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平

根据《中国人口志》记载，明朝年间全国人口发展不平衡，朱元璋实施大规模移民，将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边民迁往凤阳，从山东、江西等地移民于凤阳，山西人口被迁往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江西百姓迁往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苏北部。湖南、湖北、安徽、江西人口迁往四川。此时的军民移民总数达1100万人。史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清朝初年，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移民进入四川，恩施、贵州等边地。当时的移民及其后裔迁移达到了600万人，占当地人口总数的60%以上。

据《晋书·地理志》载：“吴晋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合，统县八，户一万三千二百。”时含巫山、鹤峰、五峰及巴东部分地区的建始县，才八千人左右。又据《隋书·地理志》记载，“清江郡统五县，共户二千六百五十八。”建始应有二千人左右。再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建始时有八千人。”到了宋代，据《续通志·食货》记载：“宋王朝政府曾诏令，州、县旷土，许民佃为永业，三岁租，三岁外，输二分之一，州、县官劝民垦田之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当时人口不到五万人。

宋初，建始人口急剧下降，仅四千人，究其原因是社会发展倒退，经济严重破坏，战况激烈，军民惨遭杀戮，驱丁掠民。据《夔州府志》记载，明正德七年（1512）建始人口数三千六百人。然而，到了明末清初，《建始志·清道光》版所载，“建始县中绝人烟者数十年，康熙二十年（1681），寇乱削平，百姓复业者仅八十户。”全县仅三、四百人口。

以上表明，我们的先祖们大多是外迁而来。可是先祖们究竟何时何地为什么来到建始这块土地上？

根据《恩施州志》记载，改土归流前，清朝康雍年间、湘西、黔东北，苗民因起义失败遭到官兵血腥镇压最为残酷，大量北迁，进入荆州，施州地区。此时的施州地区“土广人稀，荒山未辟。”乾嘉年间，清统治者又对苗民横征暴敛，逼收军米钱粮，“额外浮收，指十派百，折收肥己。”为避祸躲乱，躲避到恩施山区隐居。根据《荆州府志》记载，清朝乾隆年初，荆州“衣冠薮泽，西楚劲直，地薄寡积，食无积聚。”《建始土家族简史》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土改归流，清政府在恩施山区实行民族强制同化政策，同时又解除了“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民族隔离政策。使恩施山区与湖广江汉平原连成一体，其他邻近省县可以实行“开放”政策，加速了各地人口纷纷迁入鄂西南。据《施南府志》载，乾隆初期，芷江，新晃等湘北地区，洞庭湖地区，江河，大水成灾，农田被毁，生活无着，流离失所。谷价腾涨，市无粜米。恩施山区草根丰富，野菜和蕨类繁多，基本生存无妨。“移地荒民多挖岩蒜与蕨充食”，“流人麇至穷崖邃谷尽耕垦”。加上明末农民起义战争后，清康嘉年间，将湖北荆州，湖南洞庭湖地区民众大批迁入鄂西南，“改土归流后，民人四集，山皆开垦。”

根据《施南府志》记载：“建始自明季寇乱，邑无居人十数年，自康熙初年始就荡平，逃亡复业者十之一二。”清朝《建始志·道光版》载：“清初建始县中绝人烟者数十年，康熙二十年，百姓复业者仅八十户。”当时为改变“民无异类，地尽抛荒”经济凋敝，赋税难筹的严重局势，加上多年来自然灾害的影响，清政府推行“招民垦荒”政策，凡流民入境复业者一律妥善安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为自有世业田，另有成丁者，再添增亩数，由官府贷给所需种子和耕牛，免苛三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些措施诱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建始这块土地上，人丁骤增。清代《建始志》记载：“由是，荆州、湖南、江西等地流民竞集。”根据《荆州史志》记载，清朝乾隆年间，长江流域水患频繁，荆州一带灾荒严重，“众闻施南地遭兵燹后，田地寥廓，人烟稀疏，清王朝推行召民垦荒政策。”

这样，先祖们伯仲偕行，踏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逃离家园，在建始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据不完全考证，乾隆初年，因灾荒从荆州一带迁到建始的先辈有，至花坪金盆落籍的西河堂刘氏家族，至花坪关口落籍的蒋氏家族，至官店原岭落籍的张氏家族，至建始唐坪落籍的傅氏家族，至红岩石桥湾落籍的朱氏家族，至景阳挖角落籍的羿氏、邹氏家族，至邺州马栏溪落籍的罗氏家族，至高坪花坪等地落籍的侯氏家族，至茅田落籍的冯氏家族，至官店白岩坦落籍的冯氏家族，至东乡燕子岩落籍的袁氏家族，至建始清沟湾落籍的姚氏家族，至高坪落籍的蔡氏家族和苏氏家族，至建始客坊落籍的范氏家族，至景阳粟谷坝落籍的蹇氏家族，至三里严家垭落籍的严氏家族等等。据《荆州府志》记载，“荆州士重节义，多劲悍，敦崇家礼。”许多史料表明，当时长江流域水患频繁，荆州灾荒确实严重。水患淹死的百姓，浮尸不计其数。

根据清朝《建始志·道光版》载，“乾隆初年，城外尚多深林┄虎狼猛兽窘宅其间，附近榻沙坡等处，树密如织，夏月行人不畏暑日。”县城附近尚且如此，边远地僻的建始山区就更不用说了，人迹稀少，渴待开垦。据考证，改土归流后，土地买卖日益增多，扩田置地和阶级分化现象严重。先民们在莽莽大山里挽草为记，指手为界，披荆斩棘，伐山烧畲，刀耕火耨，垦荒狩猎，经营林副业,种植杂粮，生产原始，粗放耕作。即“长刀短笠去烧畲”之谓也。铁犁铁耙开始取代木犁木耙，铁器得到广泛使用，许多高产品种如红薯，洋芋，玉米也大量传入山区。在这以前，先辈的生活与环境艰苦得难以想象。据《湖北通志》记载，清乾嘉年间，巴东，建始山区，“民淳朴，少争讼，急公役，甘俭约，习劳苦，务耕猎，腰刀持弩”。先民过着“广种薄收，外户不闭，贼盗不防”的稳定生活。

据《建始志》记载，至少到清同治五年，建始县政府确实未增加分文赋税，稳定了社会环境，农业生产大为改观。据《建始土家族简史》记载，“地日加辟，民日加聚，从前弃为区脱者，今皆尽地垦种之”。自乾隆恩诏“永不加赋”确定“有产之家， 永为世业”以来，建始的经济开始繁荣发展，人丁日益兴旺，人民真正地开始在建始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了。

然而这些先辈们为什么沿长江上溯前进，不进入四川，而沿着清江进入了建始一带定居？据考证，清江河道历史上，水势较大，可通船。清朝乾隆年间，左都御史吴省钦《清江为禹贡荆之沱辨》载：“自古巴入楚，避三峡之险，皆由此路。”此路，指夷水，即清江。也就是说古人沿长江到巴蜀之地创业，必须要沿湖北的清江河道上溯，避三峡之险‘绕道才能到达。《史记》记载：“张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士卒，日行三百余里，不至千里而距捍关。”古捍关据考证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南七十里，郦道元谓“捍关，廪君浮夷水所置。”古代，清江已不胜战舰，水道犹存。这就是荆州，宜昌一带古人不进入四川而沿清江河道外出寻机创业的历史依据。

清朝《建始县志》记载：“建邑河皆浅狭多湍口，罔施舟楫，唯兹河乘其舴艋至长阳，易以大舰，过宜都城西北，合西南来之汉洋河入长江。”据《建始县/交通志》记载：“清朝巴东，建始境内的清江河段，若作水上运输，必须搬鲢鱼滩，从关口至渔峡口虽可通小船，却十分危险。”这是古人从长阳前进到巴东，建始境内定居，没有继续前进的重要历史根据。

综合表明，先祖们从外地迁徙到建始这块土地上定居，加快了建始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和民族关系的和谐，促进了大中华各个民族间的大融合，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