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翰林院，袁宗道结识了李贽的弟子深有和尚，受其“心性”之说的影响，以禅诠儒，不再谈论道家的养生之道。后来又奉使湖北，逗留家乡，与弟宏道、中道两度赴麻城拜访李贽，深受启发，在三兄弟中最先写文章对复古派的弊端提出批评。李贽称赞“三袁”兄弟是：“伯也稳实，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见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宗道尊李贽为师，作《龙湖》一文，推崇备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袁宗道由湖广返京，不久改任东宫储官，后官至春坊右庶子。那时，袁宏道也入京任职，中道则寓居北京，他们兄弟三人与谢肇淛、江盈科等人结“蒲桃社”于城西。“蒲桃社”基本是公安派队伍的形成，“蒲桃社”成员大都成为了公安派日后的骨干。如黄辉、江盈科、钟君威、谢肇淛、方子公、丘坦、陶望龄等。他们常聚会一起抨击“七子”。而他们的诗“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宗道在《答陶石篑》信中，已看到文字革新的成效，“公安派”的诗文“新鲜矫警”。“七子”辈的作品“如书画赝本”，“几成滞货”。连“后七子”首领王世贞在这种强力的反叛和创新之风的压力下，渐失文学市场，也被迫慢慢改变着自己的文风。不然将被时代淘汰。

他在文学上既反对模拟复古，又注重学习前人“古文贵达”的精神。平生崇敬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白苏斋”，诗文集取名《白苏斋集》。其义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语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在他的带动下，宏道、中道继之而起，三兄弟终于成就了“公安派”的崛起。

宗道命运最惨，在京时，两儿一女都连续病死，他在40岁时就成了一个“孤寡老人”。而后宗道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弟弟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日夜抱一编，形神俱焦瘁。”他无比怀念家乡公安的生活，在一首诗中竟这样写道：“四十方强已厌官，催人头白是长安……春来转忆家园好，社鼓村醪日日欢。”在给家乡叔叔的信中他说：“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并与中道规划退休后，将荷叶山房怎样围墙，怎样种莲，怎样建佛堂等事宜都一一讨论定案。但是命运捉弄人摧残人，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秋天，京都大风，宗道已染疾，还是拖着病体入宫，回来时倒地而亡，无有一言，终年41岁。袁宗道为官清廉，宗道以右庶子任东宫讲官时，“省交游，简应酬”，办事“鸡鸣而入，寒暑不辍”，致积劳成疾。他去世以后，身无积蓄，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南归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

湖北日报客户端（作者 侯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