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有来自11个省区党组织和共青团代表参会；开会前10多天，云集武汉长江江面的英、美、日、法、意等列强军舰多达27艘，他们的炮口距离五大会址不过数百米；开会前一个月，代表们就秘密赴汉，有人还是步行来参会的；会议开幕式后，参会人员转移到汉口黄陂会馆举行秘密会议；中共五大的会议记录是用英文、俄文和速记符号组成的；赴汉途中，有人代号“文学家”的、有人代号“老头子”、还有人化装成鱼行的老板。

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共自建党以来第一次以半公开方式召开的大会

1927年4月27日，位于武昌都府堤的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突然热闹非凡。来自广东、湖南、湖北、上海（江浙）、江西、河南、山东、山西、四川、安徽和北方等11个省区党组织和共青团代表济济一堂，隆重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中共五大在当时的大革命中心武汉召开，是中共自建党以来第一次以半公开方式召开的大会。

共产国际派出了由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国民党也派出了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此外，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共产党代表和联共（布）中央代表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和共青团代表参加会议开幕式。

危机四伏中召开的中共五大

就在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全国的局势已经是危机四伏。1927年3月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并于4月28日将其杀害，4月12日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发生四一五惨案，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官开始接二连三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挥舞屠刀。

帝国主义也不断向武汉调兵遣将，企图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在五大开幕前24天，日本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了四三惨案。到4月14日，云集武汉长江江面的英、美、日、法、意等列强军舰多达27艘，他们的炮口距离五大会址不过数百米。帝国主义列强在华陆军兵力也增加到2.5万余人。

开会前一个月，代表们秘密赴汉

为了确保中共五大成功召开，中共中央很早就开始通知全国各地党组织秘密推选代表，准备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据广东代表区梦觉回忆，1927年2月间，中共广东区委就选举了代表团出席大会。据湖南代表易礼容回忆，召开中共五大的湖南组织了代表团，是3月底到达武汉的。据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1927年4月18日全体会议记载，会议推选的代表团还有农民代表、妇女代表等。其他各地党组织也基本采取秘密推选方式，组建代表团参加中共五大。

这些代表团都由党的交通安排，从各地乘船、乘车甚至步行，秘密来到武汉开会。

在会址的选择上，开幕式选择在湖北省立第一小学举行。这里原来就是陈潭秋进行革命活动的地点，学校校长王觉新是党员，校内也都是进步师生；学校出入人多，不易引人注意，而且不远处就是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是农运骨干，受过军事训练且有武装。项英领导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也负责会议安全保卫和警戒工作。

会期中更换了开会地址

开幕式结束后，大会休会一天，于4月29日转移到汉口黄陂会馆举行秘密会议。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大多数中共中央机关搬至汉口办公，方便中共中央机关人员和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会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全保密的考虑。

据中共五大代表郑超麟回忆：“武昌开大会也带有一种烟幕作用，因为第二天第一小学就没有代表踪影了，会场已移过汉口来，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

会馆当时大门没开，代表都从侧门进入，凭口令入场，五大第一次会议的口令是“冲锋”。

会议记录与参会人员信息严格保密

中共五大在会议材料和会议记录方面，也做了保密处理。中共五大的会议记录是用英文、俄文和速记符号组成的记录。

参加会议的代表，如果来自上海、北京等白色恐怖严重的地区，为保密起见往往采用化名，并且化装来到武汉。如1925年6月，瞿秋白在上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中共常任代表时，就使用“文学家”的代号，而作为常任代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则使用“老头子”的代号。俄国代表团维经斯基、格列尔等成员则分别化名为谢尔盖、教授。

为了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王荷波索性化装成鱼行老板，搭乘英商怡和公司轮船前往武汉。据中共五大代表郑超麟回忆，时任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罗亦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兼中共上海特委会负责人李立三在搭乘英商怡和公司轮船前往武汉出席五大途中，互相以绰号“大口”“大炮”相称。“他们两人又向旁边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子问长问短。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人在南京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离得远远的。”

中共五大虽然在半公开的情况下召开，由于保密的缘故，党史工作者至今仍然难以掌握出席大会的代表准确人数和每个代表的情况。由此可见，中共五大的保密工作措施是比较有效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汤炜玮整理；作者：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宋健、邓红；出自《武汉红色保密故事》，武汉市委机要保密局、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