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云霞

七八十年代，官庄湖农场人们的精神享受来源于收音机和看电影，再其次就是一年一次的大联欢和草台班子演出的豫剧等节目。

那时候官庄湖农场有一支专业放映队，就叫“电影队”，是拿工资，有编制的专业队伍。人员不多，交通工具就是一辆二八大扛自行车。每当要放电影时，在官庄岭上，无异于是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文化盛宴。嫁到远处的女儿，早早接到熟人捎来的口信“后个（后天）官庄岭上放电影，晚上来家吃饭。”还有呼朋引伴的年轻人，相约晚上天一擦黑就到村口堰塘歪脖子树下碰头，一起去官庄岭上看电影。

电影是那个物质匮乏，精神贫瘠的时代带给农垦人最好的精神盛宴。那时候的影片多是革命题材，《地道战》、《洪湖赤卫队》、《红灯记》、《闪闪的红星》反复放映，银幕上高传宝的机智、李铁梅的坚韧、潘冬子的勇敢，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偶像。一块白色的幕布、一束放映机射出的光，几盘铁盒子装的胶卷，让一个个英雄人物展现在眼前。在孩子眼里，一块白布上竟然有人在上面活动，还可以说话，唱戏。举手投足之间跟我们真实的人一模一样。《地雷战》、《铁道游击队》里那些人到底藏在哪里呢？我和小伙伴们也曾经在荧幕下穿来穿去，试图找到秘密。为什么我们投上去的人影可以拉长，却是黑白的呢？百思不得其解。

放电影的消息，跑得比风还快。不知道是从谁嘴里传出来的消息：明晚官庄岭上要放电影！“看电影” 这三字就像半夜里划亮一根小火柴，“呼——”地一下照亮了夜空。岭上要放电影的消息就像平静的水面丢进一粒小石子，一圈圈涟漪荡漾开来，甚至周边乡镇中山口的人也会走十几里路，来看一场电影。

整整一天，我们这些孩子都像丢了魂，老师讲课说的啥，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下午放学，猪草也不想打，作业也没心思写，大人们干活好像也心不在焉的，提不起精神来……下午太阳就像贴在天上一样，怎么看都还是挂得老高老高，我们恨不得拿根竹竿，把太阳给顶下去。

官庄岭上有个土戏台，这个土戏台位于官庄岭的正中心，机务队拉来土垫高约半米，然后又从山里拖来红石条，围成一个四四方方的长方形。这，就是岭上人的文化活动中心了，每到放电影，看老古戏，或者农场举行重大的活动就在这里。

一放学，小平子就带着一帮半大孩子往官庄岭上赶。那岭上的土戏台大多数时间的寂寞的，偶尔是附近住户吴婆婆、陈婆婆、郭婆婆她们晒被褥或者庄稼的场地，也是我们小孩子玩钓蚂蚱、丢手绢做游戏的地方，此刻却成了“看电影的战略要地”。一场没有硝烟的“抢位置大战”已经悄悄拉开帷幕了。

你看小平子带着一帮孩子在土戏台前开始忙活起来，他们有的搬砖头、用碎砖头摆个圈圈；有的用白灰或者粉笔画圈圈；有的拎个破笤帚，在场地上扫个圈圈；有的扛长凳……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就像小狗撒尿似的占了各自自以为是的领地。还有的，早早守在土台子前，眼巴巴盯着那日头一点一点往西边住户吴婆婆家那间草棚子的矮墙根下挪；更多的，扛几个长条凳，往场子中央一字排开，就像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插了杆旗，标记着自家的地盘。

孩子们的“战术”各有各的讲究。小平子最机灵，他从家里扛来两条长凳，是他爹用槐树硬木方子做的，沉甸甸的四条凳腿在土坷垃里扎得稳稳的。他还嫌不够，又捡来几块半截砖头，在长凳前后各压一块，最后从裤兜里掏出一截白粉笔 ，蹲在凳边画了个大大的白圈，圈里还歪歪扭扭写了个“平”字，“这是我的，谁也不许动！”他叉着腰喊着，声音里满是得意。

二姐和赢儿来得稍晚些，手里攥着一把快散架的笤帚。她们没小平子那么“豪气”，就找了块离幕布不远不近的地方，蹲下身用笤帚头在地上扫。笤帚毛稀了，扫不动硬土块，她俩就用手扒拉，把碎石子、干树叶拢到一边，扫出个半大的圆圈。扫完还不放心，二姐拉着妹妹赢儿在圈里站着：“你在这儿守着，晚上我给你送饭吃。”赢儿的小手攥着衣角，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抢到的位置，生怕被别人占了去。

旺财最实在，他抱个小马扎，捡来几根树枝，围着小马扎圈成圈圈，他话语不多，也不跟其他小朋友玩，就闷着头坐在那里，对着土戏台发呆。

也有赤手空拳，没带家伙什的孩子，放学后就背上破书包来了。他蹲在稍远的地方（对着荧幕的好地方早就被别人占去了），先把地上的碎石子踢到一起，四个角摆上四堆碎石头瓦块，做完这些，他就盘着腿一屁股坐在圈圈里，手里攥着树棍儿，眼睛盯着日头一点点往西边挪。发一会儿楞以后，他随后从书包里拿出作业本，把作业本放在腿上一笔一画地认真地写着作业。

小平子占好了位置，开始拉帮结派做游戏了。他模拟着电影里的镜头，趴在土戏台后面，手里举着一根棍子，对着土戏台下的小伙伴：“突突突，突突突”做着扫射状，然后做出一个甩“手榴弹”的手势，嘴里高喊着：“同志们！冲啊！冲啊——”对面的小伙伴也此起彼伏地：“哒哒哒，哒哒哒”回应着。

文静的女孩子们，则把两张长条凳一上一下十字交叉叠加起来，开始玩跷跷板的游戏。还有的踢毽子，丢沙包，玩的不亦乐乎。也有的埋着头赶快写作业，免得晚上回家还要赶作业，写不起，担心被老师罚站。

太阳慢慢沉下去，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岭上的空地上，摆满了长凳、马扎、砖瓦块、长短树枝，地上画着白圈圈、长圈圈，像一幅幅被精心涂鸦的画。每个“记号”里都隐藏着殷殷的期盼——期待着天黑，期待着荧幕亮起，期待着那场能把千里之外的故事“搬”到眼前的光影盛宴。

天刚擦黑，盼望着盼望着电影队终于来了，小平子带着小伙伴们“哄”地围上去。我在家正吃着饭，突然听见“放电影的来了！放电影的来了！”立马放下碗筷，跑到土戏台处。那蒙着红绒布的放映机、圆盘似的胶片盒子、还有发电机，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几个年轻人手脚并用地爬上土台子后面的树干上，然后将雪白的帆布四角拴上麻绳，拉直绷紧，再紧紧绑在树干上。风一吹，那荧幕鼓胀起来，发电机“突突”响起来了，带着柴油味的青烟弥散开来。放映机头顶那盏小灯“啪”地亮起了，一束神奇的光柱，穿透夜幕，射向晃动的荧幕上。孩子们追着光，跳着，叫着，伸出手，看见自己的影子被灯光投上荧幕，瞬间变成摇晃的巨人，心里那个美啊，无以言表。

放映员不慌不忙地装着胶片，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就像风吹过草地，人群骚动起来，脖子都抻得老长。光柱里飞舞起细密的灰尘，接着，熟悉的闪闪红星伴着激昂的旋律跳了出来：“八一电影制片场”，“哗——”掌声雷动，荧幕前的观众激动地拍起了巴掌。

......

银幕上的战火映红了半个夜空，后面看电影的李大个子突然挺直了腰板，右手不自觉地往腰间摸去，仿佛他那里也别着枪。有的人跟随着电影里的冲锋号站了起来，喊了起来......记得最清楚的是看《英雄儿女》，王成在阵地即将失守、敌人蜂拥而上时，没有丝毫退缩。他对着步话机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抱着爆破筒冲向敌群，坐在我前面的马爹爹突然攥紧拳头，旱烟杆“啪”地掉在地上。他旁边扎羊角辫的赢儿吓得往二姑怀里钻，却又忍不住从二姑胳膊缝里偷瞄。二姑一边看电影，一边咒骂着鬼子：“你个挨千刀的.......”正看的入迷，有婴儿被枪炮声惊醒，咧开嘴要哭，婴儿母亲撩起上衣，把乳头塞进孩子嘴里，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那一刻，人与人挤在一起的汗臭味，不断翻腾起的尘土味，放映机转动时“沙沙”的声音，成了这场光影盛宴里最真实的影像。

当“剧终”二字跳出来时，发电机“突突”声戛然而止，那束射出去的光柱像被突然掐断了脖子，瞬间消失。巨大的黑暗和寂静猛地罩下来，观众像刚从一场大梦中醒来。

板凳、马扎碰撞声、哈欠声、呼儿寻母声，你碰我，我推你，乱成一团。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里晃悠，刺着人的眼睛，也有拎着马灯的.......

我揉着发酸的脖子，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跟着人流往外走。小平子们意犹未尽，借着月光又摆开了架势，嘴里“嘎子哥！嘎子哥！”叫着，学着小兵张嘎的样子：“别看你今天乐的欢，小心明天拉清单。”

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当之无愧的“顶流”，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具有磁铁般的吸引力——哪怕听说时已近尾声，哪怕只能蹲在荧幕后面看反着的人影，哪怕是爬树，站在人家柴草堆上看，哪怕被“假消息”骗得白跑一趟路，依然痴心不改。对我们而言，看露天电影是童年里最期盼的事；对年轻人来说，这或许是难得的约会机会；对老人而言，看着银幕上演绎着熟悉的革命故事，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叹息着岁月的回响。

当银幕的光熄灭，人们扛着板凳踏着月光回家，田埂上的脚步声、沿途的议论声、孩子的笑声，在夜色里漫延开来。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一直照亮着我们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