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心学的继承和发展者

文｜刘汉斌

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王阳明全集》之“知行录”对陶行知先生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知行合一”哲学学说对其教育理念影响深远。

◎渊源

陶行知先生与王阳明先生有地理渊源。陶行知出生在皖南歙县，这里古代隶属徽州，而徽州也是王阳明的故乡。王阳明作为我国“十大思想家”之一，又是故乡走出的一位大人物，因此，从道义上讲，陶行知十分崇拜王阳明。陶行知早在1910年就读金陵大学时，就开始研究并信奉王阳明的心学理论。

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的观点，他认为“知行合一”，知与行是同时发生作用的。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还主张“知轻行重”，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谓真知。”当时的陶行知，正是求知欲特别旺盛的青年。他发愤求知，目的就是为了日后去笃行，去实现他的人生抱负，救国救民。当时的陶行知接受了“知行合一”说，特别是“知轻行重”的思想。

◎继承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濬，他在情感上认同王阳明心学后，将“知行合一”视为王阳明心学的精髓，1912年，他在继续使用“陶文浚”这个姓名的同时，另又取名为“陶知行”，次年将“陶知行”用作笔名。1917年留美归国后，他正式改名为“知行”。这些都说明当时的陶行知对王阳明心学的崇拜。

通过对王阳明心学的深入剖析，陶行知认为，中国传统理念讲究三思而行，往往考虑理论，忽视实质，关起门来做学问，造成中国的书呆子多，清谈者多于实干者。而王阳明心学，知轻行重，知行合一。教导人们遇事先有计划、先立刻做起来，遇到困难，就地解决，再深入。这能提升整个中国社会的效率，现实意义非常大。陶行知说，中国发展在找加速器，学习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快速复兴。

陶行知1914年秋赴美留学。留学期间，他树立了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他师从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本质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含有辩证唯物主义成份。实用主义哲学又属于“行动的哲学”，重视“行”。陶行知发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王阳明的哲学同中有异。杜威论述了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从做中学”的观点。这一观点表明“做学合一”，也即“知行合一”；但“从做中学”强调“做”是“学”的起点，即先“行”后“知”，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同，但总体来讲，他们的思想还是“知行合一”的统一体。

◎发展
　　作为一位教育家，陶行知认为，必须把“知行合一”的思想科学的运用到中国的教育方面。他对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思考，不断总结和反省自己的教育实践，总结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突破性的写了《行是知之始》文章。在文章中，陶行知仍然充分肯定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但又指出了王阳明“知行合一”中“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存在缺陷，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主张。并正式将自己的大名改为“陶行知”。
　　根据“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陶行知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了“社会即学校”、“ 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论点。使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得到改善。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人人都可以是学生，人人都可以是教师。
　　在教学中，陶行知把知识分为“亲知”、“ 闻知”和“说知”三种。而且特别重视“亲知”，认为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更重要、更可靠。陶行知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把“闻知”当作唯一的知识，忽略了“亲知”，也忽略了“说知”。他认为：“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才能发生效力。”这一点对当今中国教育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心学中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其实，陶行知从“知行”到“行知”再到“行知行”的过程，实质上是他哲学思想一次又一次质的飞跃过程。他对王阳明的心学的继承和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他不断追求真理、实践真理的“破心中贼”过程。他的名字与他的哲学思想如影随形，他的人生品格表里一致，名副其实。

【诗人简介】刘汉斌，笔名刘宁，湖北团风人。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黄冈市作协全委会委员、东坡赤壁诗社常务理事、团风县诗词学会会长。有诗词及散文作品散见于省市级以上报刊。出版诗词集《论史七言绝句集》《刘宁诗词选》 ，散文集《沉睡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