科学领域里，它还是一种现象。有人这样说过：刘邓、刘邓，百战百胜。对此，我个人有许多体会。刘伯承同志是驰名中外的军事家，它不仅指挥实战功勋卓著，有极高的军事理论造诣，同时他又是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同志是著名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伟大的军事家。刘邓在一起工作，彼此自觉支持，配合得浑然一体。在他们手下为将当兵，个人的智慧和才干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我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最初遇到的问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问题，困惑的不仅是我们，当时在相当高阶层的认识都不是很统一，有些部队因此甚至吃了大亏。但是，刘邓高瞻远瞩，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毛泽东同志的“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领会的极为准确深刻。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还在延安参加整风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发来电报，命令我们加强战备，防止内战。刘邓首长一天也没放松对打内战的警惕。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刘邓首长全力以赴指挥了上党战役，为和谈撑腰。跟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可以说枪杆子里面出发言权。上党战役结束，刘邓首长就召集直属机关干部大会，揭露蒋介石假谈真打，玩弄反革命两手的阴谋，号召部队加紧训练，加强备战，以革命的两手准备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九四六年六月，刘邓组织晋冀鲁豫军区练兵会，实际上就是反内战的预先号令。刘伯承同志的那三枪，充分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敌斗争的敏感性，对于我们这些生长于战争长于战争的老兵来说，不啻是一堂触及灵魂的政治课。后来实践证明，谁做好了打仗的思想准备，谁的仗就打得主动。由战争转入暂时的和平，再由暂时的和平转入大规模的战争，在至关重要的转折关头，就看谁能认清形势，抓住契机，这一点，刘邓首长是英明的。

革命战争有其自身的特点，它要求军事指挥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因此，刘邓首长在给我们下达作战任务时，不仅教给我们巧妙的战术，同时非常强调各级指挥员必须熟知整个战场形势乃至全国形势，这样才能对自身的任务有一个完整的理解，战斗过程中不会拘泥于一胜一负、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会机械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俯瞰整个战场。从而认清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以有利于全局发展为原则，决定自己的行动。在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过渡中，我们先后出击平汉线，参加平汉战役，破袭正太线，转战汤溪，反攻豫北，所有战役都是在刘邓首长全局一盘棋里运转。而刘邓首长指挥的这一片广阔的战场，则是全国一盘棋里举足轻重的一着。在蒋介石公开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刘邓首长反复强调晋冀鲁豫是东西南北都可以开辟战场的“四战之地”，号召部队不要辜负“四战之军”的光荣使命，为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尽自己做大的努力。当时，蒋介石首要的战略目标是抢占平津，夺取东北。这就需要打通平汉路，而处于战线中央的晋冀鲁豫部队恰好首当其冲。刘邓首长指出，卡住津浦、平汉、同蒲三条铁路，就会使东北敌人陷于孤立。立即发起平汉战役，不断可以歼灭北进之敌，而且有利于粉碎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邓小平同志指示部队所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要集中意志，大部分人还要亲临前线参战，务必保证关系全局的平汉战役全胜。由于刘邓首长全神贯注指挥，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全歼敌两个军，争取了敌一个军并一个纵队的战场起义，取得了解放战争初期第二个重大战役的胜利。

在刘邓的指挥下战斗，就是站在全局中战斗。同时，在刘邓指挥下战斗，又是运用战术战斗。刘邓的战术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刘伯承同志根据多年的战斗经验，把对作战行动最有影响的五个要素——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之为“五行”，并常常告诫我们“五行不定，输的干干净净”。熟知“五行”，是取胜先决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是否就必然胜利了呢？那还不一定，同一种战斗，有千种万种打法，也可能有千种万种结局，如何选择最佳方案，怎样打出最理想的效果，那就要看艺术了。在刘邓手下为将，草莽英雄是不受欢迎的，要求我们必须讲究战术，以智慧弥补兵力和装备劣势，以奇谋方略克敌制胜。同样是伏击战，但在不同情况下，有的伏其救者，有的伏其退者，有的是“引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口袋战术，有的是“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的是“围师不阙”，“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同样是围点打援，有的是虚张声势，攻城是假，打援是真。有的则真围真打，既夺城又打援。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击”，鄄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飞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凡此种种，例不胜举，说明刘邓对兵法谋略运用自如。

我们在刘邓的指挥下，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学习战术。出击平汉线我们大造声势，采用先声夺人的办法，使敌人产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恐慌心理，敲山震虎，打掉一个，吓跑一群。因此，连战连捷，势如破竹。汤溪战役我们先打一个剥皮战围攻鹤壁，引诱汤阴之敌出援，“伏其救者”。而在豫北反击战中，刘邓则指挥我们围攻汤阴，吸引王仲廉主力北上，并以小部敌队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刘邓首长不仅教育我们以清醒的政治头脑把握战争的全局，不仅教我们运用战术，对于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其他方面也给与许多关怀与爱护。他们在战场是威严的，在生活中是慈祥的、温暖的。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在太行山期间，曾经挨过刘司令员两次批评，批得我心服口服，甚至可以说批得痛快。第一次是在豫北反击战期间。那时战争条件艰苦，我们太行军区一方面要参加作战，同时还要组织民兵民工支前。因为有好几个纵队参战，部队供给保障也由太行军区负责。军区政委李雪峰同志是晋冀鲁豫地区的党委书记，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军区的作战指挥和党政军后的主要领导工作落在我的肩上，昼夜没法休息。起先想眯盹一会儿都没工夫，后来有空隙了能睡了反倒睡不着，高度紧张，严重失眠。记不清是在哪次战斗中缴获了一点白面（海洛因），一个参谋给我找了一点，纸烟往下嗑一嗑，上面灌点白面，点火一吸，还真管用，精神面貌马上就不一样了。就这么件事，不知怎么让刘司令员知道了？他把我叫去谈话，并没有单刀直入地批评我，而是旁敲侧击地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原来有一个同事，方方面面都是不错的，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太劳累了，抽上了鸦片，开始还只是为提提神。但后来上瘾了，不能自拔，抽到最后，身体垮了，意志也衰退了。”刘司令员这几句话，和风细雨，不显山不露水，语调慈祥得像个老妈妈，却重锤敲在我的心上。我明白了司令员的良苦用心。当即表示：“请司令员放心，我再也不抽了。”我说话是算话的，自从刘司令员找我谈过话后，我连海洛因的边也没再沾过。

还有一次，是在行军中过一座桥。我骑的那匹骡子，看起来膘肥体壮，平时也是耀武扬武，但那天怪了，它就是不敢上桥。首长的战马都是经过挑选的，理应模范带头，但这匹骡子竟表现得如此怯懦，我实在生气。我让马夫在前面硬牵，我在后面掏出了手枪。“叭”我朝天放了一枪，它吓了一跳，赶紧往前蹿了一步。“叭”我又放了一枪，它又往前跳一跳。那时候我三十刚出头，年轻，虽然是领导近万人的司令员，但又难免闹点恶作剧，我就这么一枪枪的放，骡子就一步一步往前跳，一直跳到河对岸。没想到，这件事当天就传到了刘司令员的耳朵里，他又把我叫了去。这一次，批评的相对严肃些。“你呀你秦基伟，你那个游击习气什么时候能改掉啊？这么大个司令员，怎么能跟牲口作对，开枪吓骡子，亏你想得出来，像小孩似的，让战士们怎么看你这个司令员？”我说当时只觉得好玩，没想那么多。现在我知道了这样做影响形象，以后一定注意。刘伯承司令员这才宽厚的笑了。

记述之三：话说上甘岭

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它山高地之争最终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战役，由最初的营、连战斗，磁石般地吸引双方的力量，最后我十五军全军投入，并加强了十二军部分部队参战；敌人方面参战总兵力6万人以上，可见该战役牵引力之大。战役刚刚开始时，朝鲜其他战场上还有一些战斗，等上甘岭战役进入高潮，其他战斗几乎都告暂停，上甘岭就像一根敏感的神经末梢，动一动，疼全身，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片面积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后有人说上甘岭战役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是“朝鲜战场的淮海战役”，这些话是有一定根据的。下面，我谈谈对上甘岭战役的认识。在上甘岭战役之前，我们也判断出敌人在九月间会发动秋季攻势，估计要从日本调来骑一师，汇合已经同我们交手的部队，大约有四五个师的兵力，向我发动战役进攻。至于攻势重点，我们分析最大的的可能在44师正面（平康方向），企图夺取西方山、斗流峰。那里地形平坦，不宜布阵，易守难攻，一旦突破，机械化部队可长驱直入，我全军防线都将为之牵动，战斗持续时间可达20天至一个月。我们估计敌人重点进攻五圣山的可能性小，因为五圣山地势险峻，便于我军防守，如果敌人将攻势重点放在五圣山，就必须从日本调动力量，只凭在朝力量是不够的。而且，在五圣山这样的防御阵地上，我们也比较容易粉碎敌人的进攻。因此，我们虽然在五圣山一线做了防御准备。到了九月下旬，敌人在日本的部队尚无调动迹象，而我军在整个朝鲜战线上发动了一连串的的战术反击，我们估计敌人大规模战役进攻的可能性不存在了，于是，对以下两种情况产生了忽视和错觉：一、敌人于八月底在五圣山前大举进攻。我们没有引起特别注意，认为这种准备有虚假成分，敌不至于在五圣山前大举进攻。二、在上甘岭战役发起的八天，也就是十月六日，韩二师三十二团二营一名上士向我军投降，供出三十二团要配合美军在十月八日进攻。因为美七师在西方山正面虎视眈眈，所以我们估计敌人进攻可能在西方山，命令四十四师加强准备，严阵以待。也考虑到五圣山当面韩军做些配合行动，但认为规模不会太大，所以只令四十五师一三五团做了一般准备，仍然没有作战役性的防御准备。出于错觉和判断失误，我们的精力仍集中在反击注字洞南山，结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赢得了战斗发起的突然性。我军在十四日战斗开始时没能回过手来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从而拉长了战斗的持续时间。战役时间拉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敌人在战斗中边打边补缺乏足够认识。敌人，特别是韩军，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员和军官，可以源源补充。韩二师在战斗开始前有1.2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惨重，经过不断补充，到战役结束，还有1.1万余人，可以说屡打不少。由于我们对敌人边打边补的力量估计不足，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周内，我军虽伤亡大，但看到敌人的伤亡更大。便认为不久就要收兵。特别是阵地被敌人占领后，脑子发热，想一巴掌把他打下去。所以我对崔建功师长讲了那样的话，打不下来不要回来见我。我这句话放出去不要紧，下面脑子更热，一股血气上来就拼命，增大了伤亡。当然，打了一阵，冷静下来一想，发觉不对，敌人拉的架势很大，不是一下就能收场的，要稳住阵脚，同敌人打持久战。二十五日在道德洞召开作战会议，一是决心打，二是研究怎么打，三是打成什么样？心里都有了数，兵力作了调整，后勤保障有了加强。可以说，是这次会议决定了上甘岭战役的最佳结果。较之国内外大的攻防战役，上甘岭战役是比较特殊的，它的特殊性在于：一、集中大量军队使用于很小的地区。按作战建制部队计算，在3.7平方公里的地区内，敌人先后直接投入战斗的兵力就有6万人，我方直接投入战斗的兵力4.3万人。这样的兵力密度，是近代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整个朝鲜战争的兵力动员规模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仅次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法战争日俄战争。而上甘岭战役的兵力密度，不仅比朝鲜战争一至五次战役大得多，而且也是其他四大战争中任何战役所没有的。另外，在双方的背后，各有一支庞大的保障和配合队伍，近200万兵力助战。二、炮兵在战役中的作用增大。此战役中，敌军投入轻重火炮共1600多门，我军轻重火炮也有500多门。“联合国军”还动用了3000架次飞机和170辆坦克。弹药的消耗成了天文数字。仅敌人一方就向上甘岭两个小山头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多枚炸弹，最多一天搞大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6发。每平方米土地要承受76发炮弹的袭击。如果历史的比较一下，这个数字触目惊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北法登陆后的一个月中，创造了共计发射炮弹58万发的记录，以日计算的话每天有2万发，而其散布面积长达1.5万公里。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为了攻占硫磺岛，使用活力最猛的那天，也只有3万发。在上甘岭战役中，我们在装备上虽然不能同敌人比，但在精气神上，绝不示弱，全力以赴东拼西凑，也先后发射了40万发炮弹，在单位火力密度上也创造了自己作战的最高记录。敌人说：“打炮像下雨，连小石头也躲不过。”表面工事被摧毁了，草木被打光了，坑道被打短了，山头的岩石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昏天黑地、硝烟缭绕，如此炮火密度，古今中外罕见。战役最后胜负，炮兵起了很大作用。三、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器材。四、作战持续时间长。上甘岭地区作战从战术性的规模，持续了43天。战斗是敌人挑起的，但发展成战役规模，还打不打，怎么打，就不是他们说了算的。到了最后，敌人几乎是被迫的硬着头皮往“无底洞”里填，我军的坑道筑城则显示了坚韧的持续力。

上甘岭战役的意义，我有几点认识：上甘岭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军事打击。美七师、韩二师均被我打残废了，不得不把美二十五师和已经被我痛打得不堪一击的韩九师换上来。这样，敌人在朝鲜战场上就处于更大的被动状况，将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对峙，更加有效稳定北纬三十八度线上，并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从政治角度讲，上甘岭战役紧张阶段，美国正在大选，广大选民十分厌恶这场战争。尤其是上甘岭战役，使美军越陷越深，仆从国欲退不能，美国内怨声四起。当然，也有人在上甘岭战役中占了便宜，这个人便是艾森豪威尔。艾氏在发表竞选演说时宣布，如果他能当选总统，他的政府将将优先结束朝鲜战争，并说：“只有如此，我才能最好地学会如何在和平的事业中为美国人民服务，我将前往朝鲜。”这一番娓娓动听的许诺，立即博的美国人民的喝彩，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呼声顿时上涨。从一定意义上说，上甘岭战役帮助了艾森豪威尔，给了他一个“射门”的机会，使他关键时刻猛踢一脚，进了漂亮的一球。

上甘岭战役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胜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胜利，是志愿军司令部、兵团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的胜利。五次战役后，我们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零敲牛皮糖”，不断地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时间。毛主席的这个指示通过实践证明是英明的，特别是在一九五二年以后，朝鲜战场不断成排、成连、成营的歼灭敌人，不仅从实力上削弱了敌人，更从心理上震慑了敌人。为上甘岭战役取得全胜奠定了基础。在上甘岭战役过程中，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始终对战争进展密切关注，不断发来电报，进行战役指导，对我将士给予了巨大鼓励和鞭策。志愿军司令部和兵团直接调兵遣将，全力支援上甘岭，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和信心。

二、一切参战部队发扬了高度的团结战斗精神，表现了特殊的英勇顽强与视死如归的的革命精神，造成了为国争光慷慨赴死的壮烈气氛。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等人的壮举，不仅使敌魂惊，就是在我军战史上，这样的行为也不多见。他们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伟大气魄，在战斗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发扬了勇敢和智慧相结合的作风，作战技巧出神入化。献身精神一往无前。有如此奋不顾身浴血奋战的将士，敌人焉有不败之理。以后，南韩国防部编写的《韩国战争史》第三卷《对峙中期》一书中，把上甘岭战役称之为“摊牌计划”，自称受挫，并承认中共十五军防御意志坚韧不拔，因此三角高地战役始终没有进展，反而使中共军队打成漂亮仗而自豪。

大量炮兵参战，炮火准确猛烈，为上甘岭战役胜利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在朝鲜战场上我军的武器装备仍处于相当的劣势，但从志愿军司令部到兵团乃至军、师，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将炮兵集中使用于上甘岭战场。而且，凡参战部队炮兵均组织得较好，快、准、狠，不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协调也十分满意。正如毛主席在论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指出的那样：“在十月中，敌人曾以两个半师兵力向金化以北上甘岭的3平方公里的我军阵地连续攻击，直打到十一月底，敌人伤亡两万多人，每天发弹两万多发，有时多至30万发，每天出动坦克、飞机助阵，但两个阵地仍在我军手中，敌人未能夺取寸土。由于阵地战斗这样激烈，敌我的炮火尽量集中。我歼敌一个连，平均每天需集中30多门炮，消耗炮弹近万发。过去三个月中，我军已消耗炮弹240万发。今年秋季作战，我军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作战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要素。”

四、坚固和完善的的坑道体系，是保证上甘岭持久防御从而制胜的重要条件。我军担任平、金、淮地区防御任务之后，首先树立了正确的防御指导思想，进行了大规模筑城作业，建设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上甘岭战役中，坑道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保住了有生力量，削弱了敌人火力优势。客观上使我与敌在装备上的高度悬殊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从而为我挫败和战胜敌人提供了物质基础。战役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坚固的坑道工事做依托，在敌人以绝对优势火力对我实施疯狂的、持续的、旷世罕见的猛烈轰击下，要夺取战役的最终胜利，将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其次，坑道工事也为我长期固守和与敌反复争夺创造有利条件。即使我表面阵地被敌占领，部队也仍能坚守坑道，从坑道不断以小分队主动出击，零碎敲打的收拾敌人，如坐火山之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利用坑道囤积了大量粮弹，从而保证坑道分队的生存，不仅大量消耗阵前之敌，也为最后的反攻储备了有生力量。

五、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以十五军第四十五、二十九师为主体，各兄弟部队配合参战的结果。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第十二军的参战，是取得上甘岭作战最后胜利的保证。十二军是在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当时，十五军的二梯队已经拉上去了，敌人又调来了韩九师三个团，韩二师集中最后力量，加上美军空降一八七团、埃色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等投入战斗，597.9高地的战斗发展到决战阶段。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李德生同志的到来，三十一师投入战斗，使我们更加增强了取得战役全胜的的信心。可以说，十二军部队的参战，保障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这次战役，虽然最初主要投入了四十五师，但在我十五军内部，也是密切配合，情同手足，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略举一二。

为了有力支援上甘岭作战，坚守西方山、斗牛峰得四十四师部队，一方面严阵以待，一方面积极出击。师长向守志同志说，敌人在东边打，我们在西边打；敌人打我上甘岭两个山头，我们也打敌人几个山头，这是对上甘岭的积极配合，也是对四十五师的最好支援。十月六日，一三零团一举攻占上佳山无名高地，全歼美七师一个加强排，此后敌以一个营的兵力同我反复争夺，但上佳山始终为我控制，在上甘岭战役异常激烈时期，牵动了敌人的神经。一三二团以391高地与敌反复争夺，为了达到牵制目的，他们忽而放弃阵地，让敌蜂拥而至，忽而飞兵奇袭，将敌大量杀伤，再唿哨撤离。如此这般，在一个多月的反复争夺战中，他们三进三出南峰，前后共歼敌3800余人，创造了成建制歼灭敌一个团的范例，有人把这种战法喻为“玩猴术”——我依托北峰，遥控南峰，恰似一条绳子套住敌人的脖子，使它无法脱身，既站不住脚，又走不掉，只能蹦跶。

除上佳山和391高地战斗外，还有381东北无名高地战斗等，四十四师部队寻机而出，遇敌便打，西方山的枪炮声热辣辣的温暖了五圣山我四十五师部队的心。除了战斗上的配合以外，四十四师还先后派出两个慰问团，往五圣山上送菜送弹药。

在上甘岭战役中，十五军的另一支精锐二十九师，发扬了无私品格和无畏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共同作战。根据兵力部署的要求，他们以一个团配属四十四师，坚守西方山，以两个团配合四十五师，后又配合三十一师战斗在上甘岭。当战役处于最艰苦阶段时，他们把上万斤萝卜、西红柿送到四十五师；在大反击前，师政委王新亲自率领两个营，把几万发炮弹和手榴弹送上五圣山。他们可以说是我十五军的一支没有机械化的部队，哪里情况紧急，哪里需要，他们就飞驰哪里。一句话，没有兄弟部队的伴奏，上甘岭的锣鼓就不会敲得这么动听。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还仰仗于后勤保障有力。上甘岭战役越打越大，其他战线上就相对安静下来，整个朝鲜都在看着上甘岭打。所以我们要什么，上级给什么。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同志亲自抓上甘岭的后勤保障，二分部全力以赴，使我十五军“兵马壮、粮弹足”，战役过程中的粮弹供应，满足了战斗所需要的大量消耗。运输部队在敌火下昼夜不停的前运弹药、后转伤员，是战役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上甘岭战役中，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援和鼓舞。给我们的火炮，有许多是祖国亲人捐献的。当时我国还处于困难时期，父老乡亲们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抠出一点钱，支援我们打仗。战斗紧张时，祖国慰问团来到我军，带来了祖国人民的关怀。物资力量是可贵的，精神力量更可贵，它时时在鼓励并警示我们前方的同志，身后是祖国，背后就是亲人，为了祖国的安宁，亲人的幸福，就是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忍受，再大的牺牲，我们也绝不能后退。战役中，朝鲜人民踊跃支前，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在支前的队伍里，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妇女，其中有一个21岁的姑娘叫石吉荣，是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在支前中，她的左腿被美军飞机炸断了，康复出院后不能运送弹药伤员，便在转运伤员的路边设了一个茶水站，自己拄着拐杖给伤员送水喂水，每天早晨顶着月亮开始，晚上顶着星星收工，一直干了40多天。还有一个叫李春实的姑娘，因为担架队只要男同志，他便同另外3个姑娘女扮男装，自己做了一副担架，到火线指挥所抬伤员。在许许多多支前事迹中，最让人难忘的，还是朴在根老人。我们干部战士，都喊他阿爸基，他的确是一位很好的阿巴基。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带头参加了担架队，抢运伤员，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精心护理我们的伤员。一次，担架队遇上了敌人空袭，周围都是炸弹，躲避不及，朴在根毫不犹豫的扑在伤员身上。伤员保住了，扑在跟老人却被弹片穿透背部，后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光荣牺牲。还有一位被称为“志愿军的妈妈”的老人咸在福，50多岁了。战争爆发后，她的老伴、儿子、儿媳先后为战争捐躯。她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孙女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伤员转运站，凡从她家里转运的伤员，都受到她悉心的照料和无微不至的护理，那种慈母般的温情，是身处异国又负伤带疾的战士无比感动，可以说伤痛先从精神上被治好一半。正是有了以上诸多因素，才有了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敌人的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这话不一定准确，但是，在上甘岭战役中，我们所体现的“不怕牺牲、艰苦顽强、友爱团结、机制灵活”的战斗精神，尤其是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的确使敌人大为震惊。我们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群体啊！列火烧身纹丝不动直至牺牲的有，以胸膛堵枪眼的有，抱着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有，用身体给战友挡枪架的有，把生的希望无私的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坦然留给自己的也有，灼伤了西方人的视野。对于中国人，他们应该重新认识了，也必须刮目相看了。

1984年10月1日，我第一次认识秦基伟是在张店公社喻畈村袁李家生产队看的黑白电视机上。那一年，生产队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爸爸叫上我一起去看电视，说：“国庆大阅兵”于是，我和爸爸一起来到了水平哥（生产队长）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站在检阅车上检阅三军，时任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将军站在阅兵车上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报告：“军委主席，庆祝建国35周年，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秦基伟。”秦基伟将军用这句地道的红安方言说出这一句话，声音洪亮响彻云霄，从此，这句红安方言传遍神州大地。这就是我认识的红安籍将军秦基伟的最初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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