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天纵 王艳华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是长江大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上海市崇明区高速公路入口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世界级生态岛欢迎您”的标语开门见山。

“候鸟没有国籍，世界级生态岛，它们用翅膀投了赞成票。”1960年出生的金伟国，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鸟哨”代表性传承人，能用鸟哨模仿超过40种鸟鸣声，与百米之上的飞鸟“隔空对话”。

长江禁渔后，小天鹅飞回来了

叽叽、咕咕、啾啾……2025年11月26日上午，在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八滧村，一家民居后院“百鸟争鸣”。凑近一看，原来是“鸟语歌手”金伟国正在吹鸟哨。

鸟哨由竹子削切制成，中间凿有一方形孔洞，底部嵌着一个小铜片。它能模拟不同鸟类觅食、求偶、报信、求救等叫声，诱骗鸟儿落地后“自投罗网”，避免鸟儿因高速飞行撞网而受伤，该吹奏技艺距今已有百年历史。

2025年11月26日，金伟国在家制作鸟哨。（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金伟国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家族从祖父辈开始，便以捕鸟为生。7岁时，父亲送给他第一支鸟哨。12岁时，金伟国就能单独捕鸟谋生了。他说：“以前在上海西郊公园一带，有很多收观赏鸟的贩子，捕鸟季我一天能捕上百只鸟，收入上千元。”

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崇明岛候鸟数量锐减，金伟国的捕鸟生意做不下去，被迫转行当泥瓦匠。原以为“金盆洗手”的他，在1998年迎来转机——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科研人员邀请他重操旧业，协助捕鸟并为鸟佩戴“身份”环志，待做完体检、收集健康数据后便放飞。从此，金伟国从“捕鸟猎手”变成“护鸟卫士”。

2025年5月，金伟国从保护区退休。27年来，他已协助保护区为超过5万只候鸟戴上环志并放飞，成为全球单点站上环志数目的佼佼者。其间，金伟国应邀前往澳大利亚与同行交流，将中国的鸟哨技艺带到南半球；2013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25年11月25日，小天鹅在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嬉戏。（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比起个人荣誉，金伟国更在乎“候鸟的看法”——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启动实施后，在崇明岛沿长江区域，夜间轰鸣的捕鱼船不见了，喜欢白天休息、天黑觅食的小天鹅成群地飞回崇明东滩越冬。他的候鸟日志显示：春秋迁徙季，他一天观测到的小天鹅数量，已从十年前的几十只，增长到2025年初的2000多只。

女儿学英语，我在学鸟语

作为“鸟哨”传承人，金伟国一共收了3个徒弟。大徒弟陈腾逸是护鸟志愿者，二徒弟尹洪超、三徒弟高前华在保护区从事巡滩护鸟工作。

尹洪超今年45岁，此前是东滩的渔民，从小随家人在东海上以捕鱼为生。渔民上岸后，他在上海浦东机场做过两年保安。2009年保护区招聘，他果断回到家乡，现已成为崇明区鸟哨非遗传承人。

2025年11月25日，尹洪超在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巡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2025年11月25日，尹洪超在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巡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高高瘦瘦、安静腼腆、走路带风……2025年11月25日下午，在保护区一处站房，尹洪超揣着鸟哨、套上迷彩服、戴上对讲机、挎上记录仪和望远镜，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开启数小时的巡视工作。

“这是翻石鹬、中杓鹬，那是大滨鹬、大杓鹬……”沿着芦苇荡间的土路，尹洪超每骑行一段距离，就会停下来记录候鸟数量，再吹几声鸟哨，与鸟群互动。

师傅金伟国是尹洪超的偶像。“只听声音，师傅就知道是什么鸟，鸟儿降落归巢、呼朋引伴、晨起觅食，他都分辨得清。”

尹洪超跟着师傅学了多年，习得十余种鸟鸣技巧。他说，鸟哨要从小学起，和唱歌一样有颤音，年纪大了半路拜师，小舌头已经僵硬了，学起来就非常困难。为此，他只能把师傅的鸟哨声用手机录下来，每日反复练习。

“女儿放学回家学英语，我就下班回家学‘鸟语’。”为尽快出师，尹洪超经常练到嘴皮发麻。2025年上半年，尹洪超协助科研人员环志捕鸟250余只，但也只及师傅两三天的捕鸟量。

夕阳西下，崇明东滩褐黄色的滩涂上，一片片水洼星星点点，成群的鸟儿在潮涌间上下翻飞、欢快觅食。

尹洪超说，十多年来，滩涂上的高脚屋、定置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气监测站、二氧化碳监测站、高清智能探头。捕鱼、捉鸟的人销声匿迹，换来的是东方白鹳、白头鹤、小天鹅等珍稀候鸟的回归，让东滩成为“候鸟天堂”。

世界级生态岛要有世界级标准

金伟国退休后，换了个身份继续护鸟——2023年12月，他被聘为崇明区中小学“大思政课”兼职讲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学生普及鸟类知识、增强环保理念。

打开抽屉，是金伟国在家亲手制作的鸟哨。退休后，他一天能做12个鸟哨，不少爱鸟人士找上门来现场订购。同时，金伟国还尝试与当地文创机构合作，让更多的人吹响崇明鸟哨，一起爱护候鸟、保护环境。

一枚小小的鸟哨，从过去的诱捕工具，变成现在的文创纪念品。其角色转变，反映了崇明岛为候鸟“留白”的生态经济学——

漫步崇明岛，建筑物与树木齐高，少有建筑超过18米；全面实行生态农业，几乎看不到一家化肥专卖店；风能、光伏设备星罗棋布，打造“碳中和示范区”，每用电3千瓦时，就有1千瓦时是绿电；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新能源公交车和出租车实现全覆盖……

2025年11月25日，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2025年11月25日，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2007年4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崇明调研。他对一起调研的同志说：“要按照建设生态岛的思路，认认真真做下去，只要认准了方向，就不要动摇。”

“关停污染企业，修复生态环境，将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崇明之变是长江生态治理成效的缩影。”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曾是上海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专家组组长，他认为生态岛建设是一项没有先例可循的开创性事业。

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上海发布《崇明生态岛国际评估报告》，将崇明岛定位为“世界级生态岛”，并编入联合国绿色经济教材，向全球岛国推荐。2016年，上海发布《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建设“世界级生态岛”。

曾刚认为，“世界级生态岛”就是要在生态、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用世界级的标准来衡量发展成果。

如，国际重要湿地的评价标准中有这样一条：如果一块湿地定期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一种群1%的个体，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2012年，崇明东滩记录到的“1%”还不过7种；2023年，崇明东滩拥有的“1%”总数已达到12种。

“我要把鸟哨一直吹下去，直到我吹不响，走不动为止。”金伟国说，崇明岛是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也是千万只候鸟的家，一定要把守护候鸟、守护生态这件事，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