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沮漳河与楚文化，有两个经典名句，一个是“江汉沮漳，楚之望也”；一个是“昔我先出自颛顼，宅兹沮漳”。“江汉沮漳，楚之望也”，意思是说江汉沮漳一带是楚人的祭望之地，祭望之地就是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是春秋编年体史书《左传》记载。“昔我先出自颛顼，宅兹沮漳”，意思是说楚人的祖先是颛顼的后人，祖先的老家居住在沮漳之间，这是河南新蔡葛陵楚墓战国简牍记载。一个是传世文献，一个是考古文献，这两个最具权威的史料依据都明确地说明了“沮漳”是楚人的发源之地。“沮漳”指的是沮河、漳河，也称沮水、漳水。沮水和漳水穿过县境的唯一一个地方，就是湖北省当阳市（1988年10月县改市），由此可以说当阳是楚文化重要发祥地。

一、开创中国县制，春秋第一县设立在古当阳地域。“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自称“楚王”，公开与周天子抗衡。楚国发家于沮漳、崛起于沮漳

《左传》记：“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

《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它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其记事时间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讫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是一部可信度较高的传世文献。

最早对此书作诠释的是晋代学者杜预，他在《春秋经传集解》说：“权，国名，南郡当阳县东南有权城。”此说成为了后人认同“权在古当阳地域”的依据。刘玉堂认为权国“位于湖北的当阳和沙洋之间”；杨权喜认为权国“在当阳东南方或荆门西南隅”。两位大家说的都是一个地方，即当阳沮漳河流域地带。

清康熙版《当阳县志》记：当阳“周为权国，武王克权国，始入于楚”，“成周时，有权国，盖今邑分土之始”。清乾隆版《当阳县志》记：“当阳，古权国，为楚启疆近地。”楚武王灭掉权国以后，没有按周制行规将权国故地作为食邑，分封给公子王孙，而是改设为权县，作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由楚王安排人担任权县县尹，县尹是权县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是我国行政制度史上最早设县的行政改革。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县》一文中认为：左氏“虽没有说明灭权以为县，但他设置‘尹’的官，和此后的‘县尹’一样，则实是他建县的证明，这是春秋第一县，而且面积甚为广大。”这个结论基本上为学术界所接受。

楚武王熊通之所以能大胆向东发展，是因为其烈祖熊渠已在沮漳河流域立下了根基。《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生三子。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史记记载的内容说明，楚君熊渠已在江汉之间成为此地各部落推崇的领头人。江汉之间正是沮漳之地。当时因沮水、漳水为两条名不经传的小河，因而，楚人常以江汉之名而抬高自己。

当阳有个磨盘山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四五月份，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高崇文等一行考古人员对磨盘山进行了发掘，考古认定“磨盘山是一处西周时的文化遗址”。并在《当阳磨盘山西周遗址试掘简报》小结中说：“磨盘山遗址范围大，内涵丰富，亦是鄂西地区目前已知的西周时期最早、面积最大的楚文化遗存。”刘彬徽认为，大约在西周中晚期之际，熊渠已迁于枝江。枝江邻近当阳，汉时，当阳东南一部分地区隶属枝江。由此可推断，磨盘山应该是熊渠活动的大本营。

磨盘山遗址保护碑

从熊渠到熊通，是楚文化的滥觞期逐渐过渡到勃兴期之际，具体表现是楚人不拘礼法、标新立异，一切为我所需。从自我称王到开创县制，都创制了天下第一。

二、春秋楚郢都，始建于当阳季家湖。在此立国近200年，历经七代12国君，出现了多位影响楚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人物。此段时期楚文化从成熟到快速发展，为楚文化的勃兴期

春秋楚郢都在何处？文献记载始于楚文王。《史记》记载：“文王熊赀立，始都郢。”但郢都建于何处，《史记》未交代。200年后《汉书》对此作了补充说明。《汉书·地理志》记载：“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至此，春秋楚郢都在江陵的说法传世千年。到了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江陵纪南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得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纪南城为战国时期白起伐楚时的楚国郢都，而不是春秋时期的楚国郢都。

春秋时期的楚国郢都在哪里？1979年的一次考古发掘解密了这个答案。这一年，在纪南城西北相距35公里的当阳沮漳河西岸发现了一座季家湖古城。在古城遗址中出土了春秋时期的“秦王卑命”铜甬钟和曲状釭形铜构件，还有许多筒瓦、板瓦之类的大型建筑遗物。在南部发现了城墙、城壕遗迹，城墙压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上，宽仅10米，夯层较薄，具有春秋城址的特征。城内出土陶器也具有春秋楚文化的特点，器物的结构也是春秋时期的形态。所以，湖北省博物馆当年11月7日发出的简报中说：“季家湖古城是一座东周前期的城址，比江陵纪南城的时代要早。”郭德维在《楚郢都辨疑》一文中明确提出春秋时期的郢都在当阳季家湖，战国时期迁至江陵纪南城。近期，《楚居》的研究者笪浩波认为，《楚居》记载的“为郢”为季家湖古城。他说，楚人从楚文王至楚惠王“有10位以上楚王或楚君在此居住过。”《楚居》记载“为郢”有13处之多，时跨近200年，这段时间产生了最有影响的国君和大夫是楚庄王熊侣、楚昭王熊轸、上大夫申包胥。

季家湖城址保护碑

楚庄王熊侣演绎了“一鸣惊人”“问鼎中原”传奇故事；楚昭王熊轸弥留之际还坚称“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被孔夫子赞叹为“知大道的”楚昭王；申包胥在楚国危亡之际，独自到秦国哭了七天七夜，感动秦王派兵援楚赶走了吴国军队。

在当阳沮漳河两岸现有与楚庄王、楚昭王、申包胥有关的遗址遗存有多处。

《湖北通志》记载：“楚庄王庙在黄泥冈。”清康熙版《当阳县志》记载：“荆王墓在黄泥冈……云是楚之先王，冈上旧有楚庄王庙。” “黄泥冈”即今当阳慈化的黄林岗。唐代余知古撰《渚宫旧事》一书引梁元帝《荆南志》说：“庄王墓在江陵城西30里，周回四百步，前后陪葬数十冢，皆自为行列也。”此记载极有可能是指江陵与当阳交界的星火村一带，过去就有数百的大小冢子。在当阳民间盛传此地“君山冢子”就是楚庄王墓。此冢子距正在发掘的熊家冢子1.5公里，距季家湖古城10公里。楚庄王时期，曾在境内修筑了长100里的层台，以此展示楚国在沮漳河流域的强大。此事在南宋时的全国地理总志《舆地纪胜》有记载。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学者吉村怜教授到当阳进行楚文化调研，他认为楚庄王墓在当阳慈化群华村一带。

清康熙版《当阳县志》记载：“楚昭王墓在县南八十里。”清同治版《枝江县志》记载：“楚昭王墓在西北当阳接界处。”考古专家高应勤说：“楚昭王墓就在沮漳河之间的黄家塝。”杨守敬对《水经注》作《疏》曰：“《荆州图志》，当阳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所谓昭丘。《渚宫旧事》《注》引《舆地志》，昭王墓卤簿二百。《舆地纪胜》，墓在当阳县南，沮水之西。在今县东南五十里。”《渚宫旧事》引郭仲产的《荆州记》云：“昭王墓在江陵西北百余里，沮水之西。”以上文献记载，均认为楚昭王墓在当阳境内。

昭丘（拍摄：曹亚平）

关于申包胥遗存，《湖北通志》记载：“双忠祠在治东七十里柘林滩（俗名老庵坡）祀楚申包胥、屈原，今废。”为什么这里建有双忠祠？这也证明申包胥与此地有不一般的关系。由于申包胥救楚有功，楚城附近的老百姓都很感谢申包胥，在申包胥死后，为其修建了一座祠堂供奉他。后来，屈原死后，因其对楚国的忠诚，人们把屈原的灵牌也供奉到申包胥祠堂，并对这个祠堂取名为双忠祠，其地名沿袭至今。历史上，当阳一直建有双忠乡。1957年双忠乡划归江陵县（今荆州市荆州区）。1984年在当阳河溶曹家岗考古发掘“一座春秋中晚期的楚国上层贵族墓葬”，出土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青铜礼器，这就是被宜昌市博物馆定为十大国宝之一的“王孙雹作蔡姬食簠”。据时任宜昌市博物馆馆长高应勤研究员考古分析判断：“曹家岗5号墓主为申包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今，这是湖北省境内唯一一件与申包胥有关的出土文物。

王孙雹作蔡姬食簠

三、春秋时期楚国的重要事件和重大战役多次在当阳沮漳两岸发生，产生了无数英雄的故事和文化遗存。楚遗址、楚墓葬遍及境内，是探索早期楚文化的重要区域

楚，既是国名，又是族名。楚人奉颛顼帝高阳氏为祖先，老童、祝融、季连为远祖，鬻熊为始祖，周成王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西周时期，楚人艰苦奋斗，创业奠基，势力伸展到江汉间。春秋时期，楚国渐趋强盛，开疆拓土，争霸中原，奠定了楚国雄踞南方的历史地位。战国时期，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已是一个疆域广阔，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泱泱大国，但楚人的根基在沮漳河流域。“江汉沮漳，楚之望也”，流经当阳的沮河、漳河是楚文化的孕育之地，是探索早期楚文化的重要区域。

除了“楚武王克权”之地在古当阳地域，还有巴楚那处之地、庸楚之战（大林保卫战）、灭敖之战（若敖之乱）、吴楚之战等都发生在当阳境内和与当阳有关。

《左传》记载：“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 “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弗受，师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数氏战于皋浒……遂灭若敖氏。” “吴从楚师……五战及郢……楚子涉沮济江，入于云中。”上文提到的那处就是楚武王迁徙权国公族居住的地方，是楚大夫阎敖管辖的领地。那处和权国均在古当阳地域。“师于大林”的大林在今荆门与当阳交界的廖家垭村境内，《湖北省当阳县地名志》记载当阳廖家垭村境内有大林古地名。“师于漳澨”的漳澨，杜预注解为“率部队驻扎漳水边”。清代学者栗引之认为“漳澨”在当阳境内，在他纂修的《当阳县志》事纪篇中记：“匡王六年，楚令尹越椒，攻楚子师于漳澨。”清初沿革地理学家和学者顾祖禹也认为楚庄王灭若敖在当阳，他引唐代史学家杜佑的观点说：“今安陆府荆门州当阳县北有漳水，杜佑以为即春秋时之漳澨。” “涉沮济江”的涉沮，是指吴军逼近郢城时，楚昭王逃奔的路线。古时沮水在季家湖西边，后改道到东边。晋代学者杜预曾注释《左传》，他说：“沮水，出新城昌魏县，东南至枝江县入江，是楚王西走”之河。《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吴兵之来楚，使子常夹汉水阵，军败，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今长湖一带，多吴入郢之迹。”又载：“去城五十里，楚平王墓在焉。”文中记载的这些遗迹都在当阳季家湖东南方向，离季家湖约在50公里。

当阳除季家湖古城以外，还有麦城、糜城，均被考古确定为楚城。麦城遗址，位于当阳市两河镇麦城村境内，距季家湖楚城15公里。相传为楚昭王所筑，《四蕃志》云其“纵横十里”，是东周时楚国的重要城邑。麋城遗址，位于当阳市两河乡麋城村富里寺南1.5公里处，距季家湖楚城12公里。“麋城”在当阳也称为“糜城”。从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内容分析推断：当阳的麋城就是《左传》记载的“麇城”。

糜城遗址（拍摄：曹亚平）

据2002年12月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记载：当阳共有233处文物（遗址）点，其中有97处是周代遗址（含墓群）。另外，有67处时代不详墓群，这些时代不详墓群，经近20年来考古发掘证明，大多数也为周代遗址。这些周代遗址又主要是楚遗址。资料内容还显示，当阳境内现存大型的墓冢封土底径50米以上的有10多座，其中，最大底径的有120米。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表明，当阳境内古时有一个都城，否则，不会有这么多大型的墓冢存在。

当阳古遗址和墓群，发掘后产生重大影响的有赵家湖墓群和岱家山墓群。当阳赵家湖墓群包括赵家塝墓地、金家山墓地、郑家洼子墓地、李家洼子墓地、杨家山墓地和曹家岗墓地，在这6处墓地中发掘了297座墓葬。其特点是：发掘的楚人墓葬时代要早于荆门、荆州（江陵）一带发掘的墓葬。其中有不少西周时期墓葬，在春秋楚墓中发现了大量早期楚国贵族中下阶层墓地，这是周边县市没有的现象。赵家湖楚墓发掘报告所表达的研究成果，在楚文化研究的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对楚国腹心地区的自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晚期之际的楚墓，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分期序列。当阳岱家山墓群是荆楚一带发现的年代跨度长、墓葬数量多、文化特征鲜明的古墓群，说明了此地带是最适应人类生活生产的聚集地。

赵家湖墓地部分出土文物

2013年宜昌市博物馆推出的宜昌文物十大国宝，其中有6件出土在当阳沮漳河两岸。这6件文物是出自河溶镇金家山M9号墓的蟠虺纹铜鼎、蟠螭纹抓手铜盏和磨光黑皮陶罐，出自河溶镇磨盘山附近的前雄村曹家岗5号墓的王孙雹簠和春秋漆瑟，出自草埠湖镇季家湖古城北部一号台基的秦王卑命钟。宜昌文物十大国宝中，6件出自当阳，说明了当阳文化的厚重程度以及楚文化在宜昌历史文化中的地位。201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又对沮漳河流域下游楚文化遗址进行了一次系统调查，被调查的141个遗址及采集点中，有86处被确认为楚文化遗址，其中在当阳境内的有30多处。这个数据足以证明当阳的春秋楚遗址为全省之最。

综上所述，楚国历史与当阳版图有近200年时空交织，留下的文化遗存历历在目，清晰可见，构成了当阳楚文化鲜明的特色，：“二水、三城、四人、五战”。“二水”为沮水、漳水，沮漳水是楚人的母亲河，养育了荆楚儿女。“三城”为季家湖古城、麦城、糜城，它们分别是楚人的政治中心、商业重地和军事重镇，为楚国繁荣昌盛和开疆拓土提供了强大政治经济支撑。“四人”为楚武王熊通、楚庄王熊侣、楚昭王熊轸和楚上大夫申包胥，他们是200余年春秋强楚形象的代表人物，他们见证了南蛮荆楚涉足中原、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到拥有中原半壁河山的全过程。“五战”为楚武王克权、巴楚那处之战、庸楚之战（大林保卫战）、灭敖之战（若敖之乱）、吴楚之战，五件战事串联起楚国发展过程中的艰辛、磨难和坚强，铺筑了800年强楚历史的基石，写出了沮漳楚史辉煌的一页。

来源¦ 《三峡文化》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