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客户端  故乡石宝山，地处长江中游北岸，是当地海拔最高的山头，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扼守“川鄂咽喉”的“江北要隘”。自古以来，此处乃兵家必争之地。80多年前，日本侵略军入侵我国之后，长久占领石宝山，在此挖战壕、设哨卡、建靶场、挖杀人坑，残酷推行法西斯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犯下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海拔150余米的石宝山。当年，日军曾在山上建据点，挖壕沟，盘踞4年之久。范长敏摄

民国二十九年（1940）盛夏五月，侵华日军阴谋策划发动“襄（阳）宜（昌）战役”，入侵、占领长江中游北岸老家枝江。

史料记载，野心勃勃的日军入侵枝江，始于军机轰炸。当年6月初至7月初，日本侵略军飞机从空中轮番对枝江县境内的江口、董市、白洋、安福寺、古老背等人口稠密集镇进行轮番狂轰滥炸。据统计，日军此次共炸毁房屋169栋，炸死炸伤平民百姓241人。

狂轰滥炸之后，狡诈的日军开始从地面进犯枝江。6月8日，臭名昭著的日军13师团从长江北岸荆州江陵万城、马山一带越过沮漳河，侵犯枝江草埠、问安、仙女、横店等地。

面临日军的大举进犯，驻守枝江的国民党军队32师王修身所部和41师丁固盘所部虽奋力抵抗，均因实力悬殊不敌而溃退。

时隔两天，日军侵占长江北岸上起鸡子山、下至石宝山的白洋、安福寺等地。6月12日，日军攻陷宜昌城，3天后撤出。17日，日军再次攻占宜昌城。6月24日，日军从宜昌沿江东下，入侵猇亭、白洋、董市、江口等地。驻扎江口、董市的国民党军队第五师营长赖国俭率部抵抗，也因寡不敌众而败退。至此，枝江县境内长江以北地区全部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

侵占宜昌之后，日军鉴于宜昌“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的战略地位，即以其精锐日军13师团固守宜昌，日军第39师团则以当阳县城为中心布防，在汉（口）宜（昌）、荆（门）沙（市）、荆（门）当（阳）等公路沿线设点布兵，控制宜昌以下长江航道和宜昌及襄西（指襄河以西、长江以北至宜昌西陵南津关以东地区）各陆路交通运输线。

当时，长江以南的枝江、宜都江南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隶属国民党第六战区。凭着长江天堑，国民党军队在江南与占据江北的日军对峙。

1942年，日本侵略军第37师团窜至枝江换防。翌年2月，日军分别侵占仙女、拽车一带。当年6月，日寇39师团233联队3大队2中队队长岛田带领100余名日军入侵石宝山。然后，日军在周边农村疯狂抢抓苦力，在石宝山构筑工事，修建公路、哨卡、营房、操场、靶场和指挥所。日军利用炮火封锁长江，与江南国民党军队和游击队长久对峙，不时炮击周边乡村。

这年9月，日军继续侵犯枝江领土，其第39师团233联队550余人分别侵占与石宝山相邻的紫荆岭和董市。

从入侵占领到投降溃退，日军占领石宝山长达4年之久。在此期间，日军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给石宝山及其周边乡村带来了深重灾难。

史料石宝山地址的手绘图。摘自清同治五年（1866）《宜都县志》

时至2025年，日本鬼子从石宝山溃退已80个年头。然而，在石宝山乡亲们的内心深处，日军当年在这里犯下的种种惨绝人寰的罪恶，始终是抹不去的深仇大恨。

家在石宝山坳的刘正红，现任石宝山村党支部书记。从记事起，他从爷爷婆婆和许多长辈那里听说了诸多日军践踏石宝山的罪行。担任村干部后，他时常在各种会议上控诉日本鬼子在家乡残暴实施“三光政策”的罪恶，以此对乡亲们尤其是年轻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从小到大，我听爷爷婆婆和长辈们讲，1940年，日军侵占石宝山之后，就在山上修炮台，挖战壕，方圆百里以石宝山为据点，到处烧杀奸抢，坏事做绝。

石宝山南边有座仙人桥，在这座桥附近的山坡上，日本鬼子一次残酷杀害了9名同胞。蚂蚁湾的山坳里，至今依稀可以看到一处长3米、宽2米、深约0.8米的土坑痕迹，日军曾在这里杀害了6名同胞。

有一次，日本鬼子中队长岛田过生日，汉奸指令石宝山南边一个农民送两只鸡。这个农民原本就对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岂肯给这个恶魔送鸡。第二天，日军将这个农民绑在松树上，活活用刺刀捅死，鲜血染红大片草地。

1942年初春的一天，黄土坎一位雷姓篾匠，清早到附近农户家做篾活。为防止露水打湿裤脚，他将其裤脚打上绑腿，行至石宝山下时，被一日军哨兵发现。这个魔鬼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喊几声“游击队、游击队”，几个日军一齐开枪，将雷姓篾匠乱枪打死。

石宝山树密人稀，日军又惧怕游击队袭击。因此，顾家店罗家河至沙碛坪一带便成为驻扎在石宝山日军烧杀奸抢的主要区域，当地百姓深受其害。

那年夏天，日军一队人马到顾家店罗家河一带抢劫，行至木岭嘴时，遇见一李姓中年妇女。这群禽兽将她强行拖入山林中轮奸。李姓妇女因恐惧过度，抑郁而亡。

有一次，顾家店附近的13名农民正在田间做事，日军突然闯进村里，将这些村民捆绑关进一户农家，逐个用刺刀捅伤后反锁在屋里，然后纵火烧屋。村民们在烈火中拼命挣扎，一个村民冲出火海即被日军开枪射杀，其余12人除一人侥幸逃脱外，全被活活烧死。

听老人讲，日军在顾家店挨家挨户搜查，抓捕一名为江南国民党军队送情报的船工，将他押进一片树林。日军扳拢两棵距离丈把宽的松树，将这位船工四肢分别绑在两根树上，然后猛一松手，回弹的松树将这位船工活活撕成两半，血肉飞溅，惨不忍睹。

入侵石宝山之后，日军为长久盘踞于此，到处疯狂抓捕当地农民，在石宝山顶构筑宽10米、深5米的战壕。此外，日军在山顶浇筑混凝土，建造指挥所和哨卡，另建有营房、操场、靶场及杀人场。

年逾古稀的李绪权，曾任枝江市水产局局长。2024年隆冬，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讲述了他父亲被日本鬼子抓去当苦力的悲惨经历。

我父亲叫李先柱，出生于1921年。日本入侵石宝山时，他20岁左右。小时候，我多次听父亲回忆，日军占领石宝山的时候，到处抓苦力。那一年，我父亲也被抓去当了苦力。

当年，日军鬼子驻扎在石宝山顶，洗澡、喝水、做饭等生活用水全靠父亲他们这些苦力从山脚下挑上去。我父亲被抓上山后，每天从早到晚，他和十几个苦力就是挑水，不挑水或少挑水，日本人就要打人，有时候甚至用刺刀捅，不少苦力身上伤痕累累，整天提心吊胆。

听我父亲讲，残暴的日寇在石宝山附近设立两处杀人刑场。一处在地名为头道仙人桥的山坳斜坡。日军在此一次杀害7名同胞，其中两人是从长江北岸沙碛坪抓来的农民。另一处杀人刑场设在二道仙人桥蚂蚁湾。此地至今尚存一个长约2米，宽约0.6米的凹坑，掩埋了被日寇残杀的5名同胞遗体。日寇在附近密林深处残杀2名同胞，其中一位名叫毛义，被害时约30岁。日寇在此杀人，除枪击、刀劈以外，还强令受害者伸开双臂，用刺刀刺胸破腹。

日本人在石宝山作恶多端，杀人手段之残忍，闻所未闻。听父亲讲，在石宝山上，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把抓来的游击队员绑在松树上，喊着口令用刺刀练刺杀，血肉四溅，惨绝人寰。日本鬼子还逼着苦力围观杀人，逼着他们拍手鼓掌，惨无人道。

民国十四年（1925）盛夏，徐敬义出生于笋子沟。日军入侵石宝山时，他年仅17岁。那一天，他正在耕田，突然被几个日本鬼子五花大绑，抓进日军占领的石宝山上做苦力、挖战壕。晚年，年逾古稀的徐敬义回忆当年为日军当苦力的遭遇，依然不寒而栗。

我被日本鬼子抓到石宝山做苦力，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

抓到石宝山之后，就像入了地狱。那些日军士兵挎着带刺刀的枪，个个像疯狗一样凶神恶煞。从早到晚，他们监视我们这些苦力劈山、挖沟、挑土。凶残的日军没有半点人性，对我们这些苦力随时随地用脚踢，用枪托打，用刺刀捅。有几次，日本鬼子嫌我们开挖壕沟的进度慢，把我们几个苦力打得浑身是伤，鲜血直流。有个苦力被打得晕倒在地，差点爬不起来。白天，我们拼死拼活地挖沟挑土，吃的饭菜像猪狗食。夜晚，我们累得浑身散了架一样疼痛，躺在潮湿的地铺上，冷得直打哆嗦。

我在山上做苦力，听到不少日军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坏事。在安福寺，日军放火烧毁一百多户房屋、店铺，导致几百名老幼无家可归；在紫荆岭“杀人丘”“杀人湾”，日本鬼子杀红了眼，杀了上千人；入侵紫荆岭后，6个日本禽兽见到一位12岁女孩，兽性大发，惨无人道地将她轮奸致死；在安福寺，一位老婆婆遭到几个日本鬼子强奸后，又被他们用刺刀捅其下身致死。

入侵董市后湖后，日军威逼苦力开挖3个长3米、深1.5米的“杀人坑”，把抓来的老百姓当作游击队严刑拷打后推到“杀人坑”旁，先放狼狗撕咬，再用刺刀捅肚子，捅咽喉，杀死后抛入坑内。残暴的日军抓住卖油的陈启松等，经严刑拷打后，将一条毒蛇放入陈的肛门，剪掉蛇尾，蛇猛地钻入肚内，他在地上翻滚挣扎，痛苦死去。另一个同伴，也被同样的方法折磨而死。日军在“杀人坑”旁强奸、轮奸10多名妇女，并将其杀害，丢入坑内。

当年，我生怕死在山上，不是被打死，就是被累死。反正是一死，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地狱般的苦日子，我就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偷偷逃了出来。

这些日本人丧尽天良，坏事做绝，天理难容！我一生对日军恨之入骨。

入侵石宝山的日军是泯灭人性的魔鬼，残杀中国军民如同疯狗般癫狂。家住原笋子沟6组李先明的爷爷李克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组织在笋子沟培养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也是首任党支部书记。李先明长大后也光荣入党，并多年担任笋子沟村会计和主任。他的曾祖父李敦夫当年被迫就任日军维持会长时，因掩护游击队员惨遭日军杀害。2024年秋天，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讲述那段历史往事时，依然义愤填膺。

我的曾祖父李敦夫，老家就在石宝山附近的两美垸，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1898年。因为祖上家境殷实，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读了上十年书。他从小就养成了豪爽仗义的性格，加上能言善辩，家族和乡亲们有什么难事，他都会慷慨相助，有什么不平的事，他会代写状词，帮助申冤，凡他经手的案件，胜诉者十有八九。30多岁时，人们尊称他为“三爷”（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他天生腿疾，也有人在背后称他为“跛三爷”。

1940年6月，日本鬼子入侵枝江，然后占领石宝山，在山上开挖壕沟，设军事据点。日本兵在石宝山和附近到处烧杀抢掠，不时受到游击队的打击和老百姓的反抗。当时，石宝山一带的社会治安非常混乱。日本人为了奴役中国人，成立了以石宝山为中心的所谓维持会，软硬兼施逼迫我曾祖父出任维持会会长。我曾祖父虽然被迫当了这个伪会长，但他没有忘记中国人的良心，小心翼翼地同日本人周旋，维护着当地秩序。

那天，日本鬼子抓获一名江南游击队队员，对他进行酷刑吊打。我曾祖父为掩护这名游击队员，反复向日本人求情，说他是“良民”，不是游击队员。然而，此人却拿不出“良民证”。日本宪兵队长岗地恼羞成怒，挥起军刀对我曾祖父连砍三刀。我曾祖父身上鲜血四溅，倒在地上。有人见他气息奄奄，上前察看。岗地发现之后，凶残地再补一刀。我曾祖父惨遭日本鬼子杀害之后，没有人敢去收尸。半夜过后，他侄儿李克云偷偷背回曾祖父的尸体，草草掩埋。时隔两个月左右，有汉奸污蔑李克云“通匪”，暗中勾结黑帮势力，将年仅40余岁的李克云残忍杀害，抛尸荒野。

极其可恨的是，我曾祖父被日本人杀害的第二年，他的儿媳惨遭7个日本鬼子轮奸之后，含恨自缢。

日本法西斯在石宝山坏事做尽，禽兽不如。我们要把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告诉后人，让子子孙孙永远记住这些深仇大恨。

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的昌明法师，俗名曹志秀，多年担任武汉千古名寺归元寺住持。晚年，这位年逾九旬的高僧在武汉接受我的专访时，讲述了他两次奔赴抗日前线的往事。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有许多人知道，我一生最痛恨的是万恶的日本鬼子。为什么这么讲？这与我家遭遇的悲惨经历有关。

民国六年即1917年，我出身于枝江瑶华乡（现安福寺镇）柏杨冲一个佃农家庭。当时，国家破碎，兵荒马乱，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家人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日本军队侵略枝江时，我23岁。那一年，5个禽兽不如的日军士兵偷袭老家时，将我可怜的亲姑姑团团围住，轮奸蹂躏致死。

自那之后，我一生对日本鬼子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1940年秋，我去湖南衡阳罗汉寺、法光佛学院攻习佛法经典，并习八股、诗赋。1941年秋，我积极响应抗日救国的号召，踊跃参加太虚法师组建的抗日僧伽救护队，奔赴衡阳前线救护抗日将士。一次，在抢救一名四川籍排长时，一颗炮弹就在我身边爆炸，弹片从左耳边飞过，耳部顿时鲜血淋漓。我顾不得这些，把这位排长抬到战地医院救治，自己却昏厥过去。1942年，我再次参加抗日救护队。在广西与湖南交界的大山中，我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当时，战地记者采访了我，事迹还上了报纸。

2007年冬，时任三峡日报副总编范长敏（右）在武汉归元寺采访著名宗教人士昌明法师（左）。

从1940年6月到1945年8月，日军入侵枝江5年间，曾经宁静祥和的故乡，变成人间地狱。1951年底，为配合我国政府组织的审判委员会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枝江县政府向全县发出《为控诉日本战犯的公告》和《通知》，向全县公布86名日本战犯名单。与此同时，对日军入侵枝江期间的种种罪恶进行了调查、核实和统计。时隔39年即1990年，枝江编纂出版的《枝江县志》里，详实记载了日本侵略军在枝江犯下的侵略罪行。

日军入侵枝江五年间，总共杀死居民6133人，毒刑拷打、活埋、狗噬等残害致死者3273人，细菌毒气致死者182人；强奸、轮奸妇女2207人，奸污致死者211人；强拉劳役51339人，由此引起失踪165人，残废695人；烧毁房屋40633栋；破坏工厂1个、文教机关23个、船只1992只、桥梁44座、古迹199处、机器8682件、农具3万余套，砍伐树木35万余株，掠夺各类原料119711斤、粮食11870万余斤、各种货物折款24715万余元；抢走黄金310两、白银463两、光洋12065元、铜元7600斤、牲畜410.9万余头、衣物13800余件。

泯灭人性的日本恶魔入侵枝江期间滥杀无辜，凌辱妇女，毁灭民房，焚烧山林，给家乡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毁灭性的深重灾难，是故乡有史以来最黑暗、最苦难的一段时光。

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枝江民众的顽强反抗和浴血奋战。

猇亭，发生过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夷陵之战”。1940年盛夏，日军进犯宜昌，大肆轰炸，枝江、宜都均惨遭空袭。1914年出生于猇亭的邹连山，自幼家境贫寒，崇尚先贤英雄。他见日军入侵故土，烧杀抢掠，义愤填膺，悄悄在古老背聚集抗日力量。他体恤民众，纪律甚严，不准队员骚扰百姓，即使筹集给养，也只收富户，从不向贫苦人家征收粮款，深受民众拥戴。

邹连山率领的抗日游击队得到民众支持，参加者超过百人。邹连山所部熟悉地形，灵活机动，昼伏夜出，采用偷袭、阻击等手段，频频在猇亭及紫荆岭等地伏击日军，先后打死打伤百余日伪军。邹连山所部痛杀日伪军，令其龟缩据点，小股日伪军不敢轻易外出扫荡。

3年后的夏天，邹连山身患疟疾，隐藏在高家店一农户家中养病。一个汉奸刺探其行踪后告密，日伪军随即将他团团包围。起初，日伪军对他反复喊话，企图劝降收编邹连山。然而，他大义凛然，临死不屈，一连击毙3名日军。日伪军见此情形，恼羞成怒，纵火烧屋，将他活活烧死。

屈辱而愤怒的枝江各地，几乎处处燃烧着反日的怒火。1943年2月，日伪军骚扰百里洲时，遭到国民党驻军某机枪排官兵殊死抵抗，击毙日伪军数十人。

当年5月13日，县民鲁东海等目睹日军在县城烧杀抢掠，愤怒反击。他们利用街巷狭窄、隐秘、复杂等特性，偷袭、击毙8个日伪军。

1944年春，中共襄西中心县委组织力量，在江（陵）、枝（江）、当（阳）三县交界的殷家港、罗家台子、袁码头及孙家场等地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凤台、草埠、双塚祠、孙黄4个乡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广大民众与日伪军开展斗争。

当年9月，国民党15军5师15团两个营在白洋蔡家坡与侵占该地的日军遭遇，激战一天，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人。

与日军浴血搏斗，最令人震撼的是率领抗日游击队的共产党人张缵。

年近古稀的吕云洲，曾任枝江市作协副主席，是抗日英雄张缵的远房外甥。2024年隆冬，这位作家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他自幼就听长辈讲述舅舅张缵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故事。参加工作之后，四处奔走，搜集整理了若干张缵舍生忘死抗击日寇的事迹。他由衷感叹，从舅舅和他战友当年的英勇壮举中，感受到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和坚韧意志。

民国六年也就是1917年，我的舅舅张缵出生于枝江县安福寺唐家楼。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初春，国民党政府在各区、乡举办“社会青年训导队”，抽调有志青年农民进行军事训练，时年21岁的舅舅被宜都第三区区长杨涛（进步青年，后加入共产党组织）任命为“社训队”分队长，后任区直辖分队队长。

这年秋天，舅舅家附近的张家祠堂也办起“社训队”，后改为自卫中队。该中队名义上负责人是绅士张文成，实际上是由当时中共安福寺中心区委掌握的一支地方武装。不久，舅舅调任中队长，并加入共产党组织。这时，宜都县国民党政府觉察这个中队有共产党色彩，借故强令解散。1939年春，舅舅被迫转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湖南武冈分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在鄂西恩施的国民党部队。

1943年秋，舅舅回老家探亲，目睹家乡沦陷之后，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土匪地痞趁火打劫，民不聊生，他极其愤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共产党人，舅舅果敢决定，留在家乡抗日救亡。为筹集枪支弹药，他利用自己的军人身份，前往宜昌分乡国民党驻军活动，筹借了10多条枪支。然后，他与张尧为首的小股游击队合伙抗日。不久，他察觉这个游击队力量太小，加上与张尧多有分歧，很难形成战斗力。于是，他通过多种渠道筹集更多的枪支弹药，单独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

抗日救国，护佑百姓。舅舅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以此为宗旨，坚决打击日军、汉奸和土匪。舅舅和游击队员在转移之中，曾经多次潜入到我母亲娘家落脚、休整。当年，枝江有多股土匪与日伪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祸害百姓。舅舅有个族侄叫张世孝，时常跟着土匪胡美三在广仁桥一带抢劫农家，敲诈勒索，搅得当地鸡犬不宁。舅舅闻讯，派人将他捉拿归案，痛斥其罪恶之后就地处决。

舅舅大义灭亲，严惩族侄，震慑一方，维护了太和场、横溪河、瑶华场等地的安宁。紧接着，他又率队前往新周场一带打击施昌直、汪国华匪部，使附近8个乡的民众免受匪害。

然而，李伯阶、胡美三等匪徒却对舅舅及抗日游击队恨之入骨。当年8月，李伯阶、胡美三、汪国华等5股匪徒纠集一起，强拉700余民夫携带箩筐、扁担，密谋打垮张缵所部。舅舅闻讯，精心布局，将计就计，打死打伤匪徒近百人，打伤匪首李伯阶、胡美三，还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令人意外的是，战斗打响后，匪徒强拉的民夫反戈一击，积极协助舅舅所部清除残匪。

舅舅纪律严明，从严要求游击队。该队中队长张传宝，是个杀敌勇猛的汉子。然而，他却在横溪河花屋湾驻扎时潜入一农民家中奸污其妻。恶行败露后，舅舅拒绝下属说情担保，下令当众将其枪决。中队事务长贪污粮款，还在新周场强夺农民挖的藕，也被舅舅下令处决。

疾恶如仇，舅舅赢得民众真心拥戴，抗日游击队迅速发展为200人的游击大队。他所率领游击队的不断壮大，也引起日军注意。驻紫荆岭和鸦鹊岭两个据点的日军分别派员登门，企图说服拉拢舅舅，将他收编为伪保安队，均遭其严词拒绝。

1944年盛夏的一个深夜，舅舅率队攻打安福寺日军据点，捕捉汉奸庞琢章未遂，没收了他家的部分财产。时隔数日，他又率队攻打横店子，夺回日军抢走的粮食，一部分留作给养，一部分救济民众。

日军对舅舅所部收编不成，反遭偷袭，恼羞成怒，遂派特务秘密跟踪侦探行踪，欲将其歼灭。这年11月24日，舅舅带领一个中队游击队员驻扎在太和场（今安福寺）东侧乡下。深夜，盘踞在紫荆岭和鸦鹊岭两个据点的日军悄悄合围舅舅率领的游击队。

次日凌晨，天刚拂晓，舅舅发现附近出现多股日军，火速率队向董市后乡新周场转移，欲与驻守在此地另一中队会合。当天正午，他率部在鄢家河（今董市黄金村）与日军发生激战，遭遇多路日军团团包围。见敌众我寡，舅舅旋即率部突围。激战中，他接过负伤机枪手的机枪朝前冲锋，掩护战友撤退，不幸右膝中弹，血流不止，难以站立。

危急之中，战友们要背舅舅突围，他喝令，“赶快冲出去，别管我！”然后，他跪在地上抱着机枪向日军扫射，直至打光子弹。此时，中队长谭英也中弹倒地。日军像疯狗似的从四面八方逼近，企图活捉张缵、谭英。舅舅见突围无望，便朝谭英大声呼喊：“谭英，要有骨气，不做俘虏！”然后，他旋即用手枪自抵心窝连开两枪，壮烈牺牲，年仅27岁。随后，谭英也饮弹自尽。

舅舅、谭英宁死不降、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令在场的日军震惊不已，他们为其收尸，护送灵柩回家，列队为之敬礼送行。殡葬时，民众纷纷到场祭拜，为其送行。当年冬，民国枝江县政府为舅舅举行公祭，称其为“抗日殉难烈士”。舅舅、谭英视死如归的壮举，激发了更多军民与日军殊死搏斗。

新中国成立后，为永远记住日军犯下的罪恶，枝江编纂出版的首部《枝江县志》和《中国共产党枝江市历史》均详细记录了张缵、谭英、邹连山等与日军浴血奋战而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2019年出版的《枝江市地名志》，首次特设“石宝山日寇军事壕沟遗址”词条。 

2022年公开出版的《董市镇志》刊登的《董市区域图》上，首次在石宝山村所在位置标注“石宝山日寇军事壕沟遗址”。《董市镇志》编纂委员会提供

这是日军侵华的罪证，也是石宝山漫长岁月中的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尽管硝烟已经消散，受难的人们已经走远，但记忆不容模糊，历史不能翻篇。这遗址是一个警示牌，提醒后来的人们，珍惜静好岁月，却不能安于岁月静好，须记苦难国耻，以疼痛，以悲愤，熔铸自强的脊梁，凝聚民族不容侵犯的强大力量。

作者 范长敏

       （此文选自范长敏所著《家在石宝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