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1980年，邓小平在北京题写“八七会议会址”馆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8月22日，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在全国人民纪念、缅怀邓小平之时，武汉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倍感亲切。该馆宣教部主任荆菁和讲解团队，一次次跨越时空，与时年23岁的青年邓小平展开对话。

坐落在汉口鄱阳街139号的八七会议会址，是唯一的邓小平既是历史事件亲历者、又亲笔题写馆名并实地参观视察过的革命旧址。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见到国家一级文物——邓小平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及八七会议记录等珍贵手稿复制件。

_{馆藏国家一级文物：1980年邓小平题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

时光拉回到1927年夏天的武汉。当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遍袭全国，武汉三镇一片血雨腥风，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干部被捕被杀害。中共各级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邓希贤改名“邓小平”，随党中央机关在汉口与武昌转移，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

_{八七会议记录首页复制件}

“八七会议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的会议，满大街的国民党暗探、奸细随时虎视眈眈。”荆菁介绍，就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年仅23岁的邓小平不顾个人安危，为会议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为确保与会人员安全，邓小平设法将会址选在一位共产国际代表——洛卓莫夫的家里。这栋公寓楼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处，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幽深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家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易于迅速撤离。紧接着，他又谨慎地向代表们发出通知，工作极其细致，保密工作十分到位。后来邓小平曾回忆，参加八七会议的人员是分批进人，一次人不能多。8月，正是武汉的大热天，都睡地铺，开会时甚至连门都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

荆菁介绍，当时，邓小平第一个到会场，负责接待代表、安排食宿及会议记录等。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呆了六天，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就吃点干粮，他所做的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了重要作用。

据邓小平事后回忆，当时代表中有几名湖南人，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高个子，操着一口洪亮而又浓重的湖南乡音——这就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

“一位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位是中共中央秘书，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在这危急时刻相遇了。后来，他们都成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伟人。”荆菁饱含深情地介绍。

据党史专家称，由于环境险恶，会上代表们发言简明扼要，会场气氛严肃而紧凑。从会议记录看，讨论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发言次数最多的也是他，一共7次。他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后来演化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邓小平同与会的很多人一样，十分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_邓小平

1980年7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武汉视察工作期间，重访八七会址，追忆峥嵘岁月。他端详着八七会议代表的照片，感慨万千：“当年他们都是年轻人啊!”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相关负责人称，八七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和他的题词及留下的手稿一起，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_{八七会议会址复原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