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日报专访了闻一多外孙王丹鹰（原中国新闻社驻香港分社总编辑、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他讲述了抗战期间闻一多的故事。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与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昆明，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生活陷入困顿，留美归来的诗人闻一多为养活八口之家，不惜售出珍藏书籍予清华图书馆，并赴昆华中学兼课。昆明物价飞涨，生计无着之际，这位艺术家深夜执刀，以篆印糊口，留下铮铮之言：“文字是我斗争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

       闻一多面对权贵重金求印，他断然拒绝，而他为和平民主运动组织刻章时，却分文不取、连夜赶工。期间，他曾给华罗庚刻了3枚姓名章，其中一枚“华罗庚印”的印章上，另用刻刀轻浅取势、生动流畅地刻下了一段边款，饶有韵味：“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短短60余字，情深意长，显露了他们特殊的友情，华罗庚因此铭记于心，难以忘怀。1979年，华罗庚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一文中，充满深情地回忆道：“一多先生治印是为了生计，可是却精工镌刻了图章送给我，这是他的完美的艺术的纪念物，也是他对朋友的真挚情意的宝贵凭证。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少哲 摄）

闻一多赠予华罗庚的印章。

华罗庚印章边款。

抗战期间，闻一多篆刻的一部分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