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黄磊 通讯员 曹学敏 实习生 武维娜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内，收藏了当年报道“合唱团出国宣传”的报纸。（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提供）

8月12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内，不少市民游客，在一块“合唱团出国宣传”展板前，久久驻足观看。

87年前，一支民间音乐团体，从武汉启程，远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争取侨胞对国内抗战的支持。

它就是武汉合唱团，抗战期间唯一一支赴国外宣传抗日、义演募捐的音乐团体。他们感动激励了无数侨胞齐襄义举、慷慨解囊，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从武汉到南洋，用歌声唱破硝烟

武汉合唱团团员合影。（《赤子丹心——武汉合唱团南洋筹赈巡回演出纪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掀起全面抗战的热潮。

上海沦陷后，武汉一度成为内地的文艺“心脏”。从上海、平津和东北等地来的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汇集武汉三镇。在他们带动下，歌咏队等各类进步文艺社团如雨后新芽般滋长。同年11月，作曲家江定仙、刘雪庵等联合音乐教师黄椒衍发起成立武汉合唱团，并吸收了由演奏家夏之秋、歌唱家周小燕所组织的两支歌咏队，人数超70人，成为当时武汉最受瞩目的歌咏团体之一。夏之秋任武汉合唱团团长兼指挥，团员有银行职员、音乐教师、青年学生。

1938年，随着战局变化，武汉危在旦夕，夏之秋与团员几经商议，决定赴南洋宣传抗日。临行前，夏之秋见到了时任中共长江局负责人董必武，在董必武指导下，夏之秋与香港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获得资助。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也对他们进行了嘉奖。

“这一走便是一年零七个月。”夏之秋女儿夏兰青回忆说，1938年9月，“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从武汉启程。出国前，合唱团途经广州、澳门、香港，出国后，足迹更是遍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城市、海港和渔村，约有210多万人次观看演出，共为国内抗战筹款230万元叻币(相当于当时的230万美元，可购买200架军机‌），筹款全部由华侨领袖陈嘉庚所主持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保管，转赠国内支援抗战。

歌声传递力量：侨胞与祖国心跳相连

南侨总会欢送武汉合唱团留影。（1939年，前排左7为陈嘉庚）。（《赤子丹心——武汉合唱团南洋筹赈巡回演出纪实》）

为国而歌，声动南洋的武汉合唱团，唤醒了无数侨胞的家国心。时至今日，事迹仍在南洋广为流传。

1938年初，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在武汉合唱团的感召下，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200名华侨机工，响应号召奔赴抗战前线。1939年8月12日，武汉合唱团在马来西亚巴生港举行歌咏会为南侨机工送行。

为歌颂机工勇赴国难的精神，1940年1月，在霹雳华人接生医院筹款专场演出上，合唱团首次演唱《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歌》，并将之作为常备曲目之一。

1980年11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第二次访问中国时，特地提出去武汉走一走。原因是，四十几年前，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有一天从广播中听到：有一群青年从武汉来到东南亚演唱抗日歌曲，为抗战募捐。

在那些澎湃的歌声里，年少的李光耀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人不屈的生命力。

“武汉合唱团在马来西亚的巡演，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珍贵记忆，父辈们每次提起都满怀敬意。”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活动家、武汉跃莱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总裁廖宗明说，自己从父辈那里听到武汉合唱团在马来西亚巡演的故事，一直铭记于心，希望更多人能知晓这段难忘的历史。

穿透时空：“南洋星火”至今未灭

雪兰莪煤炭山华侨欢迎武汉合唱团留影（1939年9月11日）。（《赤子丹心——武汉合唱团南洋筹赈巡回演出纪实》）

在中国抗战史上，武汉合唱团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1940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国际局势都非常紧张，武汉合唱团不得不结束了在新马地区1年零7个月的巡回演出，期间共巡演266场。

“同一时期，除了武汉合唱团，还有中国救亡剧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南星琼剧团等文艺团体在南洋地区活动，这些团体通过话剧、戏曲等演出形式宣传抗日，募集资金支援祖国抗战。但无论是从募捐金额、跨度时间还是演出场次来看，武汉合唱团的影响都最为深远。”长期关注武汉抗战音乐史的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李莉说。

武汉合唱团演出的一系列抗战歌曲，也被列入历史歌曲名作而载入史册。《思乡曲》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的保留曲目；《歌八百壮士》选入了台湾小学音乐教材，并成为台湾拍摄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卖花词》在新马一带继续传唱；《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也是中央乐团合唱队的保留曲目之一。这些抗战歌曲，以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至今感染着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