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与王定安的人生转折

——《王定安诗文辑注·前言》选读

周德富

光绪三年（1877），山西发生了近代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山西1600万人中，有500多万的人死于这次大旱，朝野震动。王定安到山西之后代曾国荃拟《晋省疮痍难复胪陈目前切要事宜疏》，陈述善后三策（详见《曾国荃作品•晋省疮痍难复胪陈目前切要事宜疏》），这是王定安从政经历中亮点之一，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具体体现。据民国版《宜昌县志初稿》：“国荃据以入奏，得旨谕允，岁省民钱百余万缗。”这是王定安在地方治理谋略上的体现，是他当年对山西赈灾的一个极大贡献。

后又被曾国荃派往山东运送救灾粮，并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德州设立转运局。民国版《宜昌县志初稿》记载：“光绪三年，山西大饥，人相食。定安时以候补道需次荆门（按，系‘津门’之误），倡捐资购粟之议，白直隶总督李鸿章，檄东南善士分道募；复驰书晋抚曾国荃，谓宜请发国币，截留京漕，远运苏、粤、奉天之米，赈务始有济。国荃大韪之，檄定安赴晋襄筹赈事。十一月奉檄往山东接运赈米八万石。晋东距太行之险，依山傍麓，羊肠峻坂，十里百折，车倾马仆，米莫能至。兼岁荒车少，民畏役率，走匿山谷中。定安创各县分募法，令直东州县派人赴乡招募，合五十辆为一批，一绳头领之，皆用民价平僦，严讥刻减，事遂以集，而自获鹿、井陉，辟陉凿阪，以入于晋，备极艰险。定安躬督之，至呕血不少休。”

时任山东巡抚文格因为山东自身也遭遇旱灾，对山西的赈灾并不配合，但在其给朝廷的奏章中仍有一段话可佐证上引《宜昌县志初稿》的记载：“王定安亦能认真从事，多方雇觅车辆，分程起运。计自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共运出米八万七千石。又自本年正月初四日，至二十二日，运出米三万三千石，均由获鹿、东阳、关道口三路入晋，计东漕十二万石，两月之间即已全数运完，办理尚为迅速。”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二十日《申报》上面登载有一篇《办赈获报》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东湖王鼎丞方伯年逾四十无子，值山右奇灾，方伯时需次天津，乃与丁乐山廉访、黎召棠京堂首倡义举，募捐运粮，度太行而西。曾伯宫保奏留山西襄理赈务，资其擘画，活灾黎数百万人，晋民至今感戴。曾公如慈父母者，方伯之力也。其后历官山西藩臬，裁减差徭，每岁省民钱一百余万缗，豁除无着银粮岁十余万两，晋人皆感其德。未几，方伯连生两男两女，人皆以为积善之报。”看来王定安的确是山西赈灾首倡募捐的人，其首倡的意义自不待言。光绪《凤阳府志》对王定安在山西赈灾中的表现有这样的评价：“在山西为巡抚曾国荃办赈，筹银数百万，活饥民六百万人。”

民国《宜昌县志初稿》、光绪十五年（1889）《申报》和光绪《凤阳府志》上面这些说法，在王定安与曾国荃、阎敬铭的书信，曾国荃与丁乐山、阎敬铭的书信，以及曾国荃的有关奏章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曾国荃与阎敬铭联合上奏《为晋省办理赈济事务殷烦恳请调员襄助恭折会奏仰祈圣鉴事》：“该员博雅宏通，体用兼备，历来随大学士曾国藩戎幕多年。臣敬铭昔在山东军次，闻知其服官江苏，实心爱民。”曾国荃曾在给多人的书札中谈及王定安在山西赈灾中的表现，如光绪四年（1878）正月的《复王鼎丞》：“此番挽运之速，实为始念所不到，故伯相、式帅亦欢喜赞叹。得未曾有以此见名实相宾，而骏望鸿才之蜚声于燕、齐、三晋间也。本拟候阁下运竣文到，便行入告，用慰宸系，并将阁下救焚拯溺深衷，快为倾吐，藉酬万一之劳，而励后劲之气。”光绪五年（1879）三月《复郑玉轩》：“至王鼎丞观察办理此事，甚为得手，屡次来书，惟以运费不继为虑。”光绪五年冬的《复吴挚甫》：“古称雄长一世，若斯其难。鼎丞除官，殆亦类是。然渠于晋赈宣力独多，厚以酬之，尚不尽为私谊也。”其他人也有一些评述，比如李郁华在《〈塞垣集〉叙》中称：“论功赏，则宜延百世；语生全，则奚啻万家。”

光绪十六年（1890）王定安在《祭曾忠襄公文》中回忆当年的赈灾及曾国荃对他的充分肯定：“槖駞万足，牛车千辕。批陉凿坂，遂达太原。公喜谓我，汝策诚良。譬彼海舶，汝司其樯。骇涛不惊，万里可杭。举国听汝，汝其予匡。”当旱灾基本得以缓解之后，“公曰未已，汝筹其长。无田胡赋，无屯胡粮。均徭减役，蠲除逋荒。岁省百万，民气以昌。”这种刻碑勒石的文字，是要公之于世的，王定安不可能说假。这段文字披露的信息是，灾后曾国荃又让王定安负责减免百姓赋税、组织百姓垦田种粮。王定安在这方面确实还想了不少办法，这从他写给时任赈务大臣阎敬铭的第三封信可明显看出：“州县摊捐，有妨吏治，如能一律汰净，牧令既可养廉，亦不至藉口赔累。现经宫保疏请，将部铁不敷之三万余两在厘金项下动支，未知部议允否？此外，拟皆设法裁减，如能办成，有益于吏治民生，实非浅鲜。”

因为王定安在山西赈灾中的特别贡献，光绪五年（1879）冬，王定安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王定安《为恭报微臣接署臬篆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记载：“上年冬间，奉旨送部引见，仰蒙召见一次。”光绪六年（1880），王定安在他四十四岁时迎来了他人生的鼎盛时期。光绪六年（1880）正月，王定安选授山西冀宁道。王定安《为恭报微臣接署臬篆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记载：“今年正月，蒙恩简授冀宁道缺。”王定安《塞垣集•癸未正月二日呈葆芝岑中丞再叠前韵》“曾随冠盖伴”一句后自注：“余于光绪六年正月简授冀宁道，公时开藩山右。”光绪六年（1880）七月，王定安代理山西按察使，官至二品。王定安在《塞垣集•癸未正月二日呈葆芝岑中丞再叠前韵》“微材忝刑案”一句后自注：“庚辰七月，公摄山西抚篆，余权臬司。”王定安在其《为恭报微臣接署臬篆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记载：“窃臣接奉抚臣曾国荃行知奏委署理按察使印务，旋于光绪六年七月初三日，准臬司松椿将印信文卷委员移交前来，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阕叩头谢恩，祗领任事。”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十八日，王定安兼代理布政使。王定安《为恭报微臣兼署藩篆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记载：“窃臣接奉暂护抚臣按察使松椿行知，奏委暂行兼署布政使。旋于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准护抚臣松椿将藩司印信文卷委员移交前来，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祗领任事。”一年内三次被超擢任用，这在当时的确很少见。这虽然与曾国荃对王定安的极力推荐有关，但曾国荃的推荐却是眼见王定安在赈灾中的表现而形成的判断。曾国荃在光绪五年（1879）冬《复冯展卿中丞》中称：“鼎丞经济文章，渊源有自，昨已奏补冀宁道实缺。晋中得此干材，于吏治良有裨益。我公闻之，当捻髯一笑也。”在光绪六年（1880）二月《复阎丹初》信中有类似说法：“冀宁道实缺已补鼎丞观察。晋中得此干材，亦殊有用。”还有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复葆芝帅》中有：“晋中库储支绌，经阁下饬令峻峰方伯、鼎丞廉访悉心斟酌，明定局章于节费之中，仍杜偏枯之弊，公平精细，钦佩莫名。”在表扬葆亨的同时也不忘表扬王定安。

祸福相倚，盛极必衰。光绪六年（1880）七月初三，在王定安上任山西按察使的同一天，曾国荃卸任山西巡抚。光绪七年（1881）一月清流派首领内阁学士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山西原本就相对落后，经过“丁戊奇荒”之后，民不聊生，方方面面的问题层出不穷，可谓是处处狼藉，百废待兴。张之洞上任之后极想迅速扭转局面，他决定先从整顿吏治、清查财政、禁烟戒毒入手，而整顿吏治，张之洞首先就拿布政使葆亨和按察使王定安开刀。试想，当时灾害那么严重，全省死亡人数都快接近全省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了，活着的人不少也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当地百姓，怎么可能对当时主管全省财政民生工作、具体负责赈灾的葆亨和王定安没有意见？拿这样有影响力的官员开刀，既能平息民怨，赢得百姓，又能树立威望，排除异己，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张之洞于光绪八年（1882）六月十二日上《特参贻误善后各员片》，认为“晋省去灾祲之后，亦已数年，而元气益索，度支益艰，吏治益敝者，大率皆前藩司葆亨、前冀宁道王定安二人所为”，然后历数葆亨和王定安三大罪状：玩视民瘼，虚糜库款，贻累属吏；其中反映王定安的主要问题有：“王定安代理藩司不过一旬，亦于一日中放银三十余万，亦皆不急之款”，“王定安自定冀宁道所属公费，如太原通判苛岚、阳曲、交城、岚县、介休、高平、黎城、武乡等州县，皆较前有加”，“晋省官铁局虽有总办之员，实皆王定安一手主持，账目、案据存其署中。用其至戚通判黄学濓为提调，总办不得与闻。支用浮滥，不可纪极。王定安又创立营制所，一年开销数万金”，“考其账目，无名之费甚多，内有‘阖省生息公用’一项，并不遵照详定章程，于半年中擅将应备一年之款全行动用。王定安又创议岁提公款，津贴藩司五千金，并自定道署津贴千金。其署臬司时欲领全廉，为诸官吏所格，因于局内自提津贴五百金”，并认定“大抵晋省弊政，事事皆葆亨出名，而大半皆王定安播弄”，最后强烈要求朝廷将王定安“即行革职”。

张之洞是朝中重臣，加之当时朝中上下议论纷纷，慈禧太后不可能不重视，光绪八年六月只得下旨“葆亨业经革职，着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王定安着即行革职，一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光绪八年（1882）七月，当时清流派的另一要员张佩纶上《水灾泛滥请行儆惕修省实政折》，要求对葆亨和王定安施予极刑：“张之洞历检山西旧案，特劾葆亨、王定安。谕旨遣戍军台。夫军台，犹近边耳。臣敬稽成宪臣下婪入振款者，或治以极刑，或籍其家产，法至严也。山西灾时段鼎耀以侵振伏法，今葆亨、王定安腼然大吏，贪黩营私，贻误善后，罪状殆浮于段鼎耀，置而不杀，何以服段鼎耀于地下哉？今朝廷轸念东南，已命有司加以抚恤。第前日贪污之吏，未予重惩，恐后来者视朘削为利薮大泽，仍屯而不下耳。伏愿朝廷将葆亨、王定安或处以极刑，或戍之极边，没其家产，以为侵振虐民者戒。”

但张佩纶的将葆亨和王定安处以极刑的建议并未被慈禧和光绪采纳。正如王定安自己的感觉，这一处罚，好像只是给清流们一个交代：“圣主矜愚臣，薄谴塞谗慝。谬妄实臣辜，宽宥荷君德。”

王定安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朝廷党派之争的牺牲品而已，在他看来“汉唐党锢有前辙，洛蜀攻击垂殷监”。吴汝纶在光绪十年（1884）四月五日《答王鼎丞方伯》书札中记载了当时官场对这件事的反应和他本人的看法：“所读朝报章奏，所以齮龁我公者不复有余地。市人窃骂侯生，某心知其妄，及方公（指方大湜）去官，其迹尤明。今得惠书，乃备闻颠末。此等于执事何尝加损毫末乎！吾知前时声实隆起，执事固不以为荣，即今日塞草边风，亦自不以为苦。端居多暇，撰著自娱，安知造物者非禁其为彼而开其为此乎？”

出人意料，一年之后，张之洞于光绪九年（1883）九月二十九日上《遵查革员侵蚀各款拟议结案折》：“当经派委前藩司方大湜、升任河东道唐咸仰、今授河东道高崇基检调案卷，传询当日局员、库官、承领经手人等，详细确查去后，惟该革司革道在晋乃赈务方殷之时，用款纷淆，文卷舛漏，有无弊端，猝难稽核。”最终核实的王定安的问题只有：“王定安滥发之款，除琐细者不计外，有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放楚军勇粮银一万四千两。此款本可缓发，该革员曲徇将弁之请，亦难保无丁吏索费扣成之弊。”“王定安设立营制所，浮支靡费过多，虽所动系本省公用生息外销之款，究属虚糜误公。”“至此外有无朦销侵蚀各节，查询局员库吏在省人员，均不能指出确据。”也就是说，王定安主要是用钱不当，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有贪腐行为，于是张之洞建议：“若再搜求陈案，徒致株连废事，于库款仍无所益，应请免其置议。窃惟葆亨、王定安两员不知体念时艰，节慎库帑，致有滥发浮支、索费扣成诸弊，虽非朦销侵蚀，实属荒谬异常，业经褫职遣戍，追缴巨款，已足蔽辜。”“合无仰垦圣慈，将晋省旧案准其从此清结，于晋省官吏不复追咎前失，但考察现在实政，俾得振奋精神，濯磨自效，出自逾格鸿施。”从张之洞这次的奏章可知，他前次奏章中的一些指控是不能成立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张之洞弹劾王定安时，方大湜接任葆亨担任山西布政使，于是张之洞命令方大湜查办此案，张之洞给朝廷的奏章中说“正值奏明设局，清查库款之际，因饬各员随案综核详加参考，方大湜旋即去任”，但方大湜离任是有原因的，王定安的《怀方菊人方伯大湜四十八韵》较为详细地讲述了其中的原委：“公时膺按验，钩考不辞繁。款目析锱铢，卷簿穷阅翻。浮议竟无证，舞文宁非冤。携册白大府，罗缕诉且论。赫赫中丞威，勃然怒髯掀。掷册投之地，盛气同炮燔。公曰吾何私，直道斯民存。拂衣自投劾，不复穷其根。”原来，方大湜受命调查，尽管翻阅了大量原始档案，但查无证据，于是给张之洞汇报，据理力争，认定这是一起冤案，张之洞则勃然大怒，掷册于地，而方大湜是一个刚直不阿之人，于是愤然辞职。

时隔九年之后，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二十九日，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上《酌举被议道员折》，再述前案：“（光绪）八年，在冀宁道任内，因案革职。当经原参抚臣张之洞覆查，并无侵吞浮冒情事；惟禁止首县承办供应，仍由局创立款目支用浮滥一节，查系司道会禀前抚臣卫荣光办理，业将经办不善之委员革职完案。张之洞虽经参劾于前，仍复辨明于后，足见持论之平，毫无成见。该革员原参之案，既系承办委员经理不善，则是代人受过，情尚可原。”这里刘坤一交代了王定安当年被责罚的原因其实是事出因公，代人受过，是措施不当，而并非个人贪腐。这是上奏朝廷的，而光绪和慈禧则是当年处罚王定安的当事人，刘坤一自然不敢说假话。因此，刘坤一的这段文字与前述张之洞的奏折都可证王定安的自述：“去年七月，有人劾余权藩篆朦销干没，奉旨查究，阅一年矣。近闻晋中覆疏，迄无左验，诏免置议。晋帅系原劾者，当不为我回护。其言或可见信于世欤！殊可感矣！”（王定安《志感三首》）。其实，多年之后，张之洞和王定安还有一次合作。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二十八日《拨款疏浚江皖豫三省河道摺》称：“本年徐州道沈守谦禀复，以砀萧灾民迭年困苦情形为言，请力筹修河之举，经臣派委江苏候补道李振帮前赴徐州暨皖省下游，会同该道沈守谦并凤颖道王定安、凤阳府王咏霓妥议勘办。兹据该道府往复筹商，勘估工程，先后禀复。”王定安被谪戍张家口之后所写的诗歌，不少都是表达自己遭受他人陷害、蒙冤受屈的愤慨，应该是他当时真实心情的记录，诸如“谤书不问乐羊子，谣诼终迁屈左徒。”“积毁实堪伤，沉冤讵能诉”等。

目前看到的史料，似乎可证王定安有贪腐行为的是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王闿运在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十日记载：“十日，晴。写联屏十数纸。涂稚衡、张雨珊来。午出城，答访王鼎丞，见其二妾，谈山西分银事，然后知曾沅甫辈真劫盗也。”但王闿运是一个被梁启超称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的人。录此存疑。

作者简介：

周德富，湖北省枝江一中退休教师，现任职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鸿鹄高级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学正高职教师，湖北省优秀语文老师。发表教育教学论文数十篇。业余研究地方历史，出版《王定安诗文辑注》《雷思霈集》等文史类著作二十一部。在《楚天都市报》《华西都市报》《湖北方志》《档案记忆》《雅安日报》《德阳日报》《三峡文化》《三峡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史类论文近5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