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的薄冰映着冬日，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在静谧中透出思想的热度。这里，全球数学智慧交汇碰撞。

近日，一位从湖北麻城走出的青年学者，接连迎来学术高光时刻：先是在第十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摘得被誉为“华人菲尔兹奖”的ICCM金奖，随后其独立完成的重量级论文在世界顶尖数学期刊《数学年刊》上线发表。

袁新意接受湖北日报专访。(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曹雯摄)

他是袁新意——昔日的国际奥数金牌得主，北大数学“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如今，他深耕于数论的前沿交叉领域，并已受邀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报告。

载誉归京次日，他在未名湖畔的研究室里，与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分享了一段从大别山到数学巅峰的思考之旅。以下是访谈全文：

■ 关于获奖

袁新意在第十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领奖。（受访者供图）

湖北日报：祝贺您获得有“华人菲尔兹奖”之称的ICCM数学奖金奖。获奖时您有何感想？这对您未来的职业生涯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袁新意：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ICCM的金奖。对我们数学研究者而言，自己的工作能够得到同行的广泛认可，是一件非常重要、也令人欣慰的事。这个奖项不仅是对过去研究的肯定，在精神上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将激励我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继续探索。

湖北日报：能否请您向读者介绍一下此次获奖的主要研究工作？

袁新意在第十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领奖（受访者供图）

袁新意：这次获奖主要因为在数论中的一致莫德尔猜想方面做出突破。平时我主要研究丢番图方程与Arakelov几何。可以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考虑一个分数——也是有理数——它的五次方加一，何时等于另一个分数的平方？这本身就是一个丢番图方程。有些分数满足这个条件，有些不满足。早先的莫德尔猜想指出，满足条件的分数只有有限个，这一猜想已由德国数学家法尔廷斯证明。

而我的工作，是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不仅知道它是有限个，还想知道它具体有多少个。比如会不会有上百万个？我的研究旨在给出这类解的数量上界，建立一个不等式来刻画它的范围。这大致就是我这次获奖成果的核心内容。

■我对回国的决定从未后悔过

湖北日报：您是本届三位获得金奖的学者中唯一一位在国内从事研究的。2020年初，您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的副教授终身教职回国，是什么促使您作出这样的决定？回国6年了，您觉得这个决定是否正确？

袁新意2018年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课（受访者供图）

袁新意：回国工作，始终是许多海外华人学者的心愿。对我而言，这个想法一直存在。之所以下定决心，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国内科研环境显著提升，无论是在政策支持、工作条件还是学术氛围上，都已具备很好的基础；另一个直接的推动力是家庭——2017年我父母先后住院做手术，那时我就意识到，我应该回到他们身边。现在他们时常在北京和我同住，也能方便地回湖北老家，这让我很安心。

回首这六年，我觉得回国是正确的决定。无论是从家庭生活还是学术发展来看，一切都越来越顺利。祖国的快速发展是实实在在的。记得2003年我刚到美国读博时，中国在国际视野中仍是一个“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但不到二十年，尤其是在2017年前后，中国已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变化，作为亲历者，我感到非常自豪。

今天，我们依然在向前发展。对我个人而言，能在这样的时代回国投身于科研与教学，是一段值得珍惜的经历。

湖北日报：近年来，在选择研究地点时，海外尤其是华人数学家群体是否呈现出一些新趋势？

袁新意：确实能看到一个积极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数学家，甚至是非华裔的科学家，愿意选择来中国从事研究工作。我认为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首先是中国各级政府和高校、科研机构对基础研究给予了持续且有力的支持；其次，国内提供的科研待遇与生活条件已具备相当竞争力；再者，国内的学术氛围日益开放、活跃，形成了有利于深入思考和交流的合作环境。

袁新意在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受访者供图）

湖北日报：当前国内数学研究的整体氛围与研究条件如何？

袁新意在北京大学授课。（受访者供图）

袁新意：总体来看，国内的研究条件和学术氛围都在持续向好，提升的势头很明显。

就条件而言，尤其是物质待遇方面，国内为杰出学者提供的支持已与欧美国家处于可比水平。比如薪酬待遇、住房等方面，都相当有竞争力。如果按汇率折算，实际数额也已相当接近。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国内的生活成本、基础设施便利性和整体社会环境，在国内工作的综合性价比与生活满意度，可能反而更高。

位于北京大学内的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刘毅摄）

■AI与数学

湖北日报：AI尤其是大模型与自动化推理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科研范式。这对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而言，将带来哪些具体的机遇与潜在挑战？

袁新意：目前来看，数学领域中有两个方向已展现出明确前景。一是AI解题，比如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级别的问题上，AI的表现已接近金牌选手水平，并能提供新的解题思路。另一个是数学的形式化验证，例如通过Lean等工具，将数学证明转化为可被机器逐步骤检查的代码，这能极大提升证明的可靠性与验证效率。

当然，AI作为工具也存在局限性。目前它在总结文献、梳理研究方向时仍可能出现“幻觉”——比如虚构出并不存在的论文或结论。因此，在关键环节仍需研究者保持审慎，AI尚不能替代数学家的洞察与原创。

湖北日报：您现在的研究用到了AI吗？全球的数学家对AI帮助研究数学有哪些成功的探索？

袁新意：就我个人而言，目前AI更多是作为辅助工具来使用的。比如，我会利用它进行文献与成果检索，AI能够快速梳理现有研究并汇总信息，这节省了大量以往需要手动查阅、比对的时间。另外，我也会借助AI进行一些相对简单的数学计算或数值验证，这类工作如果完全手工完成会相当耗时。

当然，我会对AI给出的结果保持审慎。通常是在已有初步判断或方向的情况下，用它进行验证或辅助演算，这更像是与一位高效的“学术助理”进行协作。

据我了解，有些数学家对AI的应用走得更远。他们会尝试让AI参与某些推理环节，或者按照预设的思路进行推演试错，这为探索复杂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就我自己的研究方向而言，AI目前能介入的环节还比较有限，这可能与不同数学分支的特性有关。总体来看，AI正在逐渐改变数学研究的工作方式，但其深度与边界，仍在探索之中。

袁新意在北京大学授课。（受访者供图）

湖北日报：有人认为数学越来越抽象，似乎离生活更远，可它又在大数据、AI等前沿领域被广泛运用。我们该如何理解数学这种“既远又近”的特性？

袁新意：数学本身涵盖众多分支，有些领域在诞生之初可能显得高度抽象，与实际应用距离很远。但历史表明，很多这样的理论最终在科学或工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拓扑学起初是纯粹的数学分支，后来在生物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黎曼几何在创立时也属于理论探索，却成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

我想到英国数学家哈代的例子。他是一位纯粹数学的代表人物，曾在其著作中明确表示自己只关心数学本身，不关心应用，甚至认为数学被应用是对其纯粹性的“玷污”。但颇具意味的是，在他的书出版后，他所发展的一个纯数学理论恰恰就在遗传学等领域得到了实际应用。

这种现象和例子恰恰说明，数学的抽象性并不脱离实际，反而可能为未来的应用埋下种子。很多数学研究起初源于理论好奇心或逻辑推演，但其价值往往在若干年后，在其他学科或技术中得以显现。因此，数学既是远离日常的高度抽象体系，又是支撑科技发展的基础语言——两者并不矛盾，反而构成了这门学科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数学家有望今年实现菲尔兹奖的突破

湖北日报：您认为中国的数学科学目前在全球大概位于什么水平？我们与美国等世界数学强国主要差距在哪里？

袁新意：从综合实力看，我认为全球数学格局大致可分为几个梯队：美国处于超然的第一梯队；法国、英国、德国等传统强国构成第二梯队；而俄罗斯、日本等可视为第三梯队。目前，中国与德国、英国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整体实力已超越日本与俄罗斯。

若具体分析，我们的优势在于体量：无论是高水平科研成果的数量，还是达到一定层次的数学家规模，我们都已占优。但差距也同样明显，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顶尖的、能开创一个方向的领军型数学家，我们还不够多；第二，自主培养顶尖学者的全链条体系尚未完全成熟，许多优秀学者仍需依赖海外的博士阶段训练。

袁新意在第十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作学术交流。 （受访者供图）

湖北日报：去年您在文章中曾预言，中国自主培养的数学家获得世界顶级奖项只是时间问题。一年过去，您是否依然保持这一判断？能否做一个更具体的预测？

袁新意：我对此更加充满信心。就在我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们接连看到了王虹、邓煜等学者取得的突破性世界级成果，他们都已成为菲尔兹奖的有力竞争者。下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将于2026年7月举行，届时他们就很有可能实现最高奖的突破。因此，我坚持我的判断：沿着我们自己的道路坚定走下去，中国数学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迎来新的辉煌。

■学霸可以复制吗

湖北日报：您从黄冈中学毕业，这段学习经历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作为当年奥赛金牌得主、保送北大的“学霸”，您认为“学霸”之路是可以复制的吗？

袁新意：在黄冈中学的经历对我影响很深。那里的同学都很聪明、积极，学习氛围很好，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关系融洽。老师对我们的关心，就像父母一样——因为我们是住读生，离家远，老师不仅在学业上指导我们，在生活上也给予很多照顾。

袁新意和同为湖北黄冈籍的数学家杨诗武在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两人既是黄高校友、北大校友、北大同事，还是网球球友（受访者供图）

除了学习，我们也很重视体育锻炼，尤其爱踢足球，课余时间常在一起运动。所以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既充实又快乐的时光，并不是外界想象中那种“死读书”的状态。

关于“学霸”能否复制，我认为在考试和竞赛层面，确实存在可循的路径和方法。如果学生对某一学科既有浓厚兴趣，又有一定天赋，通过系统训练取得好成绩、进入好大学，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学霸”和真正的“学者”之间，仍有很大距离。研究更依赖于原创性、个人视角、长期积累乃至机遇，这些很难完全通过训练来复制。做研究常常伴随着不可预测的困难与失败，需要极强的耐心与内在驱动力，如果没有真正的兴趣，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是兴趣支持我走到现在

湖北日报：您自己是如何对数学产生兴趣并走上竞赛之路的？

袁新意：我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小学时一发下数学课本，就会很快自学完，还特别喜欢钻研难题。真正开始接触数学竞赛是在初二那年，1995年的暑假。其实在那之前我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但没拿到什么奖。初二时我突然萌生了自己系统学习竞赛的念头，就让父亲带我去麻城宋埠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竞赛书，开始自学。当时真的就像拿到一本“武林秘籍”，自己琢磨、练习，当然学校老师也给了我很多指导。

一路走来，我身边有很多像我一样真正喜欢解题、享受思考过程的同学。对我而言，数学研究确实充满挑战，过程时而艰苦、时而欣喜，但正是这种从兴趣出发、自驱向前的状态，支撑我走到今天。

湖北日报：能否分享一下您多年数学研究中最有乐趣的一刻？能否讲讲背后的故事？

袁新意：最有乐趣的是攻克难题的瞬间。我博士期间研究一个Arakelov几何的不等式，最后一步需要推广田刚教授的分析结果，但是我的研究方向是代数，对分析不熟。导师张寿武建议我向分析专家萧荫堂教授请教，前提是把问题完全转换成分析语言。就在准备请教的前夜，我在重新梳理思路时突然意识到：不需要弄懂田刚的证明过程，只需直接运用他的结论，再结合我的代数几何工具就能推进。这个突破扫清了我博士论文的最后一个障碍，其思想至今仍影响我的研究，让我体会到转换视角的重要性。

湖北日报：对于那些希望培养孩子数学兴趣的老师和家长，您有什么建议？

袁新意：我觉得可以多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并尝试把数学和实际生活、其他学科关联起来。比如结合物理、计算机等具体领域，甚至通过历史脉络中的数学故事，让抽象的概念变得更生动、可感。

例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追溯人类认识“地球是圆的”这一过程的科学史。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基于“完美图形”的哲学猜想，到亚里士多德通过观察帆船和月食进行的逻辑推断，再到麦哲伦船队的环球实证，最后到牛顿用万有引力与流体静力平衡给出数学上的解释与计算——这整段跨越千年的探索之旅，实际上也是一部数学与物理思想不断演进的简史。

讲这个故事，正是想展示科学家是如何一步步思考、探究我们身处的世界的。它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数学并非抽象冰冷的符号，而是理解现实、揭示奥秘的强大工具。用数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其过程本身便充满了发现的乐趣。

湖北日报：您的家乡湖北也是一个有着众多知名院校的地方，您将如何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家乡的数学学科建设？

袁新意：我希望能从两个方面略尽绵力：一是加强学术交流。可以多去湖北的高校访问交流，做学术报告、参与研讨，也和学生们面对面交流，希望能激发年轻一代对数学的兴趣。二是在人才引进方面提供支持。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国内，遇到适合的优秀学者，我都会主动推荐，助力他们加入湖北的科研队伍，共同推动家乡数学学科的发展。

湖北日报：感谢袁教授今天接受湖北日报的专访。衷心祝愿您在未来的探索中取得更多突破，为中国数学发展贡献更多智慧！

袁新意：谢谢，也感谢家乡媒体的关注与支持。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毅 曹雯 孙凌 喻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