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站，我们来到了位于武昌区武珞路的辛亥革命博物院（南区），寻找一块抗战时期“实业救国”“军工卫国”的见证——汉阳兵工厂界碑。

辛亥革命博物院

展厅中央的玻璃柜里，汉阳兵工厂界碑泛着青灰色的光，上刻“汉阳兵工厂界”及“中华民国廿四年七月立”字样。

“这不仅是块地界碑，更是中国近代军工的界碑。”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道。一旁展柜里，“汉阳造”步枪如沉默的士兵，锈迹斑驳的枪管仍能看出当年的精良工艺。“汉阳造”步枪有着“中华第一枪”的美誉，是抗战时期我军不可或缺的主要武器。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辛亥革命博物院今年上新了国内首个3A级战争类XR沉浸式大空间作品《穿越·汉阳兵工厂》，在暑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体验。

故事以汉阳兵工厂西迁事件为历史背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重现武汉保卫战期间，为确保汉阳兵工厂的设备以及人员安全撤离，一支孤勇的“保卫小分队”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博弈……

戴上VR设备的瞬间，我们立刻化身守卫大武汉的士兵，1938年的武汉街巷在我们脚下展开：作为“保卫小分队”的成员，我们或“穿梭在汉阳兵工厂的车间”目睹武汉战场硝烟弥漫的实景；或“乘坐卡车，在被日军占领的武汉街头疾驰”，震耳欲聋的炮火声在耳边回荡；或“手持汉阳造与敌人英勇战斗”感受到子弹擦身而过的震颤……

当“步枪”击发瞬间的后坐力透过设备传来，震得指尖发麻。虚拟的战友在身边倒下，血渍溅在我的“军装”上，而远处轮渡的汽笛声正催促着同胞一起撤退——这一刻，历史叙事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伸手可触的生动体验。

第二站，我们驾车驶过武汉长江大桥，来到位于江岸区长春街57号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八十载时光荏苒，这座青灰色的建筑静静地藏身于汉口繁华的都市里，见证着武汉在时代浪潮中蓬勃发展。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武汉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在这里，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宣传、维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期，旧址一楼的“大武汉1938”基本陈列正在进行紧张的改陈，将于9月全新亮相。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旧址从二楼到四楼复原陈列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秦邦宪（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的办公室和住房，还有副官室、接待室等保留着当年的模样。置身在小楼中，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那些曾经在这栋小楼里发生的故事仿佛历历在目。

二楼今年全新展出了《刀锋印记青山如故——武汉抗战木刻版画艺术展》。艺术家们以刀为笔，刻绘烽火岁月，沿着武汉抗战的脉络，串联起全民抗战的壮阔图景。黑白刀锋间，战士冲锋的英勇、民众募捐的热忱、国际援华的身影跃然木上。

1938年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前线的“补给线”，更是唤醒民众的“号角台”。一箱箱药品、军械从这里急送战场，文艺的火种也在此点燃——旧址的三楼，有一间特殊的会议室。周恩来曾在这里欢迎从上海辗转到武汉的“孩子剧团”。剧团中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16岁，他们走街串巷，以舞台为堡垒、以街头为营盘，用歌声唤起群众的民族抗战精神。著名作家茅盾称他们为“抗日战争血泊里的一朵奇花”。

走访时，我们正巧遇到十堰市竹溪县佛台小学的孩子们前来开展“迷彩思政课”。孩子们抚摸着当年小演员用过的道具，听着80多年前的同龄人“用歌声当枪炮”的感人故事，清澈的眼眸里，正映照着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武汉，是中国唯一既有八路军办事处又有新四军军部的城市。

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相距仅500米左右，便是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主要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同一个城市都有与之相关的旧址，且如此毗邻，可以说绝无仅有。这也反映了武汉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地位。

走进这栋两层小楼，绿色木窗紧闭着，仿佛还在守护1937年12月25日那场秘密会议。旧址内的图文史料，清晰勾勒出新四军的诞生与成长轨迹：1937年10月，国共达成协议，南方浙、闽、粤等8省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此主持召开在汉新四军领导干部会议，新四军首个军部正式成立。

改编完成后，这支部队挺进华中敌后，转战大江南北，成为华中抗战的主力军。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愈战愈勇。至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从最初的1万多人发展到30万余人。

其中，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堪称传奇——从百十人的独立游击大队，在敌后绝境中发展为5万人的劲旅，横跨鄂豫皖湘赣5省，成为中原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刻下不朽功勋。

随后，我们来到了江岸区解放公园。公园东北角的青松翠柏间，掩映着一座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鹰击长空’、阻击日寇，许多飞行员献出宝贵生命。”5月7日，在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之际，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烈士墓内，15座墓碑排成整齐的队列，墓前纪念碑巍然矗立。碑身正面，“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10个金色大字在艳阳下熠熠生辉；碑身背面，用中俄两种文字铭刻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

1938年前后，武汉上空发生了几次大空战。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到武汉，和中国空军一起保卫大武汉。苏联援华航空队和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50多架，炸毁长江上日军兵舰和运输船只70多艘，100多名队员在空战中牺牲，被誉为“武汉上空的鹰”。

1956年，原在万国公墓中的15位苏军烈士遗骸被迁到解放公园中立碑安葬。2015年，又新发现14位在武汉空战中牺牲的苏军烈士。中俄两国研究后共同决定，将烈士名字增刻到墓碑上。

每年清明时节，武汉各界人士与学子都会前来祭扫，武汉保卫战空军家属数十年祭扫不辍，俄罗斯友人亦慕名而来。

如今的解放公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成为武汉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在这里，“生”的活力与“死”的肃穆完美融合。前来游玩的市民会自觉避让烈士墓，以最温柔的方式与英雄“共处”——他们在公园里享受生活，也在心底为烈士保留着一片净土。解放公园也已成为武汉人安放记忆、传承精神的所在，它提醒着每一个人：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曾负重前行。

此行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武汉受降堂。

这座355平方米的平顶厅堂式建筑，静静矗立在江汉区解放公园的西北角。大门上方，“受降堂”三个大字笔力千钧。旁侧还有一座1米多高的汉白玉“受降纪念碑”。

武汉受降堂

跨进堂门，巨幅复刻报纸上“日本投降”以及“中国抗战胜利万岁”的标题瞬间将人拉回1945年那个沸腾的秋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16个受降区陆续接收128万日军投降。9月18日，中山公园内，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率21万部属，向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签署投降书。

受降堂内的复原场景，清晰勾勒出那历史瞬间：冈部直三郎曾在此低头递上投降书。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次年在战犯医院毙命。

武汉受降堂

受降堂内，百余幅历史图片、近百件实物，铺展开武汉从苦难到胜利的长卷。照片中受降之日的图景尤为动人：江城群众涌上街头，欢庆的潮涌是压抑已久的释放，更是民族重生的欢歌。

走出受降堂，暮色为这场红色之旅镀上温厚的光晕。其实，武汉的抗日战争纪念地远不止于此。在武汉江岸区，还有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道路——陈怀民路、郝梦龄路和张自忠路，它们最终都通向同一个路口：胜利街。英雄们以热血铺就的征途，终点注定是胜利。

从“汉阳造”的枪声，到1938年抗战的烽火；从国际友人的并肩作战，到受降堂签下正义的落笔……英雄之城曾用烽火铸就丰碑，这些抗战红迹都镌刻着同一个精神密码：当团结如长江汉水汇流成涛，当勇气似龟山蛇山屹立不倒，任何强敌都无法阻挡前行的脚步。（党员生活全媒体记者 赵雯 摄影 张博伦 实习生 陈焕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