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三大精神 我的红色记忆”这里，承载着民族的耻辱与荣光

——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堂前的沉思

湖北日报通讯员 曾宪华

2026年1月16日，我趁参加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报到后的空隙，怀揣着一份沉甸甸的敬意与难以言喻的心绪，专程由武昌乘地铁至汉口中山公园，循着历史的足迹，走向西北角胜利广场边那座承载着民族耻辱与荣光的建筑——受降堂。

踩着光洁的游步道，脚下发出步履的细微声响，仿佛是历史在低声呜咽，又像是先烈在轻声诉说。远处游人的嬉笑与街头隐约的喧闹渐渐淡去，唯有风穿过枯枝的呼啸，将我的思绪拉回八十余年前那段烽火连天、山河破碎的岁月。

这座砖木结构的单层厅堂静静矗立着，白墙灰瓦在冬日灰蒙蒙的天光下显得格外肃穆。檐角尖端垂着欲滴未滴的水珠，仿佛是历史未曾干涸的泪水。指尖抚过粗糙厚重的墙面下，仿佛还能触到战火灼烧的余温与英雄们滚烫的鲜血。谁曾想，这座如今静谧安然的建筑，前身竟是日伪汉口市市长张仁蠡为纪念其父张之洞所建的张公祠。1945年9月18日，就在这里，中国战区华中总受降官孙蔚如上将端坐堂中，神情威严；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侵华日军，低着头，解下佩刀，颤抖着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那一刻，积压在中华民族心头的屈辱与悲愤，终于随着笔尖的落下烟消云散。堂前不远处，那方汉白玉“受降碑”历经八十余年的风雨侵蚀，碑身上孙蔚如将军亲笔题写的碑文依旧清晰可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短短三十余字，却重如千钧，镌刻着一个民族浴火重生的尊严，也铭刻着侵略者不可饶恕的罪孽。

我站立于受降堂前，冬日的清冷让历史的轮廓愈发清晰，对日寇的刻骨憎恨在我胸中汹涌翻腾，几乎要冲破胸膛。1938年10月，日军的铁蹄踏破江城防线，汉口、武昌、汉阳相继沦陷，一场长达七年的黑暗统治就此开始。日军入城之初，便露出了狰狞的獠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将这座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繁华都市，变成了人间炼狱。在江汉关旁的长江边，他们将捕获的手无寸铁的军民强行驱至冰冷的江水中，架起机枪瞄准射杀，江水被鲜血染成暗红，漂浮的尸体让江面失去了往日的平静；龙王庙、王家巷一带被日军纵火焚烧，烈焰三天三夜不熄，昔日鳞次栉比的商铺和民居化为一片焦土，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皮肉与草木的味道；就连相对安全的租界区也未能幸免，避难的难民被强行驱逐，妇女惨遭蹂躏，男子无端被屠戮，汉口街头尸横满地，哀鸿遍野，每一寸土地都在哭泣。

受降堂内，陈列的史料照片与文物让我的心一次次被刺痛。一张照片上，日军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屠刀，脸上挂着狰狞的狂笑，而他们面前，是一位倒在血泊中、双眼圆睁的老者，眼中满是不甘与绝望；另一张照片里，被炸毁的家园断壁残垣，一个衣衫褴褛的孩童坐在废墟上，抱着死去的母亲放声痛哭，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仿佛穿越了时空，在我耳边回荡。据汉口市政府战后调查，仅汉口市就有93630名民众在日军的暴行中伤亡，1630人失踪，而那些全家罹难、无从查访的冤魂，更是不计其数。日军不仅在肉体上摧残中国人民，还在精神上进行压迫，他们推行奴化教育，强迫民众学习日语，篡改历史，企图磨灭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记忆。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在武汉设立慰安所，将无数中国妇女沦为性奴隶，受尽折磨与屈辱。这些侵略者的暴行，早已超越了人性的底线，成为刻在中华民族骨血里永不磨灭的伤痛。这份憎恨，不是狭隘的民族偏见，而是对正义的坚守，对生命的敬畏，它穿越八十余年的时光，依旧在每个有良知的国人心中激荡，提醒着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段黑暗的历史。

然而，黑暗从未吞噬江城的骨气，也从未压垮中华民族的意志。就在日寇铁蹄肆虐、国家危亡之际，新四军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毅然插进敌人的后方，成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华中人民的长城”。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这支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英雄部队，从成立之初就肩负起了抗击日寇、保卫家国的历史重任，而武汉，这座见证了他们诞生与成长的城市，也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武汉保卫战打响后，新四军更是主动请缨，在华中敌后战场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与正面战场形成犄角之势，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兵力，为武汉保卫战的坚持与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站在受降堂内陈列的新四军战士群像前，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他们浴血奋战的身影。在安合公路沿线，新四军江北部队的战士们冒着冬日的刺骨寒风，趁着夜色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他们手持简陋的工具，在冰冷的铁轨上钻孔、在公路上挖坑，击毁日军百余辆汽车，毁坏桥梁九十余座，让日军的军需补给陷入瘫痪；在大别山的密林里，战士们身着单薄的军装，忍饥挨饿，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与灵活的游击战术，与装备精良的敌人周旋，他们白天隐藏在山洞中，夜晚便偷袭日军据点，用手榴弹、步枪这些简单的武器，给敌人造成了沉重打击；在南京近郊的雨花台，新四军战士奇袭日军阵地，兵锋直指敌人的指挥中枢，迫使日军不得不抽调兵力回防，从而减轻了武汉正面战场的压力。

我仿佛看到，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一名年轻的新四军战士身中数弹，却依旧死死抱住日军的腿，不让敌人前进，直到战友们冲上来将敌人歼灭；我仿佛看到，在雪地里，几名新四军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主动吸引日军火力，在弹尽粮绝后，他们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我仿佛看到，在后方医院里，受伤的战士们忍着剧痛，咬着牙关，拒绝使用麻药进行手术，只为了能节省下有限的药品给更需要的战友。抗战期间，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俘日伪军12.42万余人，自身却付出了8万余人伤亡的巨大代价，团职以上烈士就有350人之多。他们中有稚气未脱的青年，有告别妻儿的丈夫，有放下锄头的农民，有满腹经纶的学生，却都怀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抛头颅、洒热血。受降堂内陈列的新四军战士黑白照片上，他们坚毅的目光穿越时空，依旧散发着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份不畏强敌、顽强拼搏、舍生取义的精神，让我肃然起敬，热泪盈眶。

武汉保卫战，离不开新四军的敌后牵制与浴血奋战，更离不开武汉人民的全力支援与众志成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这座英雄的城市展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用自己的无私奉献与勇敢无畏，汇聚成了抗击日寇的磅礴力量，与新四军战士们并肩作战，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尊严。1938年7月，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支援武汉会战，一场声势浩大的献金活动在武汉掀起热潮。在六座固定的献金台前，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五十多万民众踊跃参与，捐款高达100多万法币。白发苍苍的老人颤巍巍地从怀中掏出用手帕层层包裹的毕生积蓄，含泪说道：“孩子们，拿着这些钱，多买些子弹，把鬼子赶出去！”；贫苦的车夫们拉了一天的车，汗水浸湿了衣衫，却将一天的血汗钱悉数投入献金柜，他们说：“我们苦点累点不算什么，只要能打胜仗，能过上太平日子就好”；稚嫩的孩童们在父母的带领下，把母亲给的百家锁、父亲给的零花钱送到工作人员手中，用清脆的声音说：“我也要为抗战出力”；妇女们纷纷摘下心爱的耳环、戒指、手镯，这些凝聚着她们心血的首饰，此刻都成了抗击日寇的武器；流亡的青年学生们在献金台旁摆起了擦鞋摊，把每一分收入都捐献出来；文艺界人士举行献金公演，将演出所得分文不留地支援前线；就连在汉的外国朋友与华侨，也被武汉人民的爱国热情所感染，纷纷伸出援手，为保卫武汉贡献力量。

在汉阳的兵工厂里，工人们夜以继日地赶制武器，机床的轰鸣声与前线的枪炮声遥相呼应。他们吃着粗茶淡饭，住着简陋的工棚，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在长江的码头边，搬运工们冒着日军的轰炸与扫射，将一批批粮食、药品、武器装备装上船只，送往抗日前线。他们中有的人不幸被炸弹击中，倒在血泊中，身边的工友们没有退缩，而是擦干眼泪，继续完成未竟的工作，用肩膀扛起了前线的希望；在乡村的田地里，农民们把仅有的粮食节省下来，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秘密通道送到新四军手中。他们说：“战士们在前线打仗，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在城市的街巷里，无数普通市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他们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救下一个又一个伤员，为战士们洗衣做饭、包扎伤口。

我想起了史料中记载的那个武汉妇人，她的丈夫在前线牺牲后，没有沉溺于悲痛，而是擦干眼泪，带着年幼的儿子加入了支前队伍。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战士们烧水、做饭、缝补衣物，晚上还要照顾受伤的伤员，日复一日，毫无怨言。有人问她累不累，她笑着说：“只要能把鬼子赶走，让孩子们过上太平日子，再累我也心甘情愿”；我想起了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学生军，他们放下书本，走出课堂，有的参军入伍奔赴前线，有的深入乡村、工厂开展抗日宣传，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着爱国誓言。他们在街头巷尾张贴传单，举行演讲，向民众讲述抗战的重要性，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我想起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的地下工作者，他们隐姓埋名，深入敌人内部，用智慧和勇气获取日军的军事机密，为新四军的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持。正是这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众志成城、无私奉献，让武汉成为了一座日军久攻不克的“钢铁之城”，也让新四军在敌后战场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支持，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日军曾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却在武汉保卫战中遭遇了重创，近四万名日军被毙伤，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而新四军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从改编时的一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三十万余人，成为了日军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9月18日，这个曾铭刻着国耻的日子，在汉口中山公园的受降堂内，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这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是光明对黑暗的战胜，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最好见证。当冈部直三郎解下佩刀，低头递交投降书的那一刻，受降堂外，武汉市民扶老携幼，摩肩接踵，欢呼声、掌声响彻云霄，那是一个民族重获尊严的喜悦，是对英雄儿女流血牺牲的最好告慰。

冬日的阳光透过受降堂的窗棂，照亮了馆内陈列的每一件文物。生锈的步枪上还残留着硝烟的痕迹，残破的军装上缝补的针脚密密麻麻，泛黄的书信上字迹工整，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国的热爱与对胜利的渴望。这些无声的文物，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诉说着新四军战士与武汉人民的英勇与无畏。公园内的树木虽已落叶，但枝头的嫩芽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春天的绽放。就像当年的中国，在经历了战火的摧残后，依然能够顽强地站起来，走向复兴。站在受降堂前，我心中的憎恨渐渐化为前行的动力，对英雄的敬佩成为了坚守的信念。那些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牺牲的新四军战士，那些为抗战胜利而无私奉献的武汉人民，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缅怀。

冬风渐歇，阳光变得温暖起来，透过树梢洒在受降堂的屋顶上，为这座肃穆的建筑增添了一丝暖意。我缓缓走过受降堂前的胜利广场，每一步都仿佛踏在历史的脉络上。这座见证了耻辱与荣耀的建筑，就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老人，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惜和平；缅怀先烈，不是为了沉溺悲痛，而是为了汲取力量。离开中山公园时，我再次回望那座静静矗立的受降堂，心中百感交集。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此次参加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的会议，并有幸通过为研究会理事，这一平台，能够让我与各位专家学者、教授老师共同探讨新四军精神的时代价值，更让我深刻体会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四军将士用生命铸就的“铁军精神”——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战斗作风、无私的奉献精神、紧密的军民联系，不仅是抗战历史的宝贵财富，更是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的强大动力。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和平的阳光洒满江城，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也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长江大桥横跨南北，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但我们不能忘记，这和平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家强大，才能免受外来侵略；我们更不能忘记，爱国主义是永恒的主题，只有传承和弘扬革命先烈的精神，才能让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带着这份铭记与缅怀，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勇前行，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这盛世，如先烈所愿；这山河，永远无恙。而新四军精神，也将如长江之水，奔流不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奋进，守护着这片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土地，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让和平的光芒永远照耀着中华大地。

【作者简介】曾宪华，男，1963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退休前为罗田县胜利文化分馆负责人，现为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理事、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曾在《中国作家》、《中国文化报》、《文学报》、《作家生活报》、《春风》、《新村》等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100余篇，获得过6次省以上奖励，其戏剧作品《明皇赔情》由罗田县黄梅戏剧团上演获湖北省首届黄梅戏艺术节金奖。1995年后专注于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与传播，有30余篇专文在全国红色文化专业媒体和红色文化研讨会上发表与交流。受聘为罗田县政协文史专员、罗田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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