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其根源深植于当阳这片沃土，历经数代统治阶级的尊崇与民间习俗的绵延传承，关公已从凡尘俗世中脱颖而出，化身为民众心中无所不能的神祇。人们为求庇佑、消灾祈福，纷纷向关公致以虔诚的祭拜。为了让这份信仰得以永恒流传，智慧的古人选择将关公的事迹与崇拜之情镌刻于石碑之上，由此，关公文化的碑刻现象蔚然成风。

在当阳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最早可考的关公碑刻当属唐代大理寺评事董侹所撰写的《重修玉泉关庙记》。遗憾的是，原碑已毁于历史的风尘之中，所幸其精神得以在清代的重刻碑上延续，让后人得以一窥其风采。自此之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竞相以石碑为载体，颂扬关公的英勇与忠义，这些石碑如同历史的见证者，默默诉说着关公文化的辉煌。

然而，历史的洪流中总免不了风雨飘摇，战乱与灾祸频繁侵袭，许多珍贵的碑刻因此受损或遗失。经初步调查，目前尚存的关公碑刻有42通（处），它们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首先是关公陵墓所在地——当阳关陵，这里汇聚了众多纪念关公的碑刻，每一块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其次是当阳玉泉寺，作为关公文化的重要传播地，玉泉寺内也保存着不少颂扬关公的碑刻；最后，还有一部分碑刻散落于当阳的民间，它们或藏于深宅大院，或立于乡间田野，默默地讲述着关公与这片土地不解的情缘。

当阳关陵现存关公碑刻有34通，由于年代久远，有的碑文剥落，有的残缺不全。明代的碑刻有4通，即重建义勇武安王庙碑记、汉寿亭侯墓碑、关伯子陪享祠记、祭词碑铭。清代的碑刻有21通，即祭祀诗碑铭、重修汉前将军壮缪侯墓庙碑、重修关夫子陵庙碑记、重修当阳汉寿亭侯关夫子庙碑记、重修关陵碑记、当阳漳乡关帝陵庙碑记、关陵神器灯幔清单碑铭、关陵庙宇堤岸碑记、关陵神道碑、书丫角庙事、永禁摹拓碑像文、重修关陵后殿碑记、关陵重修碑记、重修关陵庙记、威震华夏、当阳彰乡关帝陵庙碑记、重修当阳县章乡武帝庙之碑记、当阳章乡关帝陵庙之图、县令钟传益谕饬遵守照事、关陵圣像亭碑、敬勒关庙灵异碑记。民国时期的碑刻有2通，即关夫子考辨、重修关陵碑记。另有7通碑文字剥落或字迹模糊无法辨识时期。

当阳玉泉寺现存关公碑刻有5通，即汉云长显圣处、最先显圣之地、重修玉泉关庙记、重修显烈祠碑记、重修当阳县玉泉山汉壮缪侯关公庙碑等。

当阳民间散落和其它单位收藏有3通（处），即关公麦城祈雨碑，淯溪关帝庙直匾、淯溪关帝庙重修记事大碑和大殿大门横匾及楹联石柱等。

下面对已列目的关公碑刻作以简要介绍：

重建义勇武安王庙碑记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立，现置关陵南碑廊中部。礼部尚书徐阶撰文，吏部右侍郎冯天驭书丹。碑身高193厘米，宽109厘米，厚27厘米，碑文楷书，两侧饰龙云纹花边，无碑首；座高33厘米，上刻卷云纹饰和海浪饰，自下而上分三级内收。

明嘉靖三十七年《重建义勇武安王庙碑记》拓片

（照片由黄洁提供）

汉寿亭侯墓 明万历四年（1576年）立，此为墓碑，置于关陵关羽墓门前，无碑首。碑身高195厘米，宽108厘米，厚27厘米，素面，中间竖刻“汉寿亭侯墓”，右边刻“敕守巡荆西道王、邓题”，左边刻“万历丙子夏日立”，字体楷书略带隶书风。碑座高45厘米，制作较精。自下而上四级收分，第一、二级刻海浪纹饰，墓碑的背面，有早期刻文，为嘉靖年间司礼太监黄锦、左都督陆炳等官员的署名，落款“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初九日立。”由此推知，此墓碑是利用早期石碑的背面磨制而成的。墓亭石柱楹联是：“群山拥神宅 抔土涵太虚”。

关伯子陪享祠记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刻立的关伯子陪享祠碑记，此碑现置关陵南碑廊中部，通高303厘米。碑首高65厘米，宽113厘米，厚22厘米；上刻“二龙捧日”浮雕。碑身高198厘米，宽97厘米，厚23厘米；座高40厘米，长127厘米，宽73厘米。此碑取材砂石，表面风化，字迹难辨，幸存原文载《当阳县志》。为学谕李瑶春撰文，附明太史黄辉五言律诗一首。

汉云长显圣处 位于玉泉山麓的玉泉寺北200多米处，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立。石望表四面有字，正面宽37.5厘米，厚40厘米，高290厘米，顶上兽雕高90厘米。正面书有“汉云长显圣处”，为楷书，右面字为“当阳县知县今升福建建宁府同知李一阳”，左面字为“兴都留后参军署当阳县印潘云章题”，后面字为“万历丙辰岁孟秋月吉旦建立”。此碑为浙江举人李一阳在调离当阳前所立。

祭词碑铭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湖广巡抚方孔炤撰文，当阳知县倪瑞胤监临勒石。记颂扬关羽的祭词。碑为横式，高44.5厘米，宽103.5厘米。碑镶嵌在关陵南碑廊矮墙上。

祭祀诗碑铭 清康熙九年（1670年）当阳知县李芳刻制。记关羽春祀、秋祀的感受。字碑为横式，高46.5厘米，宽92.5厘米。碑镶嵌在关陵南碑廊矮墙上。

重修当阳县玉泉山汉壮缪侯关公庙碑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当阳典史高弘名、正白旗将军宜思孝等人立碑。碑文由湖广总督蔡毓荣撰写，当阳县知县进士俞廷瑞书丹。记关公事迹和重修玉泉山关公庙过程。碑高212厘米，宽101厘米，厚19厘米。碑保存完好。现存玉泉寺天上天（北）月光菩萨殿。

重修汉前将军壮缪侯墓庙碑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立，现置关陵北碑廊后端，无碑首。碑身高210厘米，宽110厘米，厚15厘米；座高20厘米，长133厘米，宽58厘米。碑面刻修墓庙事记和颂词，湖广总督蔡毓荣撰文。

重修关夫子陵庙碑记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立碑，为湖广总督吴典撰文，荆州知府魏襄书丹，记重修关庙事，文字多为赞颂关羽之词。碑身高228厘米，宽114.5厘米，厚23厘米。现存关陵北碑廊。

重修当阳汉寿亭侯关夫子庙碑记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立碑，为湖广巡抚年遐龄撰文，荆州知府魏襄书丹，记重修关庙事，文字多为赞颂关羽之词。石碑立于关陵拜殿后墙右侧，为青石料，通高373厘米，首座俱全。碑首高87厘米，宽118厘米，厚26厘米，正面浮雕图案为“二龙捧日”，间饰卷云纹；碑身高245厘米，宽105厘米，厚23厘米，左右饰涡云纹花边；碑文楷书，字体规整清秀。座高41厘米，长118厘米，宽57厘米，须弥座式，刻海浪纹饰。

重修关陵碑记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立，现置关陵南碑廊前端靠墙处，无碑首。碑身高261厘米，宽118厘米，厚22厘米。碑面字体楷书，由兵部尚书湖广总督硕色等署名，碑文两侧重饰花朵间波浪纹花边。座高29厘米，长133厘米，宽45厘米。

当阳章乡关帝陵庙碑记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刻立，现置关陵北碑廊中部，无碑首。碑身高233厘米，宽85厘米，厚12厘米，素面楷书，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湖北学政吴省钦撰文。座高42厘米，长94厘米，宽36厘米。

关陵神器灯幔清单碑铭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当阳县知县范铎等人敬立。记祭祀关陵神器灯幔清单。碑为横式，高60.5厘米，宽81.5厘米。碑镶嵌在关陵南碑廊矮墙上。

最先显圣之地 位于汉云长显圣处的望表左旁。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湖广总督阮元题额“最先显圣之处”。同治四年（1865年）秋，杨州阮恩光谨识先父阮元题额勒石立“最先显圣之地”石碑。碑文另有小字一行，为“玉泉显圣见唐人碑文　　嘉庆二十二年阮元敬题”，正面宽62.5厘米，厚15.5厘米，高140厘米。

关陵庙宇堤岸碑记 清道光二年（1822年）陈若霖刻制。记关陵庙宇堤岸修建过程。碑为横式，高58.5厘米，宽149.5厘米。碑镶嵌在关陵南碑廊矮墙上。

关陵神道碑 清道光十年（1830年）三月刻立，立于关陵古建中轴线前端，上有碑亭盖护。神道碑首座俱全，通高340厘米。首高60厘米，宽108厘米，厚20厘米，额体前后浮雕伏龙四条，额面中央为太阳，下方刻有篆书，“重修关帝碑亭”六字。碑身高235厘米，宽100厘米，厚17厘米，素面楷书，中间竖刻较大号文字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墓道”。右侧边刻“道光拾年三月吉旦”；左下刻着兵部尚书湖广总督嵩孚等八位官员的署名。碑座高45厘米，长120厘米，宽58厘米，砂石料，已呈风化状。关陵神道碑亭四柱有两幅对联，前柱联为当阳教谕郑克昌所题作“夕阳丘首三分土　　古道江头一片碑”；后柱联为当阳典史周时旺题作“滩水夜号蛟龙饮泣三分恨　　秋山昼啸草木声诛两贼魂”。

书丫角庙事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孙士清勒石。碑为横式，高47厘米，宽120厘米。碑镶嵌在关陵南碑廊矮墙上。

永禁摹拓碑像文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当阳知县邱上东立，陈惟本撰文并书写。高151厘米，宽70厘米，厚11厘米；座高38厘米，长91厘米，宽41厘米。碑现存关陵北碑廊。

重修关陵后殿碑记 清咸丰三年（1853年）当阳知县董文煜刻制。记重修关陵后殿的过程。碑为横式，高45厘米，宽59厘米。碑镶嵌在关陵南碑廊矮墙上。

关陵重修碑记 清同治七年（1868年）刘宗元立，记关陵重修过程。碑高222厘米，宽92.5厘米，厚16厘米。现置于关陵南碑廊后墙。

威震华夏 楷书，黑底金字，悬挂于关陵正殿大门上额。匾为木质，以生漆拌丝粘凃，制作精良。匾长312厘米，高112厘米，四周镶浮雕花边，花边图案为九龙遨游云海，花边下部中央有一圣鼎，是为“九龙捧圣”。“威震华夏”四个字面以金箔装饰，字体大小为46×32厘米，字的上部加盖一御印，是为“同治御笔之宝”，篆书。据《湖北通志》载，这方御匾因湖北总督官文巡抚郭柏荫和宜昌总镇兵官安贵奏请，于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二十日敕颁，由湖广总督李鸿章敬悬。

当阳漳乡关帝陵庙碑记 清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立，现置于关陵南碑廊后端靠墙，保存十分完好。全碑通高330厘米，碑首高70厘米，宽94厘米，厚20厘米，正额浮雕“三龙捧日”图案，间以卷云衬托。碑身高228厘米，宽92厘米，厚18厘米，碑面文字楷书，卷草花边。由湖广总督李鸿章撰文，介绍了清同治年间维修关陵的过程，褒扬了武圣关羽的浩然刚大之气能光照国家和结聚万人之心，并号召世人要永远追慕敬勉关圣精神。座高32厘米，长105厘米，宽45厘米，须弥座式，饰海浪纹。

清同治八年《当阳漳乡关帝陵庙碑记》拓片

（照片由黄洁提供）

重修当阳县章乡武帝庙之碑记 清同治八年（1869年）仲夏立，藩司何璟撰文，现立关陵北碑廊中部稍后。全碑保存完好，通高286厘米，首座俱齐。首高66厘米，宽95厘米，厚18厘米，额面浮雕蟠龙绕日图。碑身高190厘米，宽82厘米，厚15厘米，楷书文字，饰梅花竹叶花边。座高30厘米，长90厘米，宽33厘米。

当阳章乡关帝陵庙之图 为关陵平面示意图石刻，原镶嵌在关陵寝殿门前右侧墙垣上，清同治八年（1869年）刻制，现藏关陵文物保管室。石刻长92厘米，宽41.5厘米，厚9厘米，面上线刻着关陵全图。图上附有文字说明。图的右上方竖刻文字是：“关陵在当阳县西五里之漳乡总也，基址宏调，辛山乙向，四望山环水抱，庙内柏树林立，均有拱向之态，其形胜如此。每岁春祭宜昌镇军，秋祭荆门直隶州来主祭焉；更有陵宇纪略一书叙帝圣迹，版存于庙守祝者司之，是为记。同治己巳孟秋，关中刘继勋谨识。”图的左上方竖刻文字是：“本朝加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氏关圣大帝，汉代故爵汉前将军汉寿亭侯。陵高二丈五尺，陵围四十二弓”。昔余在京邸间闻先大夫云：“余为汉黄使者时，知章乡为关圣埋玉之地，未获瞻谒，缺如也。”乙丑余来楚北襄理当阳厘务，恭谒陵宇，得瞻形胜；今复宦游此邦，家兄书田，适奉檄重修蒇事。后其总办刘善长司马以图，勉余绘，余不敏，勉应命。图成，诸同人嘱余上石碑，观者共展如在之诚，而先大夫之遗志，不元小补尔。刘继勋沐手敬摹，周文星，周文齐刻。”碑的右下角刻记“基址共计五百余弓”。本图介绍了当阳关陵的地理位置、山水形胜、规模范围和祭祀制度。

重修关陵庙记清同治八年（1869年）立，碑镶嵌在关陵南碑廊矮墙上，碑为横式，高34.5厘米，宽64厘米。

县令钟传益谕饬遵守照事 清同治十年（1871年）知县钟传益勒石。记关陵春秋祭祀县府的有关规定。碑为横式，高38厘米，宽93厘米。碑镶嵌在关陵南碑廊矮墙上。

关陵圣像亭碑 位于关陵正殿右边，也叫八角亭。圣像亭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亭内有两块石碑，一块为“汉寿亭侯像碑”，碑高180厘米，宽90厘米，厚17厘米；座高48厘米，长123厘米，宽62厘米。有碑文和关圣像，碑文是：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之上普照万方，心在人之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则辅，主存则归。新受曹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之托某以知望形，立相觅迹。求功刺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厚恩满有所报。每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伏望台慈，俯垂鉴照。

另一块为关圣帝垂训碑，也称关羽“四好碑”，碑高127厘米，宽56.5厘米，厚18厘米；座高34厘米，长95厘米，宽52厘米。为清同治十年（1871年）当阳县知县钟传益题刻，碑文是：圣帝垂训不一，此四句昔人谓包括经史义理，谨勒俾观者各存好心，同受其益。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关陵庙宇在当阳漳乡，戊辰请修，己巳工竣。同治十年辛未当阳县知县闽汀钟传益敬书。

重修玉泉关庙记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玉泉寺住持僧大登重刊刻碑。原碑为唐碑，后毁。碑文为董挺所作，记玉泉关庙由来和重修原因。此文载《全唐文》684卷。碑高167厘米，宽107.5厘米，厚15.5厘米。对研究关公文化的起源，有参考价值。碑保存基本完好。现存玉泉寺天上天（北）月光菩萨殿。

重修显烈祠碑记 同治十一年（1872年）壬申三月玉泉寺住持大登重刊立碑。魏德懋书。湖广提督徐治都撰文。记重修显烈祠一事。碑高151厘米，宽75.5厘米，厚10.5厘米。碑保存完好。现存玉泉寺天上天（南）日光菩萨殿。

敬勒关庙灵异碑记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杜调鼎刻制。碑高119厘米，宽66厘米，厚9.5厘米。碑现存关陵北碑廊。

关夫子考辨 1936年海南人蔡凤翁立，记广都人刘沅生所著的《关夫子考辨》一文。碑身高201厘米，宽101厘米，厚14.5厘米。现存关陵南碑廊。

重修关陵碑记 1936年5月刻制。碑文为湖北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荣昌罗经犹撰文，邑人吴秉均书写。碑文介绍了民国初年关陵破败情况，记述了县长熊明春修复关陵的过程。碑通高208厘米，无碑首。碑身高175厘米，宽72厘米，厚14厘米。现存关陵北碑廊。

关帝庙 据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当阳县志》记载：“关帝庙，在淯溪镇，乾隆二十四年，知县苗肇岱捐墓重建，详庙碑。”此庙大殿大门和部分大殿尚存，乾隆二十四年即1759年。“关帝庙”直匾石刻现存淯溪民俗博物馆。大殿大门有四字“护国佑民”的横匾，两旁楹联为“千秋义勇无双士，万代衣冠第一人”。大门后立有一通大碑，即苗肇岱重建关帝庙碑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此建筑构件和大碑被私人买走，此后下落不明。

祈雨有灵谢恩碑 现置两河麦城村麦城堤附近。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所立，碑长160厘米，宽80厘米，厚12厘米，石碑有一定损坏、文字部分剥落。

碑刻，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自古以来便承载着记录与传承的重任，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当阳关公碑刻，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详尽的内容，为我们展现了关羽文化的深厚底蕴。这些碑刻内容广泛，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

人物标识类：此类碑刻直接标识了与关羽相关的地点或建筑，如“汉寿亭侯墓”明确指出了关羽墓地的所在，而“汉云长显圣处”“最先显圣之地”等则进一步强调了关羽在此地的神圣地位。此外，关帝庙直匾和关圣帝垂训碑等也是此类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关羽文化在当阳地区的物质载体。

英雄褒扬类：这类碑刻通过高度赞扬关羽的英勇事迹和道德品质，展现了后人对他的崇敬之情。如“威震华夏”一词，不仅出自正史《三国志》，更被同治皇帝用于赞誉关羽，足见其影响力之大。“关伯子陪享祠记”中对关羽及子关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唯忠义之在天地间，至不可磨灭之物，故死而生之”。“当阳漳乡关帝陵庙碑记”有“漳乡之兆于礼，得尊曰‘陵’”。还有“当阳漳乡关帝陵庙碑记”“关夫子考辨碑文”和淯溪关帝庙横匾及楹联等碑文，则通过具体的叙述和评论，将关羽塑造成了忠义化身的典范。

神灵赞誉类：关羽在生前即为骁勇善战的武将，死后更被尊为神灵，受到世人的广泛祭拜。因此，产生了大量神化关羽的祭文和碑刻。这些碑刻往往以夸张的手法描述关羽的神迹和威能，如“祭祠碑铭”说“公诚大矣，公诚神矣，昭也”。“祭祀诗碑铭”说“一望百神呵护尽，庙尚陵寝帝五洲”。还有唐代大理寺评事董侹撰写的《重修玉泉关庙记》，是最早记载“关羽显圣”的文献资料。还有“关陵神器灯慢清单碑铭”“祈雨有灵谢恩碑”“永禁摹拓碑像文”“敬勒关庙灵异碑记”等。这些内容充分表达了人们对关羽的敬仰和信仰。

营建记事类：此类碑刻主要记录了关公庙宇及陵墓的营建、修缮等历史过程。从梁代开始营建显烈祠，到明代关陵的形成，再到历代的多次修缮，这些碑刻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它们不仅记录了庙宇的变迁，更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关羽文化的重视和传承。如“重修玉泉山汉寿亭侯关公庙碑”记“隋开皇初，侯显烈于智者禅师，此玉泉寺显烈祠所由建也”，而后“历季既远庙渐圮”，于是，又“捐俸钱若干缗，鸠工庀材”，重新修缮了显烈祠。还有“重修汉前将军壮缪侯墓庙碑”“重修显烈祠碑记”“重修当阳汉寿亭侯关夫子庙碑记”“重修关夫子陵庙碑记”“重立关陵淤洲碑记”“维修关陵碑记”“重修玉泉山关夫子庙碑记”“重修关陵碑记”“显烈祠重修碑记”“关陵庙宇堤岸碑记”“书丫角庙事”“重修关陵后殿碑记”“关陵重修碑记”“重修关陵庙记”“关帝陵庙之图铭文碑记”“重修当阳县彰乡武帝庙之碑记”“重修关陵碑记”。

当阳关公碑刻以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为我们揭示了关羽文化在当阳地区的深厚积淀和广泛影响。这些碑刻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关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它们跨越时空的界限，将忠义、勇敢、智慧等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传递给每一个驻足其前的心灵。

在当阳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关公碑刻犹如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向我们诉说着关羽文化的辉煌篇章。这些碑刻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既有历史意义，又有一定现代价值。

（一）当阳关公碑刻的学术价值

当阳关公碑刻，如同一部部厚重的历史典籍，忠实地记录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它们或详细记录关羽的英勇事迹，或深情颂扬其高尚品德，其学术价值深远而广泛。它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是多维度研究关公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1.追溯关公文化起源的珍贵文献

当阳关公碑刻，犹如历史的璀璨明珠，照亮了关公文化起源的幽径。这些碑刻不仅记录了关羽从凡人到神灵的演变历程，更是关公文化起源与发展的直接见证。关羽玉泉山显圣的传说，搭配当阳关公碑刻上的详尽记载，共同构筑了关公崇拜的坚固基石。特别是“汉云长显圣处”与“最先显圣之地”这两通石碑，明代知县与清代湖广总督阮元父子的先后立碑，不仅展现了不同时代对关羽的敬仰之情，更通过阮元石碑上的小字题记——“玉泉显圣见唐人碑文”，揭示了唐代乃至更早时期关羽显圣传说的历史底蕴。

尤为珍贵的是，虽然唐人所立原碑已佚，但同治年间重立的《重修玉泉关庙记》石碑，依旧能让我们一窥唐代文人对关羽的颂扬与信仰。同治十一年玉泉寺住持僧大登重立的由唐朝大理事评事董侹所撰文的《重修玉泉关庙记》说道：“玉泉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将军、都督荆州事关公遗庙存焉。将军姓关，名羽，河东解人，公族功绩，详于国史。”“陈光大中，智顗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山。”“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锐，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殁为神灵，所寄此山之下。”碑文中，关羽的英勇事迹、智顗禅师的奇遇以及隋文帝敕建玉泉寺的诏令，无一不生动描绘了关羽从一位历史名将到护法伽蓝神的华丽转身。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记载，不仅丰富了关公文化的内涵，更为我们提供了追溯关公崇拜萌芽与形成过程的第一手资料，是关公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2.展现关公信仰历史意义的多元视角

当阳关公碑刻，还是探讨关公信仰历史意义的重要窗口。这些碑刻不仅见证了关羽作为忠义仁勇象征的广泛传播与接受，更深刻反映了关公信仰在不同社会阶层、地域文化中的融合与演变。从明朝大学士礼部尚书徐阶到清朝同治皇帝，再到湖广总督李鸿章等历史人物的题刻，共涉及总督巡抚方孔炤、蔡毓荣、吴典、硕色、苏昌、阮元、陈若霖、嵩孚、官文、郭柏荫、宜思恭、庄有恭、周琬、何璟、年遐龄、徐治都等19人之多，这无不彰显着关公文化在当阳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深远影响。这些历史人物中，既有汉民族人物，也有满族等少数民族人物。通过对他们所撰的碑刻内容的细致解读，我们能够深入理解关公信仰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弘扬传统美德等方面的历史作用，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其在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关公信仰，作为一种跨越时空的民间信仰，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增强民众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情感纽带，更是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柱。同时，关公信仰的广泛传播，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增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在现代社会，关公信仰仍然具有重要的民族认同功能，对于增强全球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3.挖掘关公精神植文赋能的文化资源

当阳关公碑刻，还是挖掘关公精神植文赋能的重要载体。关公精神，即忠、义、仁、勇等品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这些碑刻通过对关公精神的颂扬与传承，将其精神内涵融入文学创作、艺术表现、社会教育等多个领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

在碑刻中，我们可以找到关公精神赋能的诸多实例。如明代徐阶在《重建义勇武安王庙碑记》中认为“其褒赠之典代以荣崇，而庙祀亦遍天下，与孔子等何其盛也……孔子述六经垂训万世，感人以功德，王感人以忠义，其庙祀遍天下固宜也。”又如清代李鸿章的《当阳漳乡关帝陵庙碑记》所言：“窃唯武帝浩然刚大之气，充塞宇宙，其结聚于万世人心者，深固而光昭，国家崇德报功，肇晋秩祀，与天无极。”再如民国时期罗经犹的《重修关陵碑记》评价：“惜呼孙吴渝盟，赍志以没，公之精神固未死也。关公屹峙当阳，经过者宜如何振兴。”这不仅表达了对关羽精神的无限敬仰，更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追求。通过挖掘和弘扬关公精神，我们可以激励民众秉持忠诚、勇敢、仁爱、正义等优秀品质，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经济领域，关公信仰的诚信精神被奉为经商信条，促进了商业活动的诚信和公平竞争，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此外，碑刻中提及的漳乡、临沮、麦城等古地名，更是研究当阳乃至湖北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线索。

综上所述，当阳关公碑刻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文化意义和精神内涵，成为了研究关公文化、探讨关公信仰以及挖掘关公精神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是我们认识过去、理解现在的钥匙，更是我们展望未来、传承文化的宝贵财富。

（二）当阳关公碑刻的艺术价值

当阳关公碑刻，作为关公文化传承的珍贵载体，不仅深刻镌刻着历史的记忆，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这些碑刻不仅记录了关公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传奇，更蕴含了忠义、仁勇、诚信等核心精神，跨越时空传递着不朽的价值观。

1.书法艺术的百年瑰宝

当阳关公碑刻，无疑是书法艺术的绝佳展示平台。它们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囊括了隶书、楷书、行书等多种书体，每一种书体都以其独特的韵味展现了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同治皇帝的“威震华夏”四字，结体方正、笔力沉雄，体现了皇家书法的庄重肃穆；“关圣帝垂训碑”上的行书凝重别致不乏生动之姿，“重建义勇武安王庙碑记”的小楷，示人以清秀劲健，带给人书法欣赏的愉悦之感。“最先显圣之处”碑字由清代封疆大吏阮元书写，他还是著名的金石学者、书法家、教育家，其书法俊逸朴茂，气韵生动，备受后人推崇。阮元书法以隶书见长，他的隶书取法汉隶，深得《张迁碑》《乙瑛碑》的神韵，郁勃飞动，宽博沉稳，颇具金石气韵。这些碑刻不仅展示了古代书法大师的高超技艺，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书法演变、欣赏书法之美的宝贵资料。

2.雕刻技艺的精美范本

当阳关公碑刻的雕刻技艺同样令人称绝。工匠们以精湛的技艺，将关公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无论是铠甲的纹理、长袍的飘逸，还是面部的表情、胡须的质感，都处理得细腻入微，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同时，部分碑刻采用浮雕或立体雕刻技术，使得图像更具立体感和层次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这些碑刻不仅是雕刻技艺的范本，更是古代文化、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为我们了解古人的生活方式、审美取向提供了重要依据。

3.图案装饰的借鉴图库

当阳关公碑刻的图案装饰同样丰富多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借鉴意义。无论是碑刻上的云纹、龙纹等传统图案，还是寓意吉祥的动植物形象，都充满了匠人的巧思与创意。这些图案不仅美化了碑刻的外观，更赋予了它们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对于现代文创设计而言，当阳关公碑刻的图案装饰无疑是一座丰富的图库，为设计师们提供了无尽的灵感与创意源泉。

当阳关公碑刻以其独特的书法艺术、精湛的雕刻技艺、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多样的艺术风格，成为了传承和弘扬关公文化的重要艺术形式。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艺术的创造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应当倍加珍惜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其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让关公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三）当阳关公碑刻的文化旅游价值

当阳关公碑刻作为历史与文化的结晶，其文化旅游价值正日益彰显，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打造典雅碑刻长廊景点

为充分展现当阳关陵关公碑刻的独特韵味，我们应该进一步优化碑刻长廊景点，对现有34通碑刻作精心布局与整理，重新校订碑文，并以典雅木框加以装裱进行展示，使每一块碑刻都成为一件体现精湛工艺与文化底蕴的艺术品。游客在此长廊中漫步，可近距离、清晰地欣赏这些珍贵碑刻，深切感受其背后所承载的深厚历史文化。同时，设立碑廊摄影区，提供专业摄影服务，让游客在品味文化的同时，也能定格美好瞬间，增强游览的互动性与纪念性，从而激发游客对当阳关公碑刻的深厚情感与留恋之情。

2.催生关公文创产品出世

依托当阳关公碑刻的丰富资源，我们积极探索文创产品的创新之路。从同治皇帝御笔的“威震华夏”横匾中汲取灵感，展现关羽的英勇风采；借鉴关圣帝垂训碑的道德精髓，传递关公文化的核心价值。此外，“当阳章乡关帝陵庙之图”“汉云长显圣处”、“最先显圣之处”的珍贵史料与独特艺术价值也为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了丰富素材。我们将这些元素巧妙融入书法复制品、文化服饰、书签、明信片及特色纪念品等文创产品中，既保留了碑刻的原始风貌与文化内涵，又融入了现代审美与实用功能，让游客在游览之余，能够将这些承载着关公文化的文创产品带回家中，进一步推动关公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3.编辑文化旅游宣传丛书

鉴于当阳关公碑刻丰富的文化资源与生动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编纂一套集学术性、可读性与观赏性于一体的旅游文化丛书。该丛书深入挖掘碑刻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书法艺术特色及人物故事等，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展现当阳关公碑刻的独特魅力。丛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提升当阳关公碑刻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还能为游客提供一本全面了解关公文化的权威指南，促进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