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通，1886年3月出生，湖北黄冈人，中国同盟会会员，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宣传家、教育家，1924年病逝，1945年6月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1921-1945）》。刘子通是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其思想深刻影响了恽代英、陈潭秋、黄负生、包惠僧、林育南、夏之栩等一批先进知识青年，当时曾有“南陈（独秀）北李（大钊）中刘（子通）”之说。

大别山精神是红色革命精神之一，指的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大别山区这一特定范围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大别山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民族解放、人民独立在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信仰、革命行动、革命品质的革命精神总和。大别山精神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2023年，鄂豫皖三省党史部门三次联席会议后统一表述并报告中宣部的内涵表述为24字：“坚守信念，紧跟党走；顾全大局，团结奋斗；勇担前锋，不胜不休。”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不难发现刘子通这位被今人鲜少提及的革命先驱，其实与大别山精神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如前所述，大别山精神是基于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实践而形成的伟大精神，它的最好注脚就是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而刘子通作为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以及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区早期组织成立之初的重要成员，就其历史贡献和影响力而言，称其为大别山革命的插旗人之一，这是历史给予刘子通的应有定位。

首先，刘子通深刻影响了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一批风云人物，而这批人后来成为了鄂东最早的共产主义团体——“共存社”的发起成立者和骨干力量。

有学者认为，武汉地区的新文化运动要早于《新青年》杂志，具体地说，是以1915年5月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校刊《光华学报》的创刊为标志。《光华学报》于1915年5月1日创办，是五四运动以前在武汉地区传播新文化的主要刊物，初由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教员刘觉民主办，第三期后由恽代英接办。恽代英，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

刘子通是恽代英就读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时的老师（1915—1918）。这个时期，刘子通认识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华民族的现状，开始重新思考救国救民的出路，完成了从传统知识分子向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式知识分子转变，已经具有了思想启蒙的客观条件和实际能力。

正因如此，在武汉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中，刘子通对恽代英的影响极其深刻，并通过恽代英对黄负生、林育南等一批进步学生产生巨大影响。恽代英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20多次记载了与刘子通的当面交流或书信交流，就哲学问题还曾9次写信“答子通师”。恽代英不仅认真研读过刘子通的《佛学方便论》，还与刘子通深入探讨以太，“以解自己的思想之惑”。

1917年5月，恽代英接任《光华学报》主编后，首先在该报第三期上刊登了刘子通的论学书三篇，即《答张难先书》《答宋君诚之书》和《答张君海涛书》，并配发了编者按。在《答张难先书》中，刘子通对张难先提出的“暂时屏绝人世，静处读书，深宏根器，预储他日拔济之用”的观点表示质疑，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四方奔走，所得力于高山流水。人情事变者，胜过故书陈策。”指出“值此生民大劫，士君子执清高之念过甚。高山流水，别具性情，斯亦世道之一厄也。即或刻苦自励，不忘人世，而无如群情事变之殷。非身置此洪炉大冶中，莫由知其真际。”这些观点表达了刘子通对当时人民苦难给予极大的关注，以及对社会具有改造的决心，而恽代英以配发编者按的形式刊出，显然表明了其对刘子通观点的认同。所以，这也可看作是以刘子通、恽代英为代表的新思想同以张难先为代表的旧观念之间的正面交锋，是武汉地区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化和放大。

在刘子通、恽代英的影响下，当时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成为武汉地区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1917年10月，恽代英和梁绍文、洪震、黄负生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师生为主体创办了互助社。互助社后来成为在武汉地区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进步社团。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经过恽代英、陈潭秋、林育南等人组织联络，武汉10余所大中学校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这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刘子通为这个结果的到来，前期作了十分显著的思想启蒙。事实上，当时他所担负的，就是“五四进步青年的思想启蒙导师”的历史角色。

1921年7月15日至21日，恽代英、林育南等23位进步青年在黄冈林家大湾浚新学校召开会议，成立了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共存社成立不久，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李书渠、廖焕星等人获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异常感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力量甚至是生命。

其次，刘子通在武汉地区以报纸和课堂为阵地高调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革命播下火种，而这些火种最终在大别山地区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

五四运动后，刘子通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寓所开会，成立武汉早期党组织。不久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刘子通、黄负生是该研究会的骨干。

同年8月，为响应《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来函征文，刘子通、陈潭秋、黄负生到汉口江岸码头对驮货工人进行调查，收集到许多有价值的一手资料，由刘子通主笔，形成《汉口苦力状况》的调查文章，发表在1920年《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署名为：刘云生，是刘子通、陈潭秋、黄负生的合称。这篇调查文章对汉口劳动界人数众多、最苦的驮货工人的生存状况作了详细调查分析，真实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江岸码头劳动人民痛苦不堪的生存状况。

1921年春，经陈潭秋介绍，刘子通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年春，刘子通与恽代英、黄负生、陈潭秋等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11月《武汉星期评论》成为武汉党组织的机关报。“《武汉星期评论》，是继北京《每日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湖南《湘江评论》等刊物之后，又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重要刊物。”在黄负生病重及病故期间，刘子通承担起《武汉星期评论》的主编工作。他充分利用这块阵地，高调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从现存可查的《武汉星期评论》（第33—38、52、53号）看，刘子通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有《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我们应有“最低限度”的三种觉悟》等。其中《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影响巨大。研究者夏慧、汪季石认为：“《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是剑指当时湖北教育停滞不前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这篇文章的问世，武昌高师当局最终未能顶住舆论压力，于1921年底考虑招收女学生，1922年9月该校首次招收女生，男女同校，混合编班，开湖北男女学生同校之风。

刘子通在武汉地区曾任教于中华大学、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多所学校，充分利用课堂高调宣传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他大刀阔斧改革国文教材，猛烈抨击文言文而提倡白话文，还从《新青年》《民国日报》《 觉悟》等新思想的杂志和副刊上搜集、选择有价值的论文及文艺作品作为国文教材，油印给学生。他鼓励和帮助学生组织自治会、演讲会、辩论会和学术研究会等学生团体，吸引其他班级学生参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思想成为演讲会和辩论会的主题，使新思想在学生头脑中逐渐滋生。在校外，刘子通和陈潭秋、黄负生一起组织了妇女读书会，吸收了一批进步学生，指导她们阅读《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著作，邀请董必武、李汉俊等为妇女读书会作报告。在刘子通等人的引导下，女师进步学生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如夏之栩、徐全直、袁溥之等。李文宜在回忆录中说，刘子通的课程讲授和文章“是我一生中最早受到的革命启蒙教育，我就是从这里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

那时，刘子通的影响力其实不只局限在湖北女师校内，已经外溢到武汉其他学校。据当时为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徐复观回忆：“当时到省立第一师范传播新文化的有位黄冈的刘子通先生。他也在女子师范教课，带着女学生到城墙上去教《红楼梦》，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新文化’。”

刘子通的宣传引导，打破了女师的封建桎梏，对把持女师的顽固势力产生了巨大冲击，“所以成了校方和地方保守势力的眼中钉”。因此，湖北女师校长王式玉组织腐儒遗老向刘子通发起攻击，污蔑他传播异端邪说，破坏学校秩序，并在1922年初以“宣传赤化”“煽动学潮”的罪名解聘刘子通，从而引发了持续8个月之久的震动武汉三镇的“湖北女师学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子通等人持续不断的宣传引导下，一批在武汉求学的黄冈籍热血青年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纷纷投身革命实践，将革命的火种从武汉带回黄冈，并最终燃遍大别山。1919年7月，林育南回到家乡回龙山，在八斗湾开办浚新学校；1920年春，陈潭秋回到家乡陈策楼，对其五哥陈树三创办的聚星学校进行改造；1921年，刘念祖在扬鹰岭接管改造了青黎学堂。这三所新式学校相互呼应，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成为当时黄冈革命的策源地。1922年春，在陈潭秋、林育南等人的组织和推动下，陈策楼和八斗湾分别成立党的小组，其中陈策楼小组由萧仁鹄任组长、八斗湾小组由胡亮寅任组长。1924年8月，中共黄冈支部成立，陈学渭任书记。陈潭秋、林育南、刘念祖、萧仁鹄、胡亮寅、陈学渭等人，都有过在武汉求学并接受新文化洗礼的经历，从一定程度上讲，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刘子通等人的影响。如果把他们比作大别山区革命的火种，那么刘子通等人在武汉地区的宣传引导就是点燃他们的火源。

纵观刘子通的一生，恰似一盏穿越时空的革命灯火，既照亮了武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之路，更点燃了大别山区的燎原之势。作为董必武、陈潭秋的革命战友，他的思想启蒙实践不仅为鄂东早期共产主义团体输送了骨干力量，更通过教育革新与舆论阵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炬传递至黄冈乡村，使大别山成为“红旗28年不倒”的精神高地。若将大别山精神喻为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刘子通无疑是最初的执笔者之一，他以知识分子的觉醒与担当，在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命的激荡中，完成了从思想播火者到革命奠基者的历史跨越。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刘子通与大别山精神的关系启示我们：任何伟大精神的铸就，既需要如董必武、陈潭秋般插旗立帜的先锋，亦离不开如刘子通这般培土奠基的启蒙者。他们共同构建的，不仅是革命的地理坐标，更是精神的代际传承。今天，当我们以“24字内涵”诠释大别山精神时，更应看到其背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思想共鸣、文化觉醒与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而这正是中国革命从星火到燎原的内在逻辑，亦是新时代赓续红色血脉的深层密码。

（作者：孙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