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征程中，妇女群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她们满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始终跟党走的革命豪情，担负着作战、运输、筹粮、制作被服、抢救伤病员、扩红、宣传发动群众等多方面工作。在战斗中，她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后方，她们兢兢业业，以坚韧的毅力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竭尽全力为前方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取得很多重要成果，为夺取全局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回忆妇女工兵营

林月琴

在红四方面军，有成千上万的女同志，在内卫、供给、通信、卫生、宣传等各个战线，与男同志并肩战斗，为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妇女工兵营，仅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

妇女工兵营的前身是供给部女工厂。这个女工厂是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根据地以后，在缴获四川军阀田颂尧、刘存厚的工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人主要来源于在川北参加红军的女同志。她们不少从小就被卖去当童养媳，穿的遮不住羞耻、吃的是残汤剩饭且不说，动辄还要挨公婆打骂。稍稍长大就要挑起生活的重担，从挑水、劈柴、洗衣、做饭、喂猪、放牛到种田、推磨、背背篓爬山，什么活路都干。她们受压迫最深，对翻身解放的要求也最迫切。红军进入通南巴地区后，在大巴山下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她们大批报名参加红军，其中有一部分便被分配到我们供给部女工厂当工人。这个工厂的骨干是从十二师( 一九三三年六月扩编为第九军)等部队抽调来的女同志，其中王泽南、刘百兴、张茶清和我，都是从鄂豫皖苏区出来的，当时来讲已算 “老”同志了。

女工厂的任务主要是缝制军衣、编打布草鞋，有时还要往前方运送粮食、弹药，往后方运战利品。川北多是大山深沟，山路十分险峻、陡峭。运输完全靠背篓，上陡坡时，要像壁虎子一样，手攀足蹬。上边的人不注意，就会踩着下边人的脑壳。我们女工厂的同志背起背篓来并不亚于男同志。男同志登山，在半山 腰还要歇歇气，可女同志腰一弯、头一低，一口气就能爬到山顶。 同志们为了省下口粮送往前方，运粮不吃粮，沿途烧几个带着泥巴的土豆吃一吃就又上路了。活儿再苦再累，大家仍然是又说又唱，在密林深处、在古栈道上，到处洋溢着欢快的笑声。

一九三三年秋天，供给部住在川北的汉城。

一天，四方面军供给部长郑义斋同志将我们女工厂几个从鄂豫皖出来的老同志找去开会。等大伙儿坐好了，郑部长笑呵呵地对我们说：“今天请你们来商量一件事。我看你们这支‘娘子军’什么工作都可以干，背上背篓爬山还赛过了男同志，真不简单，作风很象战斗部队。我们研究，你们今后就不要叫工厂了，干脆改成工兵营，下面编班、排、连。由林月琴任营长，王泽南任政委，刘百兴任副营长。现有的二百多人先编两个连。男同志除了留一个管理排长，其余全部调走，伙夫、马夫、号兵，今后全由你们女同志来担任。”

听到这个任命，我当时顾虑很大，倒不是怕挑不起这副担子，而是另有一番缘故。

我是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七年底加入共青团，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家庭出身小商人。祖父当过屠夫，兼做面食生意。父亲早年参加革命，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我家的西厢房，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集会的场所，又是油印红色宣传品的工作间。父亲还让我的哑巴弟弟英重帮助刻蜡板、印传单，这样便于保密。谁知，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竟在张国焘搞的“肃反”扩大化中遭到了厄运。 一九三一年底，我在边区特委当儿童局局长(实为做青年团工作)。正干得起劲儿，突然接到通知，说我家被划成地主，父亲已“肃反”杀掉，强迫我当即离开部队，进“劳改队”。一九三二年秋天，部队撤离鄂豫皖，我又被遣散。可我不愿离开红军，便和几个女同志跟在部队后面走。部队上的同志看到我们穿便衣，以为是老百姓，就称呼我们“跑反队”，叫我们回去。翻越大巴山以前，我们没有御寒的衣服，也没有干粮，居住在山脚下的老乡看我们可怜，好心地对我们说，这大巴山上冰天雪地，连男人都上不去，别说你们这几个年轻女子了。老乡们再三劝我们别受那个罪，就留在当地找个婆家过日子。但是，我们没有动摇，部队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硬是当了几个月的“编外红军”。到川北后，部队扩大了，我们这批从鄂豫皖出来的老同志又都成了骨干，可我的成分问题并未解决。虽说我自己心里明白不是那么回事，但在当时说不明道不白，一顶地主成分的帽子扣在头上，多少还是心有余悸 。

为此，听郑部长讲完话，我立即表示，我不能当营长。

郑部长诧异地问：“为啥？”

“我的家庭出身……”我当时不敢直说家庭成分属于错划。郑部长似乎理解了我的心情。但并没有多解释，而是又问我：“你从安徽，经过湖北、陕西到四川，路上掉过队没有？”

“我就怕追不上，哪里敢掉队。”

“你一路上想过逃跑没有？”

“我？我就是一个心眼：坚决要当红军。”

郑部长连连点头：“行！有这一条就能当营长。”他又指着王泽南、刘百兴对我说：“王泽南同志是个老党员。刘百兴是你的老乡，在家干过游击队，负过伤，军事上有一套。你们几个要互相配合，带好部队，搞好生产。还要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 ”

听郑部长这么一说，我打消了顾虑。就这样，我当了妇女工兵营的第一任营长。

妇女工兵营建立后不久，正赶上川陕苏区扩大红军。我们也组织了宣传队，分散到各个村寨进行扩红，营里的人数不断增加 。

一天，刘百兴风风火火地跑进屋，兴奋地对我喊道：“营长， 张排长带回来一个连！你去看啊！”她一把拽着我，便向门外跑。我出门一看，在夹道的人墙之中，张茶清挺着胸膛大步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姑娘、媳妇。他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土布衣裳，有的梳髻，有的扎着辫子，还有的带着项圈和手镯，步伐不齐，可走得很有精神。这一支少见的队伍，招来了满街看热闹的人 。

张茶清扩红的地点是恩阳河。她去的那一天正逢赶场，街上人山人海，许多都是背着背篓来卖山货的童养媳。张茶清往八仙桌上一站，还没有开口，有的老乡就发现她是个女红军。可有的老乡不信，便在下面争论开了。张茶清听到他们的议论，就说：“老乡们，我是个女红军。”桌前几个小媳妇看见她穿着打扮一直到头上的短发同男同志完全一样，怀疑地望着她，一面笑一面摇头。张茶清见她们不信，弯下腰去让她们看自己戴耳环的耳朵眼，她们这才信了。大家都对这位女红军发生了兴趣。

张茶清直起腰，爽朗地说：“现在，我们妇女解放了，男女都一样，女同志也能当红军。”

这时，台下人越聚越多，挤得水泄不通，许多姑娘、小媳妇都把目光集中到张茶清身上。她们似乎在问：“你这个女子是咋个当的红军呢？”张茶清搞过多次宣传，晓得她们最关心的问题。

她便现身说法，从自己讲起：“乡亲们，姐妹们！我是湖北黄安人。我父亲给财东当长工，累病了，我九岁那年他就死了。十二岁我娘又死了。哥哥养不起我，就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和这里的童养媳一样，当牛做马，挨打受骂。红军一来，我就当了红军。在我们队伍里，象我这样童养媳出身的红军战士多得很。如今，她们抬起头来，再也不受财东的剥削、公婆的打骂了。”

张茶清的话引起了在场许多童养媳的共鸣。她们争着报名：“我去！”“算我一个！”当场就有十几个人报了名。到傍晚就集合起了一支七八十人的队伍。

当张茶清领着这一群姑娘和小媳妇回到汉城时，全城都轰动了。我们营一下子扩充到近五百人，足足编了三个连，张茶清担任了三连连长。

我们部队扩大以后，干部不够用了，要从新同志中挑选。怎样挑选呢？几个营的干部研究，决定在各班开展“我为什么要当红军”的讨论，从中发现并选拔了一批出身贫苦、表现积极、反应灵敏、有点组织能力的同志当了班排干部。李开英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开英是通江鹦哥嘴人，丈夫抽大烟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生活靠她一人维持。她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苦撑苦熬，秋收以后，租税一交，两手空空，做饭的罐子只好吊起当钟打。红军来后在各地开办了戒烟所，她带头送丈夫去戒烟。三个月后丈夫戒掉了恶习，长胖了，也有力气干活了。李开英别提有多高兴了。她将村里的妇女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红军运送粮草、打草鞋，成为村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很快入了党。在扩红中，她先动员丈夫参了军，接着自己又要求参加红军。一开始因为地方工作离不开，组织上没有同意。在敌人围攻，红军收紧阵地后，她便带着才十一、二岁的儿子一起参了军。儿子在供给部当通信员，她则分到了工兵营。她当排长后工作特别积极，总是抢着当值日排长，身上经常挎着镶着白边的红布带。

干部配齐后，武器也发下来了。步枪太高战士背的是小马枪，干部是驳壳枪。穿上军衣背上了枪，可是怎样将这支“娘子军”建设成名符其实的部队呢？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要将新同志的长发和辫子剪掉。说起来大家都明白，当了红军要打仗，如果头部挂彩负伤，这一头青丝会成为累赘，当然不值得留恋。

可事到临头，有些同志又舍不得自己的大辫子了。有的将剪下来的辫子藏进了包袱，有的剪了发以后躲在屋里咯咯地笑，可就是不好意思出门，也有的害怕将来红军万一不要自己时，没有头发回不了家……，不过，同志们到底还是想通了：干革命连命都能舍得丢，难道还在乎这一把头发吗？剪发这一关总算顺利地过去了。

下一步是进行军事训练。每天早晨、中午操练。头一天傍晚，副营长刘百兴就将红旗插上山头，第二天出操，刘百兴便领着大家练爬山，开展争红旗竞赛。排长李敏个子矮，但爬山特别快，经常抢到红旗，因此得了个“小飞机”的外号。中午饭后出操。一开始，姑娘们叽叽喳喳，一喊口令就笑个不停。这时，刘百兴便把腰一叉、眼一瞪，大声喊道：“笑什么？象个当兵的吗？” 刘百兴五大三粗，嗓门特别大，简直像个男同志。她一吼，大家就吓得不敢作声了。她对下要求特别严，可有时不大讲究方式方法，督促着大家下蛮劲儿苦练。大家每天累得腰酸膀子痛，但还是觉得满有意思。经过一段时间，队伍硬是锻炼出来了，站起队来一条线，走起路来一阵风，唱起歌来又整齐又清脆。那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我们还经常练习夜间紧急集合。头一次，大家没有思想准备。哨子一吹，同志们慌里慌张将行李胡乱一捆就夹着上山了。到山头一看带的东西抛撒了一路，有的同志几乎都丢光了。接受了教训，于是有的就琢磨“窍门”。一到傍晚的时候，看到营里找连长、指导员开会，就估计夜里可能要集合，不少同志便将包袱打好，鞋也不脱，躺在铺上等着。我们发现这种取巧的办法后，很快制止了。营里提出要求苦练过硬本领，大家便白天蒙上眼睛练习穿衣服、打背包，经过多次锻炼，终于能在几分钟内集合好队伍，拉出驻地，过了紧急集合这一关。

女同志一般都是爱整洁、爱美的。我们每到宿营地，哪怕是住牛棚羊圈，也要整治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大通铺上平展展，挎包和米袋子挂在墙上一条线。供给部曾经专门组织各单位来参观过我们的内务卫生。我们穿的衣服虽然和男同志一样，但仍然想办法将自己打扮得利索一些。衣服都是比量着身材自己做的，细针密线，再缀上用麻钱垫棉花包布做成的纽扣，显得特别合身。三个连的绑腿颜色各不相同，一个连是紫的，一个连是灰的，一个连是黑的。打布草鞋时，我们也动了脑筋，将打土豪得到的绣花线编到鞋绊子里，在鞋子上扎上一朵红绒球，漂亮极了。我们将可体合身的军衣一穿，干部扎皮带、战士扎子弹带，不同颜色的绑腿一打，穿上镶嵌了一对红绒球的布草鞋，背上小马枪，显得特别精神。一九三四年“五一”在通江开大会，我们的队伍把红旗一打，战歌一唱，使战友和乡亲们刮目相看，用欣羡的目光不断地瞅着我们这支红色“娘子军”。有些男同志还有点眼热，说郑部长偏心，将好布都给妇女工兵营做衣裳穿了，其实哪有那么回事。不过郑部长还是很支持我们这支队伍建设的。他对那些嘀咕的同志们说：“妇女受压迫几千年，现在解放了。她们刚刚抬起头来，穿得整齐一点，有什么不好！”

一九三四年九月，为了加强我们营的政治、文化教育，供给部将银行的保管科长杨文局调到我们营当政治、文化教员。杨文局是达县人，地下党员，曾被党组织派到达县女子师范学校做过“学运”工作。红军攻克达县后，她任达县县委妇女部长。参加红军后做宣传工作。红军收紧阵地时调到供给部前不久，和郑义斋同志结了婚。我们营的同志以前领东西常同她打交道，彼此都很熟悉。

我们营普遍文化程度很低，除了营里几个干部外，大部分同志不识字。杨文局要算是个“知识分子”。她来后，在营里给大家上课，开展了“识五”活动，要求每个同志每天识五个字，做到会认、会讲、会写、会用。大家先从每人的姓名学起，然后就学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既认了字，又学习了政治常识。

那时候，我们妇女工兵营除了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外，主要任务是制作衣、帽、鞋、袜，装备部队。之所以取名“工兵营”，和我们担负的任务分不开，既当工人又是兵。

解决部队的穿、戴问题，在当时是个既重要又迫切的任务。

那时，战士们身上穿的是“三合一”式的衣服。什么叫“三合一 ”呢？就是春秋是夹衣，冬天絮上棉花就成了棉衣，夏天把棉花一拉，里子一拆，又成了单衣，一套衣服一年四季不离身。作为后勤人员，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不好受，决心克服困难，让部队尽快穿上整齐适时的衣服。

要说困难还真不少，但我们不怕，千方百计地克服。部队在前方打了胜仗，我们便随后赶到那里，组织人员把缴获的布匹、棉花等原料运回来。记得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宣达战役中就缴获了军阀刘存厚库存的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多套，还有制作被服的机器几十台，这些东西都被我们运到了通江。有了原料，有了机器，做衣服的速度加快了，有时一天能出几百套成衣。为了使部队穿上颜色一致的衣服，我们自己动手染布。没有染料，我们就用黄泥、草木灰及楝树的根、皮、籽熬水作代用品，染出了土灰色和土黄色的布。做帽徽、领章，我们就采鸡冠花熬水染出红布。衣扣不好解决，在郑部长的启发下，我们用布包上麻钱代替……

那时，同志们的干劲确实大，各班排开展革命竞赛，不分昼夜，比着劲儿地干，做起衣服、鞋、帽又快又好。有的同志麻利得很，一天就能纳出五只鞋底，有的能绱十双鞋。就这样，我们制作了大批衣服和鞋、袜、帽，源源不断地运到前方。在红军渡嘉陵江之前，指战员们基本上都能适时穿上四季衣服。同志们看到亲手制作的衣服穿在前方指战员的身上，心里热乎乎的，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九三五年初，我们工兵营随总部由汉城转移到旺苍坝。这时，上级指示，要有大的行动，命令我们彻底轻装。当时，还有一些战士保存着奶奶或是妈妈送给她们的手镯、花袜底等东西，一开始舍不得上交，有的交到连部后又悄悄拿了回来。可是，她们非常听话。干部一说：“将来革命胜利了，什么都会有的。现在要这些玩艺干啥？”大家还是都交了。

一月底的一天夜里，部队紧急集合。部队拉走后再也没有返回驻地。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当时上级动员说：这次行动是为了策应即将北上的中央红军。可是，张国焘却以此为借口，来了个大搬家，把经营了两年多易守难攻的川陕根据地无端放弃。这一搬家，可苦了我们妇女工兵营了。我们除了要背个人的行李外，还要背营里的物资，有些干部还得帮供给部背贵重物资。

我们每人平均背着四五十斤东西，渡过了嘉陵江。经阆中到剑阁，这一带到处都是崇山峻岭、陡壁悬崖，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哪！当我们通过一段险路时，正好赶上阴雨连绵。 那路是贴着石崖凿出来的，一面是望不到顶的峭壁，一面是深不见底的山谷。雨后路滑如油，稍不小心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我们只好贴着石崖，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向前挪。要是赶上好天，敌机又来轰炸、扫射，比下雨天更加难走。

一天，我们顺着一条羊肠小道进入原始森林，那几抱粗的大树遮天蔽日。飞机失去了目标，天又没有下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顿时，姑娘们又说又笑，闹翻了天。一连的班长李中兰生性活泼，像只喜鹊，这时又尖着嗓子嚷起来：“连长，这块地方要得! 下不着地，上不见天，天没有落雨，鸡(飞机)又没有下蛋，硬是安逸哟！”

其实，每人身上都背了四五十斤东西，哪里谈得上安逸！而全营最辛苦的要算伙夫班长贾德福了。她是全营岁数最大的一位，虽然也只不过二十七、八岁，可在大家眼里，却感到她要老得多。她参军前已经是个寡妇，没有孩子。参军后，她把部队当成了家，把我们当作小妹妹看待。大家既同情她，又敬重她，送给她一个绰号叫“贾老婆”。她是伙房的顶梁柱。平时言语不多，可手脚从来不闲着。我们住在汉城时，经常没日没夜加班赶缝军衣。什么时候到伙房去，什么时候她都准备了热饭热菜。 长征出发后，她自告奋勇背着一口大铁锅，外加一把锅铲。敌机来轰炸时，她不是就地趴下，用锅来掩护人；而是将锅卸下，铺开身子趴在锅上，用身体去保护锅。有一次，郑部长看到这种情况，用浓重的河南口音感慨地说：“贾老婆啊贾老婆，你真是好样的！人家是顾头不顾脏，可你是顾锅不顾命！”贾德福的回答是： “全营几百号人，没有了锅，咋个做饭呢？”在长征途中，两翻雪山，三过草地，她一直背着这口大锅。

我们到达江油、中坝，正是罂粟开花的时候，漫山遍野，有红有白，煞是好看。中坝这个地方比较富，除了出鸦片外，还生产糖、烟叶。粮食很多，鸭子也很多。有很大的皮蛋(即松花蛋)厂。我们在这里休整，一面筹粮，一面赶做军衣。

三天以后，部队向北川转移。途中，不少人拉肚子。可营里除了一点急救水，没有旁的药。许多同志病得走不动路，慢慢掉了队。

在快到北川的一个下午，杨文局、二连指导员熊朝喜、李开英、号兵，还有十几位掉队的战士，和前面队伍已经拉开了很长的距离。当她们穿过一个山沟时，突然发现右面山坡上有一二百敌人，有的点了篝火烧东西吃，有的躺在树下休息。看来，这是一股被我们部队打垮了的散兵游勇。他们虽然是败兵，但人多势众，而我们的十几位女同志都是病号，又窝在山沟里，形势十分不利。可是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敌人已经发现了，纷纷站起身来，一面嚷嚷着“抓活的”，一面向山下冲来。

这时，同志们也顾不得肚子疼了，拼命抢占右面的山头。熊朝喜端起枪来，头一枪就撂倒了跑在最前面的一个敌人。李开英等也纷纷开枪。敌人停下来了。熊朝喜、李开英都知道杨文局是“文人”，便叫她先走。杨文局摇摇头说：“我还有一支驳壳枪，还可以打一阵。你们不要管我，快指挥同志们冲出去吧。”

这时，子弹不断地打来，嗖嗖直响，土石崩飞。这么僵持下去显然不利。李开英情急智生，命令号兵吹调一、二、三连的号谱。

号兵姓何，名字已经记不清了。她人很利索，就是脸上有几粒麻子。她听到李开英的命令，立即拔出系了红绸、金光闪闪的马号，左手一叉便吹了起来。阵地周围都是山，又拢音又有回声。那号声显得特别嘹亮。与此同时，熊朝喜、李开英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东一枪、西一枪，一下把敌人打蒙了。他们以为红军有了援兵，有的卧倒，有的往后爬……

熊朝喜乘机下令：“冲过去！”大家随着她一阵猛跑。待到甩脱了敌人，一个个都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李中兰一屁股坐在地上，扇着衣襟说：“啊呀！把肠子都跑断了。”

突然，杨文局惊奇地问道：“李开英，你怎么啦？”

大家掉头一看，只见李开英靠在一棵树上，脸色苍白，满脸冷汗。她一面喘息一面说：“你们，不要……管我。带着大家…… 快走吧！敌人……来了，我……顶着！”

同志们七嘴八舌地说：“快到北川了，我们一起走。”

杨文局叫大家稍事休息，然后让轻病号轮流背着李开英，又上路了。天抹黑的时候，十几个同志才赶回部队。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们随四方面军总部经茂县、理番到达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接着，随左路军北上，到达阿坝。这是第一次过草地。

当时，因为我们刚从富庶地区出来，还有点粮食。可菜、油、盐却越来越少了。为了搞好全营的伙食，贾德福同志简直操碎了心。她在自己的干粮袋子上缝了许多小口袋，里面装了姜、 蒜、盐和辣椒等调味品。她还组织伙夫们去采摘花椒叶、杏叶、 豌豆苗、灰灰菜、茭子等，煮上一锅，像放味精一样放一点异常金贵的盐，给同志们当菜吃。

张国焘违背毛儿盖会议决议，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我们调过头来，第二次过草地，粮食越来越少了。南下时，张国焘提出的口号是“到天全、芦山吃大米”,可我们哪里见得着大米？即便搞到点粮食也只是囫囵个的青稞麦。吃了以后胀肚，拉不出大便来。当时大家都想，如果能将青稞麦磨成面粉就好了。而在这茫茫草地，又到哪里去找磨呢？

当我们到达水磨沟时，却意外地发现在一个山沟的喇嘛庙里有一座水磨。于是，我立即带了李敏所在的二连，将全营的青稞麦都搬去磨面。到了那里，有的磨，有的筛，有的装口袋。干了一天，太阳已经偏西了，还没有干完。这时，突然从山上下来几十个喇嘛。他们骑着马、戴着高帽子、穿着袈裟，一面敲锣一面喊叫，朝我们冲来。我们手头只有站哨用的两支小马枪，显然挡不住他们。再说也不能随便开枪。而如果他们冲进来，发现 我们都是些十几岁的女孩子，那就糟了。大家的心情都有点紧张，可仍然是磨的磨、筛的筛、铲的铲、装的装，谁也没有惊慌失措。战士们都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不下命令谁也不会乱动。 我跑到楼上一看，喇嘛们正好堵住了唯一的出路。怎么办？我忽然急中生智，命令小何吹冲锋号。小何从楼下开始吹，一面吹一面往楼上爬，这样就造成了部队由远到近的效果。喇嘛们听到号声，吓得退走了。我赶紧带领大家背起面粉就跑。到了宿营地一看，大家满头满脸的面粉被汗水冲成一道一道的，成了 “花脸”。同志们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都说对方唱戏不用化妆了。闹得最凶的是李中兰。她虽然有病，可一直坚持背背篓，经常爱说个笑话，这回可抓住好材料了。大家一说一乐，也就不觉得苦和累了。

再往后，连青稞麦也找不到了。我们只能吃一点灰灰菜。 前面的部队将嫩叶摘光了，我们只好连梗子一起煮了吃。梗子上尽是筋，直拉嗓子，实在难以下咽。勉强咽下去，有时又从胃里翻上来……不少同志肚里无食，连冻带病，头一天躺下，第二天就起不来了。李中兰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仍然像喜鹊一样，断不了经常说个笑话，可声音越来越小，步履也越来越艰难。一个阴雨天，她拄着棍子一步步往前挣扎，在一块沼泽地 里，她摔了一跤，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她已经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在这茫茫草地里安息了。

我们抑制着悲痛，继续南下。沉闷，难以言状的沉闷，就像乌云一样压在我们心头。

部队开到天全、芦山后，虽然搞到一点粮食，可那里四面都有敌人的重兵。站不住脚，只好再度北上。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们从丹巴向西转移。途中，我病倒了。

当时，最作难的要数炊事班长贾德福。眼看着部队一天天减员，贾德福的眉头成天打着结。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最苦恼的是尽管有一口大锅，可没有啥子好煮的， 一路上，只能让大家吃野菜、树叶和带梗的豌豆秧。谁病了，她就精心采摘一捧嫩豌豆苗，煮好后再放一点盐，权当“病号饭”。病号如果不吃，她便象哄小妹妹一样，硬要哄着你吃完了才走。她见我病了，也做了一碗嫩豆苗汤端到我铺前。

我侧过身，看了看碗里的菜汤，又看了看贾德福那张又黄又瘦、布满皱纹的脸，摆摆手低声说：“我不吃”。别看这是一碗豌豆苗做的菜汤，在当时真比什么美味佳肴都要香，都要金贵。身为营长，我怎么能咽得下呢。

贾德福说什么也不端走，反复固执地说：“你是病号，不吃不行！”她说到后来，语气已近似于哀求了。

我宽慰她说：“我的病自己有数，挺一挺就过去了。你还是端回去。”并交代说：“马上要过党岭山了。上山前做饭时多放一点炒面，再煮一锅辣椒汤，让大家多吃多喝一点，暖暖和和的好爬雪山。”

我们来到党岭山下时，已是一九三六年春天，可这里还是风雪弥漫。

过党岭山的前一天刮起了狂风，天空一片昏黄，山谷里呜呜怪叫，到处飞沙走石，人顶着风便走不动路。大家都担心第二天风暴不止，那高耸入云的雪山实在难爬。谁知第二天晴了。太阳在湛蓝的天空高高地照着，漫山白雪银光闪烁，刺得人都睁不开眼。爬山之前，贾德福将自己珍藏着的辣椒和生姜都倒进锅里，煮了一大锅辣椒汤。开饭时，她拿着勺子站在锅前，边盛边吆喝：“快爬雪山啦！大家多喝一点，驱赶驱赶风寒。”喝过辣汤， 同志们背着沉重的背篓，弯着腰，拄着棍子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王泽南及时做开了宣传鼓动工作，她发动各连展开竞赛，看谁爬得最快。李敏真不愧是个“小飞机”，很快她就和大家拉开了距离。她爬到山顶，转过身来向大家呼唤：“哦……哦……快爬呀！不要背乌龟啊！”她的喊声顺风从山上传来，同志们受到鼓舞，都加快了步伐。王泽南虽然是“解放脚”，但也紧跟着队伍上了山。

下山了。有几个小鬼将背篓抱在胸前，蹲下身子顺着山坡就往下梭。王泽南连忙打招呼：“慢慢往下走，不要梭。当心摔坏了！”可有些小鬼不听招呼，仍然像滑滑梯一样往下梭，碰到坡坎就腾空一跌。到了山下，王泽南关切地问她们摔坏了没有。 那些小鬼嘻嘻哈哈地说：“不疼，不疼！”“好耍，好耍！”可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看样子摔得不轻。总的说来，这次过雪山还算比较顺利。

可是，过完雪山倒发生问题了，全营大部分同志得了雪盲症。有一些小鬼急得哭了。第二天行军，大家只好一手拄棍，一手搭着前面同志的背篓或是肩膀，缓缓向前移动，一步一步向藏民区行进。几天以后，同志们才逐渐恢复了视力。

在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我们女同志由于生理条件的原因，碰到的困难比男同志更大。 一张卫生纸也找不到且不说，走到后来，由于累、饿、冻加上风吹雨淋，绝大部分同志得了妇女病。这时，我们的队伍看起来，同在汉城时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时，一个个脸红得象苹果，英姿飒爽，这时变得象是风干了的桔子皮，又黄又瘦。那时，大家身穿崭新的军装，脚蹬镶嵌了红绒球的布草鞋；这时衣服扯成一条条破布，草鞋早变成了泥疙瘩。不过，大家的精神仍然非常饱满，一个扶着一个坚韧不拔地向前进。

翻过党岭山后，我们工兵营随方面军总部行动，经道孚、炉霍，向甘孜转移。

就在快到甘孜时，我们营里发生了一件事。 一天夜里，当我们在一个喇嘛寺宿营时，张国焘的贴身交通队有少数人伙同几个彩号，竟然闯进我们妇女住所耍流氓。我当时住在楼上，听到情况报告，当即下令：“把他们轰出去！”于是，战士们奋起自卫。结果，耍流氓的人被打跑，有几支枪也被我们下了。

谁知这件事触犯了张国焘，他大发雷霆说：“这还得了”，不问青红皂白，便下令撤销我的营长职务。为这事，我又是委屈又是义愤，气得哭了。郑义斋部长也深感不平地说：“你们做得对，妇女解放了，为什么还要受欺负！”转而又安慰我说：“不要难过，革命工作很需要女同志，今后还得靠你们做骨干。要好好工作。” 部队转移到甘孜时，我被调到粮食局(何长工同志当时任局长) 任妇女运输连连长，临走时带了一个班。就这样，我怀着留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妇女工兵营。

我虽然人离开了妇女工兵营，心里却还时常惦记着一起战斗过的众姐妹，注意向熟人打听她们的情况。

自我走后，妇女工兵营的人员流动性很大。张茶清因病住进了九军的医院，以后便随九军行动。刘百兴被调到妇女独立团，在过草地时，部队断了粮，她不忍心眼看着同志们饿死，打了一头牦牛，被张国焘下令枪毙了。出草地到达哈达铺时，李敏又被调到党校学习。

二 、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除了我和李敏等少数同志随总部到达陕北，幸运地投入党中央的怀抱以外，大部分同志都参加了西路军。随着西路军的失败，这些同志牺牲的牺牲、失踪的失踪、被俘的被俘。她们都有着一段血和泪写成的经历 … …

妇女工兵营的老大姐贾德福同志，一直背着她那口心爱的大铁锅，随部队千里转战河西走廊，为同志们熬稀粥、煮菜汤、烧开水……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她和那口大铁锅一起默默地消失在甘西北的荒漠上，从此再无踪迹。

李开英这个当年带头送夫送子参加红军的模范人物，经过几年的锻炼，已成为很有才干的基层指挥员。过黄河以后，李开英奉命带一个连到九军供给部搞运输。她们随九军在一条山、马营、古浪、武威同马家军反复冲杀，伤亡很大。在战斗中，李开英负了伤。战士李文英、贺福祥乘黑夜搀扶着她摸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她们想回到陕北，便摸索着向东走。因为到处都有敌人，她们只好昼伏夜行，一边走一边要饭。 一天，她们来到一个寨子跟前，寨子里的地主放出三条狼狗来咬她们。这些恶狗都是吃死人吃红了眼的，马上咆哮着扑了过来。李文英、贺福祥忙用棍子挡狗。可是李开英负了伤，无力保护自己，小腿肚被狗咬掉一块肉，便摔倒了，那狗接着又扑到她身上咬。那地主却站在堡子上拍手大笑。李文英、贺福祥连忙过来把咬李开英的狗赶走，可是她的肠子已经被咬出来了。

李文英、贺福祥替换着将她背到山上一孔石窑洞里，刚刚喘了一口气，当地的保长便寻来了，让她们三人赶快走。贺福祥、李文英指着躺在血泊中的李开英，愤怒地对这保长说：“她被咬成这个样子，现在怎么能走？你也是有妻子儿女的人啊！”许多老乡都对她们三人表示同情，一位老大娘对保长说：“看她们三个怪可怜的，你就抬抬手，积一点阴德吧！”那保长看到乡亲们都为这三位女红军求情，便说：“好，好，好！马家军要是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他又回头对老乡们说：“你们都回去，上头发话了，窝藏‘共匪’，是要杀全家的！”

乡亲们和那保长走后，那位老大娘又派人悄悄送来一瓦罐小米粥和三个粗碗。贺福祥盛出一碗，端到李开英嘴边，可她已经只剩下微微的一点气息了。她用尽全身力气说了一句“你们… …快走… …找党… …找部队… …便牺牲了。就在这前不久，李开英的丈夫和儿子也已经相继牺牲，她们全家都把热血洒在了疆场上。

在高台附近，担任连长的张茶清，带领同志们坚守阵地。不幸在一次同突破了我军阵地的敌人拼刺刀中，挑了两个敌人以后被敌人连砍三刀，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她被俘关进了集中营。一天，当敌人将她和其他几个女同志押在一辆马车上经过甘州时，迎面走过来一队被俘的男同志，一个个都光着脚。这时正是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那地方是一片戈壁滩，沙石累累，太阳一烤，热气蒸腾。张茶清悄悄地把自己的鞋扔了下去，在当时的处境下，她只好用这样的方法来表示对战友的情谊。拣起这双鞋的同志后来在西安逃脱，返回了部队。

杨文局同志是幸存者中的一个。然而，她却历尽了千辛万苦。我被调离妇女工兵营以后，杨文局同志接替我任营长。她也随部队西渡黄河，转战在河西走廊。自从李开英带走一个连以后，杨文局率领余下的两个连随供给部行动。高台失守后，她们从倪家营子分头突围，经梨园口进入了终年积雪的祁连山。

这时，她们弹尽粮绝，又大部分是没有战斗力的女同志，处境极端艰难。凶恶的马家军仍然是穷追不舍。敌人追上了，大家就同敌人混战一场。女同志全部参加战斗，有枪的用枪，没有枪的用刀砍，刀也没有的，就用石头砸、用嘴咬。有的同志壮烈牺牲后，嘴里还咬着敌人的耳朵、手指。同志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潮水般的进攻，甩脱敌人后立即后撤。敌人再次追上来，便再一次拼杀……一次，已经怀孕几个月的杨文局从山上滚下来，失去了知觉。朦胧中，她感觉自己的左手被人抓住，猛然惊醒，以为是敌人，右手抓起一块石头就要砸。睁眼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两位女同志正在为她包扎伤口。最后，工兵营还剩下的几十名女同志全部编入了妇女独立团。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郑义斋同志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噩耗传来，杨文局一听就晕倒了。苏醒以后，张琴秋、苏井观、曾传六等同志都来安慰她，劝她保重身体，为郑义斋同志留下后代。

这时，仅剩下的主力部队已经突围。根据石窝会议的决定，机关和妇女独立团的同志就地疏散。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雪之中，杨文局等三个女同志又辗转奔波，终于被俘。她在敌人的集中营里生下一个男孩。一九三八年初春，杨文局志侥幸从敌人虎口里逃了出来。由于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行动不方便，只好投靠在偏僻山村的一个老乡家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没有动摇“红军必胜”的坚定信念，一直在打听、寻找党组织和红军。十二年过去了，当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的胜利消息传来之后，她立即带着孩子，骑上毛驴，翻山越岭，赶到兰州，回到了党的怀抱。

妇女工兵营的战斗历程是悲壮的，她的大部分成员都英勇地牺牲在为争取人民解放的战场上。尽管她们只是无数革命先烈中的一部分，但是，她们的革命精神，她们在艰苦卓绝的征途中显示出的中国劳动妇女的英雄气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遵照老姐妹们的嘱咐，我将妇女工兵营的历史写下来，以此缅怀先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可亲可敬的同志和战友。

简介

林月琴(1914-2003)，原名林英琴，安徽金寨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后勤供给部妇女工厂厂长，后改任妇女工兵营营长。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调入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1937年1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同年5月，与罗荣桓同志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8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图：1957年秋，林月琴和罗荣桓在一起

张茶清（1915-2010），湖北省红安县永佳河镇西张元村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1934年2月在四川旺苍坝，由杨文局、李开英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安独立师医院看护，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被服厂排长，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三连连长等职。1936年随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奉命西征，任红九军供给部妇女连连长。1937年高台战役之后因伤被俘，后辗转逃了出来，先后在兰州、永登、武威、酒泉等地流浪十余年。1949年，8月26日甘肃省会兰州解放，张茶清找到军管会，向组织诉说了自己的经历，但一审查就是几年，没有回音。1952年她到了北京，找到了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第一任政委、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张琴秋同志。张琴秋同志证明了她的红军身份和经历。全国解放后，张茶清因头部负伤致残的缘故，在北京低调的生活，最后于2010年病逝，享年95岁。

来源：保持红安永远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