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麦迪森整理的世界经济数据，从公元元年至1820年，亚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中国一直到1895年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历史上，中国曾经提供了以丝绸之路为标志的国际公共品，核心区域是西安、洛阳等城市，其纬度与欧洲大陆南部地区接近。中国也向世界出口过高精尖产品，比如瓷器和“四大发明”等。

随着西方海权的兴起，传统的东西方贸易通道被阻断。西方凭借发现新大陆获得的资源，特别是掠夺了大量的美洲金银，促成了文艺复兴和商业革命。

在东方内向化之后，西方则历经大国争霸，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等相继崛起。西方通过掌控海洋逐步侵占东方和打破亚洲的地区秩序。

在西方经营相关海洋和大陆交界的边缘地带时，中国的注意力仍主要聚焦于陆地，特别是防止游牧民族对国家安全的侵扰，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十分欠缺。

1784年，独立不久的美国，为摆脱英国的封锁，派遣“中国皇后号”途经大西洋、印度洋到达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1792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在觐见乾隆皇帝时发生了礼仪之争。虽然马戛尔尼仍对中国的富足表示惊叹，但经由实地考察获得的观感已激发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野心。

位于鸦片战争博物馆广场上的雕塑。（来源 新华社）

鸦片战争至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近60年，是东西方历史发生再次转折的时期，也是西方理论家将西方内部的海洋争霸历史总结为世界历史理论的阶段。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海军将领马汉提出了“海权论”。他在总结西方海洋争霸历史经验时，曾经搭乘美国舰艇游历被西方侵占的若干东方港口，也到过中国和日本。

在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时，以陆权为中心的中国加速衰落，中国沿海地区以及长江流域的若干城市被卷入世界市场中。

在西方海权不断趋强和东方转弱之际，影响20世纪历史进程的新力量正在酝酿之中。

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等为标志，德国是引领者之一。德国与英国展开霸权竞争的方式是将过剩的钢铁用于造船，而俄国的策略是修建大铁路。

19世纪，俄国修通了从莫斯科至远东海参崴的铁路，也包括建造覆盖东北的中东铁路。这一重大的互联互通事件刺激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他预测俄国修建铁路意味着西方500年海权将趋于落幕。因为欧亚大陆再次贯通了东西方的交通，将极大地提升该区域的战略地位，特别是东欧和中亚这个区域将成为心脏地带。

事后看，麦金德的预测并不完全准确。不太准确的一面是，美国将继承英国的海上霸权，海权并未过时。比较准确的一面是，苏联在工业化后成为欧亚大陆的超级强国。20世纪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以苏联为代表的陆权和美国为代表的海权之间的博弈。

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飞行编队参加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来源 新华社）

中国在陆权与海权针锋相对的博弈中经历了两次大的战略选择。

第一次，是依靠陆权实现民族独立。二战胜利后，美国战略理论家给美国决策者提供的策略，是扶持大陆和海洋之间的边缘地带，包括日本以及海上东南亚，即所谓第一岛链。

朝鲜战争是二战后陆权和海权交锋的第一次战争，并塑造了此后二十年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对外贸易上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长达二十年没有和美国进行贸易。中国获得的最大成果是借助于苏联的帮助，初步奠定了重工业基础，东北成为中国的发达区域。

第二次，是利用海权趋弱创造机会。20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这在中国几乎是人所皆知的。但人们不太熟悉的是，尼克松宣布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一个月。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暂停黄金与美元兑换，同时宣布对盟友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此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十分深远，汇率政策的变动为东亚经济体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创造了机遇，这是执行进口替代政策的拉美国家所不具备的。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还有两个重要的国际经济背景。

一是美国的对外贸易正在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美日贸易摩擦逐步成为亚太地区突出的矛盾。

二是美欧的经济意识形态正从福利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跨国公司被视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在此背景下，美欧国家开始向亚洲等地转移产能。

中国抓住了机遇，在80年代中期之后确立了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参与国际大循环，获益最大的是东部沿海地区。

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被国际舆论视为超级全球化时期，也是海权最为鼎盛的时期。中国、越南、印度以及俄罗斯等相继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西方精英也陶醉于冷战的结束，宣扬“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规则将主导全球。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西方认为通过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可以改变中国。其中最大的事件是，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此后，中国外贸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增长时期，以外贸外资为核心的国际力量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中国入世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世界。

在超级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运行由四个支柱构成：亚洲承担制造职能，欧美是消费场所，美国提供经济运行所必需的货币，其他国家提供原材料。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的消费大幅度下降，以金融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西方也日益警惕中国的崛起，无力和无意延续旧的模式。美国主导推动一系列新战略，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历史已经多次表明，一个强国的崛起除了物质能力之外，也需要新的思想和战略性理念。

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推动中国和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们常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经济力量衡量，不难理解这种变局的最大推动力，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

如今，中国的开放格局焕然一新。共建“一带一路”，让新疆重新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内陆开放的前沿地带，中亚作为欧亚大陆的桥梁和资源能源供给地的地位进一步彰显。

2025年上半年，经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达2444列，发送货物252340标箱。（来源 新华社）

中国还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次发展战略的调整意义更为重大。

前一次，面向海权的发展战略是在美强我弱的格局中提出的，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外交战略，都服从于这个基本格局。而新发展格局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则是在国内和国际形势均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提出的。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中国的贸易格局迅速发生改变，最大的贸易伙伴从美欧转向东盟。这再次表明地缘政治变化对经贸关系影响深远。

与远距离的美欧相比，东南亚近在眼前，中国与东盟加强合作，更有利于稳定地区局势和推动地区经济合作。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本身成为欧亚大陆多数国家的大市场，亚洲正从过去依赖于欧洲市场转变为更加平衡的状况。

这是新陆权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陆权和海权的每一次转移，都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兴衰产生影响。如今世界再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对中部地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地理和制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影响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地理或者基础设施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

随着一个地区迈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制度的作用日益重要。从更深层次看，在给定经济要素投入的情况下，体制和机制变革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提升劳动力素质、优化资源配置和利用国际资源。

新陆权时代的来临，为中部地区利用新国际资源打开了新局面。

湖北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七，但外贸排名和一些省份相比，差距较大。但实施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战略以来，湖北外贸占全国比重已经翻了一番多。这表明，湖北很能适应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的中国外贸新格局。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处于海权博弈的最前沿，地缘政治的变动，常常很快波及对外贸易。沿海地区企业规避此类影响的一个策略是，转向东南亚以及其他“连接国”。湖北的外贸格局也在经历着这种变化。

8月16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下行游船长江三峡5号通过三峡升船机。（来源 新华社）

在中国经济地理新空间中，中部地区的地位更加突出了。

20世纪8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先富起来，中西部出现资源和人力都往沿海地区流动的“孔雀东南飞”现象。随着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两个大局”的重心已经逆转，沿海地区的发展也要服务于内地的发展大局。

面临海权竞争，沿海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向中西部地区释放和转移产能是必然选择。西部地区作为资源、粮食和能源富集区，肩负重任。在西部和东部之间的中部地区扮演衔接东西部的桥梁和保障角色。

在海权时代派遣人员到海外学习，主要是为了使人才可以更好地与欧美市场对接，将海外高势能资源接入到国内。如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全球南方的发展势头，要求更多懂得本地化需求的人才。

为此，需要调整人才建设方向，加快培养了解本地市场需求以及了解全球南方市场的人才，挖掘、开辟、接入新市场，将懂得当地市场的人才与资源更优地配置，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力构成已实现从普通劳动者向技工到工程师再到科学家队伍的升级。在资源进一步向中部流入时，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问题更为突出。

中部地区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武汉是中部地区首个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元的省会城市，也是高校和科研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在本地化战略推动下，中部地区的人才和东部地区的人才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优化资源配置面临历史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