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几部方志的承继关系、关公记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方志中对关公的记载分别位于事纪（沿革表）、山川、寨堡、典祀、坛庙（祠宇）、古迹、丘墓（陵墓）、寺观、丛谈等处。名目与位置的同与不同取决于不同方志编撰主体的不同看法，在第一部分已有讨论。总体上看县志中出现关公记载的位置大体相同，反映了方志作为一种文类具有大致框架，且被士人所共享，这点方志学的论著多有讨论，自不待言。几部方志中不同的地方尤其值得注意，也是本节着重讨论的问题。下文笔者首先交代几部方志一些细节上面的异同，方法是将对同一对象在方志中的不同记载进行对比，并略析其缘由。

1.从康熙县志到同治县志，历史上关公身故于当阳这一历史事件愈发浓墨重彩。在康熙县志中，对关公身故一事的记载显得简练：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攻樊城，曹操劝孙权躡之，权使吕蒙袭江陵，羽退保麦城，旋北走，蒙将马忠邀击于漳乡，与子平俱遇害，羽葬于城西五里。”

乾隆县志在此之上只对文字略有删减。而同治县志于此用《三国志》原文，扩充了事情发生的背景与细节。

2.“玉泉山”一条，康熙县志中有“寺东为显烈山，为关侯显烈处，有庙”一句，同治县志中作“寺旁有显烈山，显烈祠在焉”。乾隆县志此条下没有显烈山与显烈祠。

3.康熙县志“秣马山”为“秣马山近万城，旧名马山，原显宽衍。传关侯督荆州时秣马之地，侧有尽头，山上有关侯庙，田中土阜。传其下有军器窖，犯者即有雷电作云”。顾名思义，相传秣马山是关公当时秣马的地方，据说山下有军器窖，每有人侵犯之时空中便有雷电示警。在乾隆县志中，此条只作“秣马山，在万城，传关帝督荆州秣马处”。同治县志此条为“秣马山近万城，相传关帝督荆州时秣马处，其下有军器窖，犯之即雷电作云”。也就是说乾隆县志删去了与军器窖有关的传说。

4.清代的几部当阳县志对关陵的书写表现出更为详尽的特点，前节已详述。正如邑人郑宗岱在同治县志的一篇序言中说，“夫僻陋严邑介在山谷間”，不能与“通都壮縣相提并論”，但典籍所记与“故老传闻”都向后人表明，“兹非山陽公子登臨徒倚之區乎？蜀汉上將雄烈不凛然如生乎？朱子發之阐明易旨胡文定之羽翼春秋遺書不犹有存者乎？”。在时人看来，“才子英雄”如王粲关羽，“大儒渊源”如胡安国，正因为有他们“萃此一方”，当阳虽“偏小”，又“何惭於上國”？

5.康熙县志在“寺观”中详述“显烈庙”：

“显烈庙在寺东里许，唐贞元节度使裴均重建，明嘉靖中督□□孙继鲁重修，桥榭万历见知县胡朝修。庙后三义殿大清康熙二年彝镇副将贾从喆修，僧照贤募。庙址覆山脊，石脉亘其中，削之，复隆起。凭栏眺望，堆蓝胜处尽在目中。”

而乾隆县志同样将其置于“寺观”，但只作“显列祠在寺东里许，唐贞元节度裴均建”。值得注意，此处改“庙”为“祠”，且书写极为简略。

同治县志将其列入“古祠”中。因为“邑之壇廟列祀典者詳矣”，而玉泉显烈祠、河溶文昌宫，其它如雙忠祠、四賢堂、楊公祠之类，都是“前代有功德於民至今祠宇未盡廢”的。它们“附於壇廟則溷，抑之寺觀則誣”，所以“别爲一類列於祠宇之首”。这些场所“雖曰民間尸祝，然蜀祭諸葛潮祀昌黎，人心所繫千百世不忘可也”。也就是说，同治县志的编撰者虽然认为这些地方是“民间尸祝”，但就像蜀地、潮汕祭祀诸葛亮、韩愈，这是“人心所系”，这些祭祀对象“有功德于民”，因此别开一目放置。

当然，如同治县志所言：“顯烈祠在玉泉寺北……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傅相阮文達公方制楚，閱兵過此題額曰最先顯聖之地”。阮元曾于此题额，而时任县令同时又是县志主修阮恩光恰好是阮元之孙，将祖父事迹记入县志也是在所难免的。

6.显烈祠得名，即是传说隋代智者禅师在此安禅七日，遇关公显灵，关公助禅师建寺。康熙县志“玉泉寺”一条中就认可了这个故事：

玉泉寺在县西三十里，隋开皇初诏为智者禅师建，赐寺额。时智者为晋王尊礼，人竞施舍层台□殿，规制甚丽……按智公自天台归荆州过当阳，望沮漳山色堆蓝，欲卜清溪建道场，嫌地隘，步至金龙池上，跌坐入定，见一人前致敬曰：“予即关某，死有余烈，故王此山，禅师何枉神足”，师曰：“欲于此地建道场尔”，神曰：“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愿与子平建寺，愿安禅七日以须其成”，师既出定，见湫潭千丈化为平址，栋宇焕丽巧夺人目，关公即受五戒，皈依称弟子。时以事出神异，奏上隋主，赐名玉泉寺。

乾隆县志、同治县志对玉泉寺的记载极为简略，如乾隆县志在此只作“玉泉寺，在治西三十里。隋開皇初詔爲智者禪師建賜寺額，詳載寺志。乾隆二十四年知縣苗肇岱倡捐修毘盧殿天王殿並頭門石橋”，同治县志这部分文字承袭了乾隆县志，并无改动。

7.康熙县志“丛谈”下记有：

“明洪武十三年，既徙县治还旧，其万城旧城砖石移修湘献王府，毁至北门，忽有异蜂数十万蜇人，争射不止，众懼而罢，或谓此乃高氏旧城，其上有关侯庙，神所凭云。”

“大通塔前地先年有谋侵者，以火毁张说碑，忽雷雨灭火，懼而止。又有人谋玉泉寺常住田，其夕梦赤面人大如山亦懼而止。”

第一段文字在乾隆、同治县志中改动不大。但对于第二段所述的两个传说，乾隆县志将其删去，同治县志只记了第一个传说，删去第二个传说。

通过上文对方志中的关公书写进行分析以及参看笔者所摘录的关公记载表，我们可以发现方志编撰者详加笔墨、未有删减的有关公身故事、关陵、北关庙瞪出。前引郑宗岱文已说明，关羽是士人每每提到当阳时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而玉泉寺、显烈祠以及一些与关公有关的民间传说，几部方志有或多或少的删改。

再如乾隆县志的艺文志部分，删去了康熙县志中收录的唐贞元十八年董挺《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碑记》、宋淳熙五年司马知白《寿亭侯印记》、淳熙十六年萧轸《加封英济王碑记》、明嘉靖二十二年孙继鲁《重修玉泉汉寿亭侯庙记》，以及能够说明隋代玉泉寺兴建情况的隋朝当阳县令皇甫昆作《玉泉寺智者禅师碑文》。

除了《玉泉智者禅师碑文》，其他的四篇碑文都直接和玉泉关庙有关，或记录玉泉关庙的兴建，或记载的事件发生在玉泉寺。司马知白的《寿亭侯印记》记载了宋绍兴年间洞庭湖的渔民从湖中获得“寿亭侯印”一枚，报官后藏之于库房中，却时有光焰发出，于是将之移送玉泉寺保管。在宋代，这枚“寿亭侯印”与宋仁宗赐龙眉龙角一起被视作镇寺宝物。《玉泉寺志》中载“淳熙十五年，诰命至山，加谥关侯为英济王”，萧轸在碑记末尾也说“王庙食当县覆船山之玉泉寺，住山比丘庆思来请记于轸”。萧轸的这篇碑记明显也显示了关公与玉泉寺的关系。而从乾隆县志的整体上看，也没任何一个地方提到关公在玉泉显灵的传说。

实际上，乾隆县志在“风俗”中将玉泉香火茂盛视为“风俗之疵”。编撰者在“寺观”中有言：

論曰：楚俗尙鬼，荆南尤甚，富家大賈廣福田求利達，往往浮屠老子之宫，不吝金錢，爭相誇耀，以致梵宇琳宫，流丹飛碧，祇園蘭若，煥彩騰輝，秉筆者復從而書之，不張其幟而益之惑乎，矧二氏爲吾儒所弗道，陸稼書靈壽志削之韙矣，但或留古蹟見前代之遺風，或占名山爲騷人所憑弔，福地洞天儘饒勝槪，荒烟斷石亦藉旁搜用，是附諸簡冊焉

《中国方志通鉴》对陆稼书《灵寿县志》介绍如下：康熙《灵寿县志》……清陆陇其修，傅维枟纂。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清代理学家。……该志具有明显的 ‘官以民为本’的为官思想。其叙例云：灵寿土瘠民贫，居官者不可纷更聚敛，土著者不可侈靡争兢……至于那些无关地方利病的，如佛老寺观等，均不记录……

虽然乾隆《当阳县志》与陆稼书《灵寿县志》同样认为“二氏为吾儒所弗道”，有“卫道”的自我期许，但当阳县志在这里与章学诚的论点一致①，从方志记载地方风物的基本要求出发，还是将宫观“附诸简册”。但删去了那些作者认为儒家不认可的关公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