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记者张晓峰、刘长松、王丙全、通讯员万治红）一项名为居间服务的农村改革，3年间让公安县所有村集体经济收入跨过20万元台阶，其中50万元至100万元的村达到74个，“百万村”由改革前的6个增至26个。

秋分时节，稻浪泛金。狮子口镇景阳岗村党支部书记白展平盘算着“村集体收入从155万元涨到200万元，还得在哪儿使劲”。3年前，公安县258个行政村，任何一位村支书都不敢有这个奢望。

转折，源于居间服务破解了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交易成本难题”。以前，农民有承包地但太零碎，有劳力但无人组织，购买农资和生产服务时议价能力差；而经营主体“一对多”与农民做生意，信息获取、谈判协商、合约执行等成本高得吓人。公安县尝试让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媒人”，开展资源、生产、劳务等居间服务。

（湖北日报通讯员  颜石 摄）

景阳岗村有9000多亩耕地，改革前村集体收入仅4万多元。临危受命的白展平从土地规模化流转入手，居间撮合两头，一头集并农民土地，一头与经营主体谈判。该村现有30多家经营主体，农忙时每天需要300多人务工，白展平把村里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为经营主体提供劳务居间服务，参与农民年均增收1万多元。“瞌睡遇到枕头！再也不用一家一户上门找人了。”盛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付上坤说，合作社固定用工30多人，每年花出去150多万元。

麻豪口镇黄岭村“小田变大田”后，积极对接农机合作社，为经营主体和农户提供生产居间服务，旋耕、插秧、无人机飞防、收割等享受“批发价”，一季千平方米水稻为农民省下174元。“收费虽低了些，但服务面积大了，农机利用率高了，稳赚不赔。”邓晟农机合作社负责人邓芝培说。

（湖北日报通讯员 颜石 摄）

有村集体经济组织背书，农企双方都放心、省事。撮合一单交易后，村集体从经营主体获得居间服务费。杨家厂镇新江村集体收入今年可望超过150万元，村支书邓祖军介绍，集体收入三成为公积金，保运转；四成为公益金，搞基础设施建设；三成为村民分红。“村集体富了，村干部才当得有味、干得有劲！”邓祖军说。

“居间服务做实了村级组织的经济功能，既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也帮市场主体减少盲目性。”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魏君英认为，这项改革对于优化乡村资源配置，铆紧村集体、农户和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促进村集体经济长远发展、保障农民持续增收具有样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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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公安县“百万村”党支部书记贺军农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丙全 刘映阳 

通讯员 夏峻 王文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尊重基层和群众创造，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近三年，公安县在落实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鼓励各村积极探索居间服务改革，用市场化手段盘活集体资产资源，使公安县所有村集体经济收入跨过20万元台阶，其中50万元至100万元的村达到74个，“百万村”由改革前的6个增至26个。

连日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蹲点公安县采访，对话县委书记和“百万村”领头人，听他们讲述居间服务改革落地开花的故事。

神台湖村党支部书记贺军农（右一）田间察看稻谷长势。（湖北日报通讯员 李洋瑾 摄）

记者：谋划居间服务改革时，神台湖村是什么情况？

贺军农：神台湖村属公安县毛家港镇，有村民小组12个，645户，2582人，耕地7433亩。当时基础薄弱、田地低洼，村两委班子软弱涣散，集体经济收入不到15万元，在全镇排名常年垫底。2022年初，镇党委镇政府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给我们村定下了50万元的目标任务。不瞒你说，刚开始村两委班子非常抵触，我心里也直犯嘀咕，别说50万元，只怕20万元都搞不到。我多次找镇里要求降到20万元，都吃了闭门羹。

（湖北日报通讯员 颜石 摄）

记者：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是怎么做到的？

贺军农：镇领导一语点醒梦中人。神台湖村土地没有大面积流转，这就是稀缺资源。只要做好土地流转这篇文章，还怕集体经济上不去吗？后来我们陆续对接了五六个经营主体，虽然没谈成，但是越来越有底气了。

到了4月份，有一家企业来村里流转土地，准备种植红高粱，每斤收购价5.6元，一年一季，千平方米地块能收600至800斤，利润很可观，也符合国家政策。当时我们提出，按每平方米旱田0.6元、水田0.8元付给农户流转费，另外给村集体一定数额的居间服务费，老板很乐意，很快就签了4000亩流转协议。

我算了一下账，每年仅这笔居间服务费村集体能收入70万元，心里乐坏了！后来，我们把村里的荒湖、荒滩改造出来，又陆续流转了一批土地，去年总收入达到了103万元。因为居间服务改革，我们成了“百万村”，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记者：这些老板怎么愿意出这些钱？干吗不直接找农户？

贺军农：你可能会有疑问，村集体是不是占了经营主体和农户的便宜，其实不是的。田在农民手上，但是种田的人年纪大了，种不了，又租不出去，很多人把田白送给亲戚朋友代种。经营主体呢，想来包田，但是一看都是零零散散的，要和农民一户一户谈，太麻烦，最后都放弃了。

现在不一样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给农户做工作，把田块集并起来，统一对外找经营主体流转。简单地讲，过去经营主体对接一家家农户，是“一对多”的关系，现在只对接村合作社，是“一对一”的关系，村合作社就成了市场主体和农户的居间人。

记者：会不会有人觉得村集体的钱挣得太容易了？

贺军农：这个居间人不好当呢！要大面积流转土地，首先得小田并大田。但是田哪有那么好动呢？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刚开始，连亲戚朋友都在背后骂我，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磨破嘴跑断腿，开了几十场户主会，大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借着高标准农田改造的机会，村集体把田全部平整了，然后把地力最好、耕种最方便的，调到一起，安排给自种农户；种田大户的流转地，调到一起，自成单元；其他的就给经营主体，大片连片土地，方便机械化耕种。

经营主体进来后，村集体要配套修路，通水通电，他们和农户发生了矛盾，要靠我们协调。农户这边也要服务好，有的家里意见不统一，有的看到经营主体挣钱了想把田要回去，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处理好。

记者：这几年有没有出现大的矛盾？

贺军农：有！那家种高粱的企业进来后，因为面积太大，管理不善，拖欠流转费，老百姓吵翻了天！想想也是，你把大伙的田并过来，搞砸了，还不恨死你？当时压力很大，年底就解除了合同。一下子腾出这么大的田地，到哪儿去找老板来接盘呢？后来到处发信息，见了不少人，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敢轻易答应，更不敢全部流转给一个老板了。毕竟农民经不起折腾，农时也不等人啊！

当时县里刚上线了“三资”智慧服务平台，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把招标信息挂了上去，没想到很快就被湖北农意惠农贸有限公司拍下1800亩。剩下2000多亩，也陆续发包给本村和周边的种植养殖大户。

（湖北日报通讯员 颜石 摄）

记者：现在村里的经营主体发展得好吗？农户收益如何？

贺军农：现在村里最大的经营主体就是农意惠。这家公司也是种高粱的，专门给贵州的酒厂供货，收益很稳定。现在每天要在村里请20到30名农民，劳动报酬150元一天，都是日结，村里不少老人、妇女都在这家公司打零工。

村里现在还有40多家养虾大户，忙的时候也要在村里请人。我们村有个老人叫彭定安，家里有12亩地，每年流转费有5000多元，平时在村里打零工有8000多元，加起来有1万多元。合作社算了一笔账，开展居间服务改革后，村民每年人均增收1300多元。

记者：村集体这两年挣钱了，这些钱是怎么花的？

贺军农：县里有个大致的指导意见：三成作为公积金，用来保障村级组织基本运行和应对突发事件；四成作为公益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防汛抗灾、民生保障等支出；剩下三成，用于股民分红或扩大再生产等。

“手里没有一把米，唤鸡都不理。”以前，村集体没有钱，连一条像样的生产路都修不起，老百姓意见很大，村干部也觉得一点味都没有。这两年，我们还清了近40万元的债务，修了10多公里生产路、3座桥，所有断头路都打通了，另外还新装了157盏路灯，村容村貌大不一样了。我们计划在今年底，拿出35万元来给农户分红，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一切，都是因为居间服务改革，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记者：接下来准备怎么办？村集体、农户增收还有空间吗？

贺军农：这两年我们通过土地资源居间，和经营主体、农户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合作社准备把村里的闲散农机组织起来，再购买一部分，为经营主体、农户提供耕种防收等社会化服务，包括种子、化肥等农资，也在考虑是否统一提供，帮他们降本增效，村集体、农户也能增收。

我的体会是，市场是无限大的，机会也是无限大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好，居间服务改革也罢，都是要村集体经济真正地动起来，不能坐在家里等市场，抱着金饭碗讨饭吃。村里的土地、农机、闲置劳动力、项目建设、生产服务等等，都是资源。只要你想干，只要你敢干，什么时候都有机会。

对话公安县委书记严广超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长松 王丙全

记者：公安县为什么要在农村开展居间服务改革？

严广超：公安是农业大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种田的人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村集体经济没有活力，干群关系渐行渐远。随着第一批打工人年纪渐大，很多能人想回到农村创业兴业，有资金却难找上好项目。

县委县政府调研后非常忧心：一是土地面临撂荒，谁来耕种？二是能人回乡创业，如何链接？三是集体经济匮乏，怎么发展？这些问题堆积到一起，归根结底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农村生产关系再调整、生产要素再配置的问题。改革势在必行，不能再迟疑。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和标准体系建设，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拓展服务领域和模式。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生产、劳务等居间服务。

我们理解，居间服务改革就是要村“两委”负责人转变角色，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平台，主动给经营主体、农户当好中间人，带动村集体增收、农户致富。我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所有行政村都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村集体有了法人资格。前些年，我们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村集体战斗力显著增强。通过推广自种田、待转田、流转田的“三块田”改革，全县68%的耕地都变成规模田。有了这些条件，开展居间服务改革水到渠成。

（湖北日报通讯员  颜石 摄）

记者：这几年，公安县居间服务改革主要做了哪些探索？

严广超：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探索。

一是为经营主体与农户搭建起了生产要素供需匹配的平台。我们在全省率先搭建了农村“三资”信息化管理平台，分村清理并录入承包地权属及分布、土地流转状态、家庭劳动力等各类信息，开通了“我要发包、我要找地、村务公开、我要服务”等四大功能板块。村集体线上把关信息发布，线下监管合同约定，所有交易公开透明。

二是为经营主体与农户提供了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途径。现在农业生产成本主要为农资、农机、排灌、劳务等四大部分，经营主体在本地没有资源，小农户没有议价权，单打独斗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越来越多。为此，我们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市场化方式、更优惠的价格为经营主体和农户提供生产要素，推动农业生产降本增效。目前全县已有97个村集体为经营主体和农户提供生产居间服务，每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过亿元。

三是为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增加了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基层组织可用资源和手段愈发有限，农村公共服务存在供给低效、供需错位的问题。这几年，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居间服务增加收入，钱袋子鼓了，有钱好办事，为群众解决了一批急难愁盼的问题，干群关系得到明显改善。

记者：居间服务改革带来哪些启示？

严广超：回顾这几年公安县的居间服务改革，我有三点体会。

一是来自基层的探索最宝贵，也最有生命力。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无穷的，改革必须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居间服务改革过程中，我们充分运用了共同缔造理念，很多办法都是群众想出来的，问题也是一起商量着解决的。在收益分配上，必须充分保障农户利益，这是所有改革的前提。

二是必须坚持用市场化手段。居间服务改革，关键是找到有实力、有能力、靠得住的经营主体，还要让经营主体在村里留得住、发展好。同时也要保证村集体和农户都有积极性，这就必须建立一套公平公开的利益分配机制，把三方都链接起来，只有三方共赢，改革才能长久。

三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上下三里不同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每个村集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我们在框架设计上提出“资源、生产、劳务、公共服务”四个居间，但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哪个条件最好就先发展哪个，循序渐进地去推进。比方说景阳岗村、神台湖村有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就从“小田并大田”入手，先把土地资源盘活；幸福村土地流转程度低，就联系经营主体为农民耕种防收提供“点餐式”社会化服务；新江村在外创业的能人多，就鼓励他们和这些老乡合作开发项目。从目前来看，资源居间已经比较成熟，下一步我们要在生产居间、劳务居间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探索。

详见9月25日湖北日报1版、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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