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新年钟声，在营区的寒风中沉闷地回荡。那年我22岁，肩章上的细两杠上等兵军衔，悄然换成了崭新的中士军衔。我站在83017部队新兵营四连五班的宿舍门口，看着班里8名刚整理完内务的新兵。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山东聊城的小孙，总能把被子叠得棱角分明，清晨的霜气还沾在他的指尖；福建石狮的小黄，说话带着浓郁的海蛎子味，笑起来时，眼角会皱出细细的纹路；湖北鄂州的小许，嗓门大得惊人，喊口号时，声音能盖过半个排；浙江富阳的小李，心思细腻，会悄悄帮战友补好磨破的袜子……副班长刘涛站在我身边，他那河南信阳口音温厚朴实，军装袖口已磨出了毛边，那是第二年兵最明显的标志，他为人沉稳，身上藏着一身实打实训练出来的硬功夫。

冬末的清晨总是来得很晚，凌晨六点的营区，还沉浸在墨色的夜幕中，只有岗楼的灯，亮着一团暖黄。号角声突然划破寂静，如同一把尖锐的钩子扎进被窝。我们摸黑套上军装，布料摩擦皮肤，带着隔夜的凉意，军装领口的铜扣上还沾着霜。集合在操场时，霜气已经漫过了胶鞋鞋底，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喊着“稍息、立正”，声音在空旷的营区里回荡，又裹着寒风飘落回来，撞在新兵们冻得发红的耳尖上。他们的帽檐结着白霜，睫毛上也沾着细碎的冰粒，却没人敢抬手去擦——这是新兵连的规矩，也是军人的第一课：耐住冷，扛住苦。训练结束时，太阳刚爬过营区的水杉树，我们的作训服后背，已经洇出深色的汗渍，风一吹，凉得人一哆嗦，可鼻尖却能闻到自己身上混着的汗味，咸涩中带着踏实。

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如同一块被汗水泡透的作训服，沉甸甸地压在记忆里。3月31日，解散的哨声响起，我们背着背包回到老连队。进营区时，路边的水杉树刚抽出新芽，风里带着点春天的柔意，不再像新兵连时那样刺骨。

4月10日，部队前往浙江武义县桃溪滩乡野营驻训。卡车在盘山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窗外的风景，从营房逐渐变成了成片的竹林，空气里渐渐飘来草木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湿润气息。我们扎营在一片山坳里一个废弃的厂房里，夕阳正把天空染成橘红色，余晖洒在测地排的仪器箱上，金属壳子泛着暖光。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背着仪器上山。测量炮兵控制网的经纬仪足有十几斤重，新兵们把肩带勒进肩膀时，能闻到帆布和金属零件混着的机油味。山路泥泞，胶鞋踩进去，会陷下半指深，拔出来时，带着“咕咚”的声响。露水打湿了迷彩服裤腿，风一吹，就贴在皮肤上，凉得人直打颤，可手里的仪器却攥得紧紧的——测错一个数据，整个控制网就会偏差，这是军人的严谨，容不得半点马虎。中午休息时，我们坐在竹林里啃压缩饼干，饼干渣掉在衣襟上，混着竹叶的清香一起嚼进嘴里。小赵会掏出随身携带的水壶，给大家倒热水，壶口冒出的白气里，能闻到淡淡的茶碱味。傍晚下山时，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仪器箱在背上晃悠，耳边是竹叶摩擦的“沙沙”声，还有远处战友喊着归队的哨声，那声音裹着山风，格外清亮。

6月初回到营区时，水杉树的叶子已经绿得发亮。可没等我们歇够，7月7日的紧急集合哨又响了——全连奉命开赴安徽歙县，参加杭屯光缆施工。

安徽的梅雨季节，雨像断了线的珠子，从早下到晚。我们住的临时营地在山脚下的小学里，教室的空地就是床，晚上能听到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的“噼啪”声，像无数只小鼓在敲。每天凌晨3点半，号角准时在雨幕里响起，我们摸黑起床，衣服刚穿好就被潮气浸得发沉。4点的早饭是热馒头和咸菜，还有花生米，馒头带着刚出锅的麦香，咬一口能暖到胃里，可咸菜的咸涩又会提醒我们，接下来的一天不好熬。

5点准时上山挖光缆壕沟，山路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脚下的泥土裹着腐叶，散发出一股腥气。眯着眼睛抡起铁镐插进土里的一瞬间，溅起的泥水裹着细砂扑面而来，双眼都无法睁开，溅在裤腿上，凉得人一激灵。雨越下越大，雨衣根本挡不住，额头上的雨水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又凉又滑，铜钱大的雨珠打在我们的脊背上啪啪响，我们高唱军歌，歌声在山间回荡。远处传来老奶奶的喊声：“娃们，快来避下雨。”刚挖出来的浑浊泥水裹着树枝和石头，顺着山沟冲下来，刚挖好的壕沟瞬间被填满，不及时把光缆埋进去，塌方了所有的工作会前功尽弃。

没人抱怨，只是在大雨中拼命地挥舞着铁锹。晚上回到营地，脱下胶鞋能倒出半鞋泥水，袜子湿透了，贴在脚上黏腻腻的。炊事班烧了锅热水，我们轮流泡脚，热水漫过脚踝时，能感觉到白天磨出的水泡在发烫，可心里却很踏实，至少今天，我们没让暴雨冲垮施工的希望。

7月27日下午，雨还没停，集合号却比平时急促了三倍。“紧急命令！全师开赴江西九江，抗洪抢险！”连长的声音在雨里带着颤抖，却格外坚定。我们连晚饭都没顾上吃，抓起背包就往卡车跑，背包里的换洗衣物被雨水打湿，沉甸甸地压在肩上，却没人敢慢一步。

卡车在大山的雨里疾驰，窗外的风景越来越模糊，只有雨刷器“左右左右”地刮着，发出单调的声响。从车厢望去，旁边是万丈深渊的山谷，我们都不敢往外看，20多人蜷缩在车厢内，任由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终于，在第二天下午，我们赶到了九江。来到九江辗转近十天，终于在8月7日中午，九江的防洪大堤在长时间的高水位浸泡下，出现了坍塌，大堤溃口处，浑浊的洪水像一头咆哮的巨兽，疯狂地涌向岸边的村庄，远处能听到百姓的呼喊声，混着雨声，揪得人心疼。

九江城的溃口，迅速惊动了全国，各兵种火速驰援九江，3.4万官兵，三天两夜，堵住了溃口。那段日子我们在齐小腿深的泥水里，扛着沙袋往溃口冲。沙袋灌满了湿泥，足有五六十斤重，扛在肩上时，能闻到湿沙子的腥气，还有麻袋粗糙的纤维磨着脖子的痛感。饿了就啃压缩饼干，渴了就喝口矿泉水，困了就靠在沙袋上眯两分钟，半夜12点，九江人民从江面上用快艇送来盒饭。两天两夜，我们几乎没合眼，手掌被麻袋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和麻袋里的纤维粘在一起，一扯就疼得钻心。可没人停下脚步。远处的九江城里，还有百姓在等着我们，大堤后面，就是千万人的家。

8月9日清晨，当最后一袋沙袋堵住溃口时，太阳突然从云层里钻了出来，金色的光洒在满是泥水的大堤上。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堵住了！”，紧接着，欢呼声像潮水一样涌起来，那声音里混着哭腔、笑声，还有粗重的喘息声，在江面上回荡。我们瘫坐在泥水里，看着身边的战友，小赵的脸被晒脱了皮，小沃的胶鞋断了底，可我们都在笑，笑得眼泪混着泥水往下流，嘴里满是泥水的腥气，心里却像烧着一团火，暖得发烫。

9月14日上午，雨下得格外大。我作为党员代表，列队站在九江大堤的溃口处，上千名官兵整齐地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当最高领导人的身影出现在大堤上时，全场突然安静下来，连风都好像停了。“同志们辛苦了！是你们在这里创造了人间的奇迹。”最高领导人的声音温和而有力，顺着空气传到每个人耳朵里。那一刻，所有的辛苦、疼痛、疲惫都化成了热泪，我听见身边的战友们在悄悄抹眼泪，肩膀微微发抖——我们没辜负这份信任，没辜负这身军装。

9月24日，部队撤回驻地。卡车驶进营区时，门口的哨兵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作训服的衣角在风里飘着，像一面小小的旗。我们卸下行囊，刚想好好睡一觉，却在10月24日那天，接到了部队整编的命令——我要退伍了。

离开的那天，我早早起床，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雨。战友们帮我拎着行李，没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在营区的小路上响起。路过食堂时，我闻到了熟悉的馒头香，那是新兵连时每天早上都能闻到的味道；路过操场时，听见新兵们喊口号的声音，像极了我们当年的模样。走到营门口，我回头望——水杉树还在，营房还在，战友们的笑脸还在，可我却要走了。我们班的新兵突然抱住我，他的军装还带着皂角的清香味，“班长，以后常联系！”他的声音哑了，我也说不出话，只能拍着他的背，眼泪砸在他的肩章上。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穿过那身军装，却总能在某个瞬间，闻到熟悉的味道：雨后泥土的腥气，会让我想起安徽歙县的光缆沟；烤红薯的焦香，会让我想起辽宁瓦房店的强子；甚至只是风里飘来的皂角味，都会让我想起营区里晒满的军装。

1998年的夏天，雨水很大，洪水很猛，可我们的手攥得很紧，心贴得很暖。那些在寒风里训练的清晨，在山野间穿梭的午后，在洪水里扛沙袋的夜晚，还有战友们的笑脸、最高领导人的嘱托、离别的泪水，都像一颗颗饱满的种子，种在我的记忆里，长成了参天大树。

那不是普通的一年，那是我22岁的青春，是穿着军装的岁月，是教会我“责任”与“担当”的时光。如今再回眸，那些感官里的细节，冷的霜、暖的馒头、腥的泥水、亮的眼神，都还清晰得像昨天，提醒着我：曾经，我是一名军人，我为1998年的自己，骄傲。

（作者：覃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