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平

古代快递业务的发端，应归于邮递。最早的邮递业务，把骑马送信称为邮驿。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时就有了“置邮传命”的情形西周时期，朝廷开始有了负责主管邮驿快递的官职“行夫”。经过秦朝的统一，促进了邮驿的发展。邮驿有了明确的分类：“轻车快传”、“边境传书”和“急行传递”。古代邮驿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具有严格的管理，一般不准附寄私人信件。

私人如要通信，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可派家丁递送，一般庶民只好托人捎带，因此难免延时或遗失。杜牧诗云“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陆游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古代诸如鸿雁传书的佳话，应该是说民间通信困难的情形。特别是诗圣时代“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私人通信更加困难。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出现了民间传递信件的机构，如唐朝时，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驿站。张籍诗云“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明朝有了民信局。它是一种以谋利为目的的商业组织，其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其组织越多。清朝咸丰时期，全国就有数千余家的信局了。“大清邮政”于1897年2月20日才正式开办。1906年，清政府设立邮传部。

而实物传递在古代没有明确分工。春秋时期，骑马传递正式出现，马成为了主要通信交通工具，近距离时，可单骑通信，长途通信，则可用接力传递。这时路途中难免会出现关隘。 “马上飞递”翻山越涧，快递员和马术极其重要。关隘向来属于人为事物，它是人们充分利用自然地形以伸其志的结果。这些地理形势，皆是“山高沟深陡峭，坡下河边道路狭窄，形成天然的险阻”。所以，关隘发生其职能的基本原因在当时社会价值方面。

到了唐朝，邮驿分为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办三种。当时陆驿马日行七十里，驴行五十里，车行三十里。遇有急务，驿马一天要跑三百里以上。诗人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有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天宝年间，安禄山在北京一带起兵反唐，身在华清宫的唐明皇相距两千多里，很快就接到了快递的消息。宋代时，驿马传递方式更快，时称“急脚递”，据史载，急脚递日行路程六百里。

古代称关隘的地方，如唐代以前称的“函谷关”或“潼关”。《汉书﹒萧何传》载，“关中摇足，则关西非陛下所有”；三国魏王粲《从军诗》曰“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唐代刘长卿诗云：“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关东”。春秋时的晋国强盛，南过潼关，并派有专人守备桃林要塞。秦朝时，函谷关成为秦国的东门要塞。清朝范述之《石门感旧》“石门千仞郁崔嵬，五色霓旌映上台。太守自行督属吏，中丞亲说见如来。”等等，在当时的战略地形、军事地理等枢纽位置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自古崎岖险阻的施宜山道为历代兵家之要冲。传说，明末起义军八大王张献忠为摆脱当时追兵，在楚蜀咽喉石门河畔望之兴叹，于是连夜架桥。明代御史黄襄《过石门》诗云，“磴道崎岖涧水分，动行俯仰悸如焚。崖悬走马春愁雨，谷邃飞花日看云。”可见，石门河关隘的深幽险绝。清乾隆年间，时任湖北巡抚陈辉祖有《新建石门佛寺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夏四月之上浣，余以新筑施南府城，道经建始之石门。---- 穿门出，稍北，列垂如檐，土人依岩结茅屋，檐下市酒饭以待行人小憩。崖下林木排立，自石寰桥望之，历历可数。西东相对，可呼应，而崎岖上下，经时乃达。---- 至桥，下马熟视，犹在上。而至石门，无有矣。---- 即寺于石门崖。屋之右琢石为像，如所见。其旁为小厅，事官人过客谒寺可歇息。”清嘉庆安徽进士鲍桂星《石门歌并序》云，石门也，有一夫据关之险，人马过者，皆穿洞出入，望若飞仙。“自是矹硉屹两门，万山到此不敢奔”。关隘四面峭峰危岫，紫斑翠驳，缥缈天际。

清道光版《建始县志》（武备志）载，“国家承平百余年，而思患绸缪，岁简军实，虽民壮亦时勤训练。至于铺递之设，虽于营制无关，然其所建置亦皆要隘，寄以诘奸之责，则亦塘汛之属所当相连而及也。志武备。”前明规定简略，国初康熙二十年后，始于县城东南及迤北等处，由府赴巴东路设立铺房三处，接递来往公文。又青岩、老龙洞等处，为居民搬盐要路，隘险难行。雍正十二年，立巡役，拨工食，稽查私盐。《县志》（军事）又载，清同治年间，县内设关隘六处。并有防兵驻守，建阳关、建平关、龙驹关、石门关、石乳关和大岩岭。石门汛有汛兵十名。石门铺，铺司三名，自干沟铺至此三十里。连三坡铺，铺司三名，自石门铺至此三十里。当时设置铺递，传送公文的驿站，一般都是官方传递军情等重要的东西。

《施南府志》载有吴省钦《石门》诗曰，“前过石门滩，昨饭石门洞。千峰接万峰，骨立寒天空，相对两面崖，无路许携从。”古往今来，到过石门关隘的游客隐士都知道，“石门，巨石碖硱，下临绝涧，人穿石中，石形若柱、若楣，俨然圜扉焉。”道光年间《施宜大道修路碑记》载，“自宜昌至施南千有余里，山高寻云，溪肆无量，登涉之险，倍于蜀道，每诵庄子‘美群山万壑赴荆门’之句为之神往。”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千年而不失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实为施南险隘佳要。论其鄂西南的军事价值和战略影响，皆非其他山路关隘可比，所以，清乾隆四十年，四川铜梁举人贾思谟出任宣恩县知县路过石门河，于河岸绝壁上题书：“施南第一佳要”，六个大字，蔚为壮观。意境深远，余味无穷。

民国时期，荆襄驻军举起义旗，与北洋军阀抗衡，遭到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镇压，首战失利，军队退到野山河、石门河西侧重镇高店子一带，凭借险要地势御战。此时各地护法军、靖国军云集于此，许多辛亥革命元老，如蔡济民、章太炎等都齐集高店子共商大计，此时董必武也来到阵前参与军机。崎岖幽邃跌宕的石门河、野山河成为南北两军的军事分界线，严阵以待，相持半年之久。可见，起义军巧用地形，占据险要和往来的必经之路，及其军事要冲。古代深山中的这些关隘，天然屏障，战时为兵家所争，使其发挥着重要的地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