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学书

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农耕文化，是人类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是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根，也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鄂东农耕文化独特，其发展演变，有其深层次原因。在农耕社会快速进入现代社会过程中，研究和探讨农耕文化的发展演变趋势，传承和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很有必要。本文试就鄂东农耕文化的形成、特征、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初步探讨，以请教各位方家。

一、鄂东开发及农耕文化的形成

一个区域内农耕文化的形成，由这个区域的历史、地理位置、气候特点、自然环境、人口迁徙变动、农业开发及建置沿革所决定。要了解鄂东农耕文化的形成，基本特征、发展演变深层次原因及趋势，有必要首先了解鄂东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自然环境、农业发展史、建置沿革、历代人口迁徙变动。

（一）鄂东农业开发的历史

黄州位于大别山南麓，湖北省东部，简称鄂东。鄂东黄冈西临武汉、孝感，北接河南信阳，东连安徽安庆、六安，南与湖北鄂州、黄石和江西九江隔江相望。鄂东北部为大别山，东南部为长江，南北走向的举水、倒水、浠水、巴水、蕲水和华阳河水系又将鄂东在地理上分割若干自然区域。

鄂东的黄冈市历史悠久，农业开发极早。早在西周时期，境内即生产粳稻。在蕲春县达城乡柏条铺村毛家咀遗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发掘时，发现了堆存粮食的遗迹。

（1）东汉迁入的“五水蛮”，与土著的劳动人民一道，开发巴水、蕲水、浠水、倒水流域，以种植水稻、茶作物为主。三国时期，吴在寻阳（今黄梅）及巴水则屯田，引水灌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孙权率吕蒙等攻魏皖城，权嘉蒙功，任庐江太守，另赐寻阳屯田600户，官属30人。

（2） 吴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吴诸葛恪在寻阳屯田，在此期间，还在巴水侧立屯田，引水灌溉。当是种植水稻。

（3）《黄冈市志》载，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荆州剌史庾翼领豫州剌史，鉴于后赵南侵，诸郡失土荒民数千无佃业，乃上表移西阳、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于故寻阳。孝武帝命在九江王英布旧城（今黄梅地）侨置南新蔡郡，领蕲阳（蕲春改名）及侨置之苞信、慎、宋4县，始与西阳郡并治境内。南北朝时期，南梁大同八年（公元542年），在新蔡（今黄梅）立“颂平屯”垦田。唐代黄州已成为桑蚕、茶叶产业重要基地，向朝廷进贡之布为九等的第一，蕲州产蕲门、团黄茶自唐以来即为名茶，团黄茶乃茶中极品。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设蕲口榷货务，置蕲州马祁、洗马、石桥镇及麻城山场，专营茶叶。茶民以茶交租，余均定赎，宋遣使造贡茶，蕲州贡茶居首位。茶叶生产已形成鄂东农业主要支柱产业之一。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宋真宗遣使至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江浙两淮，教民播种，乃占谷引入鄂东之始，以其来自占城。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宋遣大理寺主簿薛季宣在黄冈、麻城设官庄22所，按户给屋，按人给田，并发耕牛、农具、种籽，使边民垦殖。绍熙一、二年（公元1190—1191年），叶适任蕲州知县宽刑善政，为民开塘900余口，种稻10万斛。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八月，朱元璋部战败陈友谅，占领蕲、黄，因黄梅沿江湖区车马行走不便，朱元璋命都水营田使康茂才（蕲州人）筑堤，后遂名驿路堤，又称康公堤。明朝初年，朝廷开始重视鄂东沿江大堤建设和土地开发。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廷遣部臣督筑青林堤（今黄广大堤），用四年时间峻工，为后来黄广南部沿江平原湖区沼泽地的大规模开发创造了条件。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江西人移入本区域，麻城人又移德安

（4）四川，为朝廷明令“湖广填四川”之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廷诏令蕲、黄州试种棉花，后向所属各县推广。鄂东始种棉。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蕲州归属黄州府，自此蕲、黄复合。分别设蕲州、黄州卫，黄州府始有常备军事机关，并兴军屯，垦殖两州长江南北两岸田地。黄州府此时造册户数达9万4千多户，64万余人，官民田地山塘达到353余万亩，年征夏粮米3600多石，秋粮米21万多石，随粮丝3000多斤，纺绢2500多匹。到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黄州府共有官民田地山塘365万亩，比百年前增田地山塘11.7万亩。至万历年间，鄂东农业开发实现“野无遗土”，逐步形成了鄂东地区南部种植水稻、棉花、油茶为主，北部以茶叶、蚕桑等特产为主的耕作种养模式。成为明、清，直至现代，中国粮棉油桑茶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二）鄂东农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由人类创造的，也是依附人类而存在。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在古代社会，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人工传播。而文化的传播一般是借助人的迁移和流动来实现。鄂东历史上大量的外来移民，不仅促进了鄂东农业开发，也促进了鄂东农耕文化的发展。每一次移民都会带来文化的传播、文化的融合，文化的碰撞，产生新的人文气象。从史料看，周朝时，武王灭商，封梅伯诸孙为侯，领地为黄梅山一带（现黄梅、蕲春、广济北部交界的山区）

（5）战国时楚国又将北方的梅国族群迁入黄梅。

（6）《黄州府志》载，公元前225年，楚灭邾（今山东邹县），迁其君民入境，境内始有邾城（今黄州禹王城）。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南郡“蛮”造反，朝廷命武威将军率万余人攻打。官军得胜后，迁其族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东汉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巫蛮”人在许圣率领下，屯集造反，被朝廷镇压“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后来又有巴人陆续迁徙到“五水流域”，史称“五水蛮”。五水蛮的迁入，加快了鄂东地区的农业开发，也加快了鄂东农耕文化的发展。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大批人口向南迁徙，流域内多为轪与西阳、新蔡（今河南）人。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在今黄州区侨置西阳郡、县，在今浠水巴河一带侨置轪县（南朝时改为孝宁县），后又在今黄梅侨置南新蔡郡和苞信等县，以收容安抚北方流民。“永嘉之乱”，北方移民在鄂东地区开垦陂田，带来北方旱作农业技术，牛耕生产方式在鄂东得到普遍推广，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农业开发步伐进一步加快，北方文化与鄂东本土文化进行大融合，区域内的农耕文化得到大力发展。北宋末至南宋初，金人南侵，境内是宋金前线，人口多有损失，宋金战争停止后，南宋朝廷号召开垦无主荒田，一部分东南方外来人口在鄂东境内垦荒谋生。岳飞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剌史时，号召江南农民迁至江北蕲黄一带垦荒。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首次从江西移民至江淮间垦殖，移至蕲、黄者甚多。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薛季宣在黄州东设22庄，给屋、农具种子，安置北渡的流民。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孟珙在黄州治内造屋三万间，招引边民来归。于是江西人口大量流入鄂东的罗田、浠水、蕲春、广济、（今武穴）、黄梅等地。北宋时期，从江西迁入广济境内的有宋、万、陈等9姓人口，南宋从江西迁入该县的有董、张、刘、胡等50余姓的人口。到了元、明之际，由于战乱等原因，江西等地又有大量人口迁入境内（境内向外人口迁徙也较频繁）。罗田、黄冈、麻城等县有江西流民纷纷入境定居。明洪武年间，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大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在黄州府人口大量移民四川的同时，大量江西移民也在向黄州迁入，迁入黄州的江西移民氏族约占当地氏族总数的70%，迁入的民籍人口约30万人

（7）《黄梅县姓氏志》载，有据可查的125个姓氏中，有41个姓氏是明朝前中期移民黄梅，其中从江西中北部移民姓氏33个，还有6个姓氏也是从江西移民黄州其他县而“过籍”黄梅。清代早期又有一拔大的“江西填湖广”移民潮，鄂东又是“江西填湖广”的主要移民迁徙地。历史上几次南方人的大量迁入，每一次迁入，都会带来南方水稻种植新技术和文化，在加快鄂东农业开发步伐的同时，实现了南方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大融合，促进农耕文化的大发展，形成了鄂东特有的农耕文化。

二、鄂东农耕文化特征及发展演变原因

（一）鄂东农耕文化的特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也因此而形成一方的地域文化。鄂东农耕文化除了具有与中国农耕文化中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精耕细作，生产规模小，自给自足，节俭持家，忠孝仁义、尊重自然等基本特征外，还具有其独有的农耕文化特征。

一是具有吴楚农耕文化的基本底蕴。从现有的出土文物看，鄂东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距今约二、三万年的黄梅杉木张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即有先民在此栖息繁衍。新石器时代，龙感湖流域和蕲水流域，其文化面貌是以长江下游的薛家岗同期遗存为主，其后期则受到来自江汉平原原始文化及江西原始文化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从鄂东区域内的张山、梅家塘、栗山岗、毛家咀、谢家墩、万人墩、螺蛳覇城山、笼子山、炮台墩、九资河、龚家河、焦墩、塞墩、鼓山、苏幢、砚池山、寨山、郭家塆、张家河寨、禹王城、女王城、樊哙城、罗州城、九江王城等遗址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商周时代，黄冈文化遗址至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江汉平原及中原地区同期遗存相似或相同，即与中原商周遗存相比，其共性大于个性，可称其为中原商周文化类型；另一类是以完全不同于中原商周文化的器物群为特征的地域性的商周文化，即被学术界认同的古越文化类型。这两种原始文化的分布区域大体以巴水为界，巴水以东为古越文化类型，巴水以西为中原类型，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楚文化逐步渗入。秦汉及其后的遗址在境内有其复合性与兼容性的特点，这与素称域内为“吴头楚尾”极为相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现在鄂东的农耕文化仍然保留有吴楚文化的底蕴。如在生产方面，耕作制度与吴楚地区基本相同；生活方面，穿着同源，吃的主食仍以米饭，住的房屋式样、建筑风格、礼仪习俗禁忌基本相同；在语言方面，属楚语江淮官话语系，个别词汇发音与楚语、吴语相近，部分方言仍与楚吴一致。既保留了吴楚文化特征，又具有北方文化特征。

二是兼有南北农业文化技术之长。鄂东历史上长期接纳北方旱作农业技术和文化，同时也接纳南方的水稻栽培耕作技术和文化，南北文化的多次融合，形成鄂东区域独特的精耕细作农耕文化。鄂东由于北高南低，南北气温相差较大，四季分明，依据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北部山区开垦陂田，以旱作农业为主；南部平原湖区主要为圩田，则以水稻种植为主。北部逐步形成了茶叶、蚕桑等农特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南部逐步形成粮棉油重要生产基地。同一区域南北农耕文化二者兼有，即有北方的旱作农业文化，又有南方的稻作农业文化。在长期的农业发展过程中，鄂东农业的精耕细作技术逐步提升，清代中后期，区域内人口增加较快，土地资源开发达到极限，倒逼鄂东人充分发挥自然气候资源优势，不断优化农业耕作制度，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农业土地资源利用率也发挥到极致。在一年之中，由历史上的一年种植一茬，变为一年实现两茬或三茬连作。种植模式有麦—棉连作，油—稻、麦—稻—稻、油—稻—稻、肥—稻—稻连作，田埂种植黄豆、荞麦，每一小块土地资源都开发利用，耕种系数达到250左右，单位土地面积利用率达到最高，把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水田农业种植技术之长发挥到极致。

三是区域性和多元性文化并存。受区域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历史上的鄂东先人们创造了自己的本土农耕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人口迁徙变动，外地文化的进入、融合和发展，形成了鄂东区域新的文化。历史上鄂东人口有过无数次的迁入，迁入鄂东的人口，既带来了西部楚国、东部吴越文化和农业技术，又带来了北部中原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稻种植的技术和文化。加之行政区划变革，鄂东本土文化与西、东、北、南迁入移民文化的融合、发展，形成了鄂东既有荆楚文化底蕴，又有吴越文化要素，还有中原文化和长江以南的文化成份。由于自然交通条件的阻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鄂东区域内同时又保留有本区域特有的农耕文化特征，即便相隔三五里，文化风俗也不尽相同。多元性农耕文化在鄂东区域并存。

四是“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影响较其他地区更加深远。鄂东地区重农重文，轻工抑商的远古农耕文化思想，较其他地区影响更加深远。在古代，手工业者和商人是王公贵族的奴隶，身份地位十分低下，他们的劳动是为王公贵族侈靡的生活服务，没有人身自由，其劳动成果自己不能享有。当封建奴隶制废除后，他们身份有了自由，但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历朝历代制订的政策，仍然是重农重文，轻工抑商。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人，即使经济上获得较大成功，拥有很多的财富，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仍然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文化现象虽然有所改变，手工业者、商人的地位逐步提升，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但在鄂东地区，唯有“耕读传家”最高尚的传统文化仍根深蒂固，这种重农重文，抑商轻工，“耕读传家”的农耕文化思想，在鄂东较其他地区影响更深更远，一直到现代并没有多大的改观。所以自宋代以后，鄂东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文化十分繁荣，文化名人辈出，但工商业十分滞后，与经济发展很不般配，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商业经济大浪潮的冲击，这种文化现象才得以改变。

五是具有敢于抗争和勇于革新的精神。鄂东人民素有敢于反抗斗争传统。早在东汉永和三年，民即诛杀邾县之县长。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起，迁置境内的“五水蛮”多次起义，一直延续到刘宋大明元年（公元457年）。元初，蕲州张德兴、罗田傅高聚众抗元，组成淮西六寨。元末罗田徐寿辉组成红巾军起义，建立天完国，以蕲水为都，拥众百万，占领半个中国。明末张献忠、罗汝才率农民军入境，转战9年，得到民众的拥护，仅麻城就有5.7万人参加义军，随军入川。清初，以罗田王鼏、麻城周承谟为首，聚众抗清，建立“蕲黄四十八寨”，相持8年。清末，境内多次发生反对帝国主义传教士教案，击毙外国传教士。辛亥革命，为推翻满清政府，鄂东黄冈有200多人直接参加武昌起义，不少志士献出了生命。民国初年，董必武、陈潭秋、鲍惠僧等在武汉成立最早党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唤醒民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方党组织迅速发展，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协会员达到60多万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传到鄂东，潘东汝等领导黄麻暴动，红色政权渐遍鄂东，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一军、红十五军、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先后组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五师活跃在大别山区，坚持抗日和反摩擦斗争。解放战争，鄂东人民积极支援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大别山的武装斗争从未间断，敢于抗争和勇于革新的精神永驻鄂东。

（二）发展演变的深层次原因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区位与自然、人文环境。鄂东区域地理位置特殊，它西枕巴蜀，东连吴越，北承中原，南接赣闽。鄂东农耕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所呈现出的特征，具有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外域人口迁入。历史上无数次的大量的人口迁入，既加快了鄂东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也为促进鄂东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历史上无数次的大量人口迁入鄂东，带来东南西北农耕文化和农业技术，促进了鄂东农耕文化的融合、发展与演变。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鄂东长期属楚国势力范围，楚文化成为鄂东的母文化，吴国联合蔡、唐攻楚，曾一度属吴国的势力范围，吴越文化与楚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融合，形成了鄂东农耕文化的底蕴。楚灭邾，迁其君民到鄂东，鄂东始有第一座邾城，带来北方农业文化和技术，再次与鄂东文化进行了融合。汉代南郡“蛮”反被镇压，迁移七千人到鄂东境内“五水”，开发“五水”流域，又一次与本地文化进行融合。三国时期吴国在鄂东实行军垦，种植水稻，带来南方的农业文化与技术，又一次与本地文化进行融合；两晋时，“永嘉南渡”，鄂东设置侨郡，又一次带来北方的农耕文化与技术，与鄂东本地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融合。北宋末南宋初，北方大量人口南迁，从鄂东各氏族家谱看到，鄂东接纳不少北方移民。明、清时期，两次大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历史上的无数次移民，鄂东承接大量的东南西北移民，其迁入的移民文化多次与本地文化融合，带来和促进了鄂东农耕文化的发展，同时又衍生出新的独特的鄂东农耕文化。

二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促进和影响了鄂东的农耕文化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中国所有农耕文化发展与变化的根本原因。春秋战国时，楚灭邾，迁其君民到鄂东重建邾国，鄂东农业开发自此开始；汉代镇压南郡“蛮”人，迁七千余蛮人于鄂东“五水”，鄂东“五水”大规模开发自始，旱作农业在鄂东得到大范围推广；三国时期，东吴吕蒙、诸葛恪在鄂东寻阳（黄梅、广济及蕲春大部）屯田，还在巴水侧立屯田，引水灌溉，种植水稻，水稻在鄂东规模化种植，进一步促进了鄂东农业的开发；晋代“永嘉南渡”，北方大量流民迁徙鄂东落籍，北方耕牛和铁制犁铧耕作方式引入鄂东，逐步大范围推广使用，对鄂东的农业开发是一次革命，农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宋代的战乱，迫使南北大量流民迁徙鄂东落籍，又带来南北的农业技术，带来南北方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鄂东农业的大发展，特别是鄂东文化的大发展，产生了一大批科技文化巨匠，鄂东成为湖北，乃至全国的文化高地。明朝开始对鄂东沿江堤防加大建设力度，出台荒地开发免征三年课税的政策，为鄂东的大量移民进入，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创造了条件；明清“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大量南方人迁徙鄂东落籍，参与鄂东大规模农业开发建设，不仅带来南方的水利及种养业技术，也带来南方各地的生产生活方式，鄂东农耕文化五彩纷呈，经过几十几百年的融合、发展，形成既有楚文化根基，又有北方文化背景，还有东部吴越及南方客家文化的要素。

三是行政区划隶属变动。历史上行政区域隶属的变更，也影响了鄂东农耕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同一行政区域内，行政的隶属权的变动，导致政策上的变动，对本区域的农业开发，人口、商品流动，特别是生产、生活文化习俗影响较大。历史上鄂东的行政隶属变化甚多。夏商周时代，境内属荆、扬二州，春秋战国时属楚，吴国也曾一度统治过。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境内北部属南郡、东部属九江郡。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吴芮迁长沙王，恢复衡山郡。三国时期属吴国蕲春郡辖；西晋时又分属豫州弋阳郡和扬州庐江郡辖；“永嘉之乱”后，大部分北方人渡淮南迁，为安置南迁流民，先后在鄂东境内侨置郡、县，境内始有西阳郡和南新蔡郡并治。南北朝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南齐部分隶属豫州、部分隶属江州。隋唐宋时，黄州、蕲州并治，元改黄州、蕲州为路并治，明又改黄州、蕲州并治，清代黄州统辖“黄州八属”。历史上行政区域管辖权的变更，也导致鄂东农耕文化不断吸纳新的文化，不断整合融合、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南北东西兼有的独特农耕文化。

四是社会的重大变革。社会重大变革，导致和促进鄂东农耕文化发生演变。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对人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一次冲击，经过冲击后，发生一次演变，带来一次革新和发展。农耕文化虽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有其自给自足的明显特征，但每一次社会变革，无论是改朝换代，行政区域属地管辖变动，管理方式的变化，还是一次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都会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都会发生一次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会推动这一区域农耕文化的发展，鄂东也不例外。

五是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鄂东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状。境内北部为崇山峻岭，中部和东南呈阶梯形倾斜，逐步缓变为丘陵、平原湖区。大别山脉横亘于东北，形成众多支脉山系，山峰壁立，层峦叠翠，峡谷纵横，溪涧回旋。南部的长江东西贯穿鄂东全境，成为鄂东天然屏障。由于大别山横卧北部，境内地势北高南低，越往南部地势越开阔，受纬度和地势的影响制约，气候特征，表现为冬冷夏热，冬干夏湿，雨热同季，四季分明。鄂东境内有长江支流倒水、举水、巴水、浠水、蕲水、华阳河水系，湖泊众多。北部东西高山横亘，南部长江阻隔，从东到西，南北走向的六条河流和众多的湖泊，又将鄂东隔成了一个个小的自然区域。全域虽地处中纬度，但北部山区与南部平原湖区气候相差接近一个节气，导致了农耕文化具有差异性。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还导致鄂东农耕文化出现固化与发展演变的差异。鄂东在交通方面，由于北面有大别山屏障，南面有长江屏障，从东至西有雷池华阳河水系、倒、举、巴、浠、蕲五水南北走向，造就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明清时期大范围开发，移民来自南方不同地区，虽然移民与本土文化的不断融合、发展，产生新的文化，但在不少地方，仍然存在同一县市“相隔三五里，民风习俗大不同”的现象，既保留楚吴农耕文化底蕴，又有南北兼有的多元农耕文化元素。

三、鄂东农耕文化的发展演变趋势

鄂东农耕文化，是鄂东人的根。随着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价值观、道德观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而发生演变，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成为历史。

（一）永续传承的农耕文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鄂东地区原有的农耕文化，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中，优秀的农耕文化会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一是优秀的传统美德将会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在几千年农耕社会的发展中，鄂东人形成了的尊老爱幼，尊师重教、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耕读传家、节俭持家、敬重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美德。这些也是当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无论今后经济社会如何发展，这种由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美德，鄂东人会自觉地传承，并在传承的过程中，根据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弘扬和发展。

二是敬畏自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将会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敬畏自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在几千年的劳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也是人类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在鄂东根深蒂固。当今社会，我们正在践行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鄂东人会进一步将这一理念传承下去。

三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仪习俗将会进一步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礼仪习俗，是几千年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规范，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鄂东人从小就接受这种行为规范教育，遵循这些规范，努力做一个文明的人、高尚的人。这些传统习俗礼仪，是农耕社会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于当今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发挥重要作用。鄂东人会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将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传承下去，并根据时代要求，不断发展这一优秀传统文化。

四是农耕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会进一步挖掘、保护和传承。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鄂东留下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鄂东农耕文明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在当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家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相信鄂东人会抓住这一大好机遇，进一步挖掘农耕社会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好鄂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鄂东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6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0项，这些遗产及遗产传人都得到较好的保护，并积极探索各种保护方式。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实现商品化的方式进行保护，有的通过建设农耕博物馆藏的方式予以保护。

五是具有农耕特色文化的古村落会进一步得到有效保护和修复。传统的古村落建设，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不仅环境优美，适宜人们居住，而且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是中国农耕社会的博物馆，是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也是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那些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参与和推进城镇化建设者们的乡愁。保护和修复具有农耕特色文化的古村落，已经形成社会的共识，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鄂东现列入国家保护的古村落有41个，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相信鄂东更多具有农耕特色文化的古村落，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修复，有的可能还会引入社会资本保护和修复，形成产业要素，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六是挖掘、整理、宣传、保护和弘扬红色文化将会成为重点。鄂东是革命老区，具有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传统。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农民起义领袖，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中，为反帝、反封、反剥削、反压迫，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鄂东一大批仁人志士，接受新思想、新理念，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开展各种各样的斗争，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具大的贡献。在鄂东红色文化资源相当丰富，挖掘、整理、宣传、弘扬鄂东红色文化，建设好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是时代的要求，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相信鄂东红色文化会成为鄂东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文化资源会得到较好的发掘、保护和弘扬。

（二）逐步演变和发展的农耕文化

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农耕文化的表现形式、内涵以及传承者逐渐演变，其基本特征也在同步或稍加滞后地演变。

一是农耕文化的表现形式发生演变。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演变，鄂东的农耕文化表现形式也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原有的农耕文化表现形式将会与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相匹配。有的传统文化既会不断地传承下去，同时也会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演变，增加新的表现形式。如现代农业的基础设施，新型农机具，新的耕作种植技术将会广泛的应用；几千年形成的宗法社会制度将被法制社会所取代；以个人声誉担保的信用关系，将会被商业合同所取代；一些传统的习俗礼仪也会根据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一些农耕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艺术，有的得到较好传承，有的经过改造，增加新时代的元素，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传统文化，有的则逐步淘汰，直至消亡。

二是农耕文化的内容发生演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原有农业的范畴将会进一步突破，如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大户、科技示范户等农业经营模式的出现，设施农业的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规模化经营，一二三产业融合，农工商一体化，网络信息化、数字化、标准化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新的农耕文化的内容得到扩展，一些传统农耕文化内容被新的农耕文化内容所取代。

三是传统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也会发生演变。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模化经营和设施农业的大力发展，城镇化的大力推进，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入其他产业，有的既从事农业，同时又经营二三产业。以家庭为主、男耕女织、以役牛和人力为动力的耕作模式，按季节、民俗、谚语指导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等基本特征的农耕文化，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设施农业、农业工人、规模化、机械化、电器化、信息化、标准化，具有二三产业的文化要素，将成为新时期农耕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四是农耕文化的传承方式发生演变。几千年来，中国农耕文化的传承者是农民，生活在乡村的乡绅及民间艺人。当今社会传承优秀的农耕文化，创造新时代的农耕文化，其主体将不断拓展，既有当代的新型农民、新型农业工人，也有从事二三产业的生产者、还有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者，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新时期优秀农耕文化的传承者。传承方式方法将发生重大变革，形式多种多样。有通过父子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有通过传承人师带徒的方式进行传承，有的通过兴办培训班的方式进行传承，有通过文化艺术表演和文字记载方式进行传承，有的通过建设农耕文化博物馆的方式进行传承，还有的通过实现产业化的方式进行传承。

（三）逐渐消失的农耕文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耕文化的内容、表现形式、基本特征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出现新的内容，新的表现形式，新的特征。但一些传承了几千年，与当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农耕文化，将被社会逐渐淘汰，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可有可无又无人传承的农耕文化，将逐渐消失成为历史。

一是落后的物质文化。如牛拉铁犁松土，人工播种栽插、植保、收割、打场、凉晒、加工，原始的农产品贮藏加工方法等；几千年祈求上苍风调雨顺的农业祭祀仪式，按历史上的农业谚语安排农业生产等传统习俗将成为历史。

二是落后的精神文化。与现代科学文化及精神文明建设相背离的传统风俗、信仰、禁忌、陈规陋习，都将逐步淘汰。如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叫魂、收赫、扛马脚、拆字、打课、出行问卦，各种禁忌等等封建迷信活动；不健康的摇色子，睹搏等文化娱乐活动，以及节日喜庆大操大办等。

三是落后的制度文化。如沿袭了几千年的乡村宗法治理制度，将被依法治理的现代乡村治理制度所取代；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过时的传统行业协会等民间社会组织，将被现代化的行业协会组织所取代，与时代发展相脱节的旧的村规民约，将被新的村规民约而取代。

（摘自《鄂东农耕文化》第一章，内容有较大删改）

注：

（1）《黄冈市志》下册，第1632页，崇文书局2004年10月第一次印刷，黄冈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三国志·吴志·吕蒙传》。

（3）《黄冈文化简史》第84页，黄冈市政协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

（4）德安府：即现孝感市的安陆、应城、孝感、孝昌、云梦及随州市的广水6县（市）。

（5）宋欧阳修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梅姓出汝南，出自子姓。梅伯为纣所醢，武王封伯诸孙黄梅，号曰忠侯，遂以梅为氏。”明初宋廉的《梅府君墓志铭》载：“梅本子姓，其先梅伯，为殷纣所废，周武王伐纣，封伯诸孙黄梅，号曰忠侯，遂以梅为氏。世居郑楚间，后避新世之乱，散不中。”《黄梅县姓氏志》中关于梅姓的起源载，“周武王灭商建国后，追谥梅伯诸孙为侯，重建新梅国（邑地在今湖北黄梅县），后人以封国名梅为氏，称梅姓，尊梅伯为梅姓始祖”。

（6）《先秦时期安徽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考察》，作者杨东晨，《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卷，（1998）第1期。

（7）《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 大事年表）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