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宜红

袁崇焕是个很有争议的人。世人对他的评判呈霄壤之别，他个人功绩和凄惨遭遇反差强烈，他性情之瑕与瑜扑朔迷离，都让人很是费解。最近，我找来多个版本的袁崇焕传记进行阅读，也查询了史料中的一些相关记载，认真揣摩，几番思量，初成愚见。

卖国贼or民族英雄

袁崇焕，有人说他是“卖国贼”，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所有围绕他的争议，他生前身后的遭际，皆由此衍生而来。究竟孰是孰非？历来莫衷一是。

袁崇焕的“卖国”之名，来自“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私通后金”等说辞。袁崇焕果真有这些事吗？

先说“与清廷议和”一事。据《清史稿》和《明史•袁崇焕传》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宁远大战中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击败后含恨而死。当是时，后金方内部权力交接出现摩擦，皇太极尚需巩固新继承的汗位，想出兵朝鲜又担心明朝趁火打劫以及经济萎靡等等，一系列因素，因此，后金内部议和呼声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向袁崇焕表达了“议和”的愿望。在袁崇焕一方，一来为了打探后金内部虚实，再者，关内外很多城防确实需要加固。此外，整顿军心、准备军需、建立军事防线都需要时间，发动反攻的条件还不成熟，也有“议和”的现实需要。

袁崇焕与后金“议和”的初衷在他呈给皇上的奏折里阐述得清清楚楚。他说：关外四城虽然纵横连绵200里，但是北面靠山，南面临海，宽广仅40里。如今屯兵6万，商人平民数十万，地域狭隘，人口稠密，我们到哪里去得到粮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必须抢修，不能停止。我已经召集商民广开屯种，倘若未筑好而敌人已来，势必撤退，那就功败垂成，到手的地就都得放弃！所以，趁敌人出兵江东，我姑且以和谈作为缓兵之计。等敌人看破此计，三城已经筑好，战争又在关外400里外，边防就更加巩固了。也就是说，“议和”只是袁崇焕的缓兵之计，先稳住对方，争取时间修筑城池，屯田种粮，练兵整械，再从长计议，最终收复辽东。

总之，皇太极和袁崇焕在“议和”这事上，一拍即合，只不过各怀鬼胎，各打各的算盘。

皇太极不讲武德，表面与袁崇焕频频修书商议“议和”之事，背地里却避开袁崇焕驻守的宁远，绕道蒙古，直接打到了北京城。换句话说，就是皇太极把袁崇焕卖了。这且不说，皇太极还故意给袁崇焕扣了个屎盆子，称“这次攻打京城是和袁崇焕合谋做的”。敌军兵临城下，又有人亲自指证，袁崇焕“卖国通敌”的罪名自是百口莫辩。尽管最后还是袁崇焕带兵解了京师之围，但“刺”早已深深地扎进了崇祯帝心里，拔不出来了。加之，京城被围之后，朝廷内外怨谤四起，矛头集中指向袁崇焕。舆论一致认为袁崇焕擅杀岛帅毛文龙后，使得后金军入境失去有力地牵制，轻而易举打到北京城，又多次私自与后金议和，居心叵测。明廷还猜测，袁崇焕在高台堡放粮给蒙古人让他们以御饥荒，其实被蒙古人一转手又卖给了后金。这无异于间接地干了损民益仇的事。如此种种，叠加在一起，都成为袁崇焕“卖国”的“铁证”。

袁崇焕的“民族英雄”之誉，更多的是全面考量了他的现实表现、历史功绩。

袁崇焕进入职场之后，早年在福建邵武任知县。据《邵武府志》等史料记载，他治政邵武不但政绩卓著，在朝廷考核中，列为上等，而且在百姓当中口碑很好。清人袁珏在《前明蓟辽督师袁元素先生》一诗中，用“万井饥寒民父母，一身清白吏神仙……三载循良来奏绩，济时又著祖生鞭”的诗句对袁崇焕在邵武的工作情况进行概括。当然，袁崇焕的“民族英雄”之誉并非由此而得，而是由于他在“辽事”上的作为所成就。

辽东地区因为本身高纬度的地理位置及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气候寒冷，经济落后，荒凉少人迹，是政权统治的边缘和薄弱地带。在明朝，更是因为蒙古和后金的侵扰而成为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威胁。为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明朝廷自始至终没少花功夫，财力、兵力的耗费年年看涨。尤其是，到了明晚期，后金日益强大，在这一地区的掠劫越来越猖狂，在一次次尝到甜头之后，他们的昭昭之心直指北京，成为大明的心腹大患。而另一方面，因为阉党祸政，对辽东地区的人事任用和决策措施上一系列不当操作，导致这一地区的局势不断恶化，后金和明廷的对抗也逐渐升级。

萨尔浒战役是后金与明廷对抗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的数十年，后金一直小打小闹，虽说让大明很是头痛，但蚍蜉之于大树，想要撼动，毕竟不容易。对明廷而言，伤了些皮毛，尚无大碍。萨尔浒战役中，大明集结了全国精锐兵力，意欲犁庭扫穴，不料却在短短的5天之内被兵力、武器、资源远不及自己的后金军完胜，四路大军中有三路被歼灭，总兵刘綎、杜松及文武将吏310余人及近5万士卒阵亡，骡马、器械及大量军用物资被缴械。

经此一役，蚍蜉虽说没有放倒大树，却近乎掏空了大树。乾隆皇帝在《太祖皇帝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占事碑文》中说：“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而对大明而言，仗打输了倒是次要的，毕竟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更重要的是“军气日益灰沮，人心日益惊惶”。彼时的辽东局势糟糕到什么程度？从萨尔浒战役之后，接手辽东事务的熊廷弼调研后写成的报告中可窥一斑。据他的报告反映，当时的明军士兵为了不去打仗，装死扮活，不惜将马都给弄死，点册名时有之，等到派活用工时则少了一半，领饷银时有之，等到警报响起要出兵了又少了一半。不仅士兵如此，将官们也是畏敌如虎，毫无斗志，一闻警报，全线溃散。战事未开而内部先乱甚至不战而逃，如此将士，屡战屡败也就成了必然。熊廷弼最后总结说，就算有孙吴之令，恐怕也无能为力。

熊廷弼主政辽东后，经过大力整治，这种局势一度有所改观，但工作刚有些起色，又被阉党所嫉，处处受牵制，终究无力回天。后来，因为“失陷广宁罪”，熊廷弼受牵连致死，传首九边。

庸臣乱作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次次加剧了辽东局势的恶化，能臣想作为又处处受到掣肘施展不开拳脚，到最后都是死。整个辽东局势因此成了死局。辽东经略之职也成了个烫手的山芋，虽说位高权重，但没人愿意接手，因为谁接手谁倒霉，性命堪忧。不过，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袁崇焕。

袁崇焕关心国家大事的心性似乎与生俱来。有一则民间故事，说袁崇焕在童年的时候，上学途中要经过一座土地庙，每次袁崇焕经过时，都要对着土地庙念念有词: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故事虽说只是故事，难辨真伪，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袁崇焕心系国事由来已久，绝非一朝一夕。

萨尔浒战役发生的那一年，也正是袁崇焕中进士第的年头。彼时的袁崇焕三十五岁，心智已然成熟、笃定，对国事，尤其是当时的热点时事——“辽东局势”的关心远不局限于浅谈辄止，而是进入到更深层、系统的谋划中。据《明史•袁崇焕》记载，袁崇焕中进士第后，分派到邵武任职期间，好谈兵，以边才自许。工作之余，他热衷于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辽东讯息，但凡有从辽东回来的老兵，都得与之聊聊辽事，并且一聊起来，绝对心无旁骛。他还曾趁赴京接受朝廷政绩考核的间隙，单骑走边关，巡探山海关一带军务。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招兵、练兵，俨然一副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奔赴辽东战场的架势。事实上，这些兵里面，确实有不少人后来跟随他一起去了辽东，在与后金血战中捐躯殉国。

先贤孟子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袁崇焕大抵就是这样的。彼时，辽东风雨飘摇、病入膏肓，将士人心涣散，屡战屡败，整一个烂摊子。反观强敌，屡战屡胜、气焰高涨、虎视眈眈。就在朝臣对辽东之职“皆缩朒不敢任”之时，袁崇焕却“独攘臂请行”，主动去蹚浑水。他傻吗？当然不是。袁崇焕可是14岁就考中秀才的当地“神童”。他如此逆势而行，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和担当。

袁崇焕到辽东后，在军纪、军心、军备方面进行了一番铁腕整治，效果立竿见影，还主导修筑了宁远城，构筑起关宁锦防线，收复失地400里。另外，袁崇焕凡事身先士卒，务实公正的作风和不摆官架子，关心将士，体察民情的人格魅力赢得将士们的衷心拥护和民众认可，不仅使辽东局势在短期内基本稳定下来，而且不少流民和富商纷纷慕名来归，原本已是危城的宁远在短时间内，面目悄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辽河以西最富有的一个城市。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明军对敌作战的风向完全变了。

努尔哈赤自25岁起兵以来，44年间，在与大明的对抗中屡战屡胜，无一败绩，但自从袁崇焕到辽东后，情况不一样了。

努尔哈赤与袁崇焕的第一次较量也是唯一一次较量在“宁远”。交战之前，努尔哈赤就已经通过间谍把明军这边的情况打探得一清二楚。彼时，大明的党争、内斗正热火朝天，得势的一方是阉党。原本在辽东经略任上干得好好的，又晓畅边事的孙承宗被阉党炮制的黑材料逼得辞职了，代替他的高第，年事已高（65岁），贪生怕死且不说，不懂军事、不摸清情况还很能瞎指挥。

春秋时期兵法家孙武在《谋攻》一篇中说：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前进而下令前进，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后退而下令后退，这叫束缚军队；不知道军队的战守之事而插手三军之政，将士们会无所适从；不知道军队战略战术的权宜变化，却干预军队的指挥，将士就会疑虑。军队既无所适从，又疑虑重重，诸侯就会趁机兴兵作难。“宁远之战”的背景正是这样的。

当时，辽东事务的最高指挥——高第，一到辽东，就命令将锦州、右屯、大凌河、宁前诸城的守军全都撤了，将器械、枪炮、弹药、粮料也移入关内，放弃刚收复的关外400里地。这就相当于把袁崇焕和将士们辛辛苦苦修筑的城堡弃毁，刚刚安顿下来垦耕的辽民又要重迁，收复的封疆将再度丢失。为这事，袁崇焕心急如焚，找到高第据理力争：兵不可撤、城不可弃、民不可移。可任他怎么磨破嘴皮，高第就是听不进去。就这样，袁崇焕和将士们几年的心血旦夕之间就被毁了。军民撤退的时候，“死人载道，哭声震野”，民心大乱。

大明内部未战而先乱的局面，对努尔哈赤来讲，却是最乐于看到的利好的消息。他又等来了一个痛击大明的绝好时机。这次，他准备发动一场倾国之师的进攻。

努尔哈赤集中了全部兵力，号称20万，浩浩荡荡，直扑宁远。一时间，辽西平原布满了后金军，军旗猎猎、军容严整，望之俨然。而与此同时的宁远，因为周边诸城的防御设备和守城将士都已撤回了关内，已是一座孤城，所有可算上来的兵力，也不超过２万人。所以，当后金来犯的警报传来，朝廷上下，举国汹汹，人心惶惶。兵部尚书王永光“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明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麒闻警丧胆、计无所出。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为了免于“无谓”的牺牲，高第在山海关拥兵不救，不仅不救，当道臣刘诏等统兵出关应援时，高第还令他们撤回已经出发的兵马，李卑援兵蜷缩在中后所，李平胡的援兵本来就不满700，又退到中前所不发。总之，在“宁远”生死关头，“关门援兵，并无一至”。他们都打定主意看水流舟，就算皇帝几次下令出兵援救宁远，这些人宁可抗旨待惩，也不愿眼睁睁地去送死。反正，要让脑袋在颈项上能多待会是一会。直面这场战争的只有袁崇焕和他手下的将士，他们别无所遁。实际上，他们也无人有遁。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大军压境、兵力悬殊、孤城无援的对峙中，袁崇焕带领宁远城中兵民居然实现了蹇人上天。

宁远之战，“崇焕以关外孤城，抵敌十倍之众，卒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清•魏源《圣武记》语）。这场胜利来得太不容易，其意义也非同凡响。对于明廷而言，这次胜利，“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一时间，京师士庶，空巷相庆。而对于后金而言，这是努尔哈赤自25岁起兵以来，44年间，唯一不下之城。这次失败，极大地挫伤了努尔哈赤的豪锐气势，不久即含恨而死。

宁远之战结束仅一年四个月，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率大军再度来袭，在25天的时间里，他们在锦州、宁远两城之间来回攻城，却几无所获，悻悻而归。

后金抢掠辽东几十年，几无对手，可就在袁崇焕主守辽东之后的短短几年间，情势大变。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先后败在袁崇焕的麾下，特别是努尔哈赤，临终前，悻悻地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言辞之间，充斥着愤懑、不解和不甘。

眼见关宁锦防线无法突破，袁崇焕这座大山无法翻越，皇太极最后放弃了撕破关宁锦防线，从山海关进入，然后攻进北京城的方略，而是绕过关宁锦防线，取道300里之外的蒙古，直捣北京。后金军扑往北京的消息传到明廷，朝野人心震动、魂魄失措，最后还是依靠袁崇焕带兵千里驰援，解的京师之围。

何为“民族英雄”？窃以为，不光有不朽的功勋，更兼有高尚的情怀和品格。

自有辽事以来，在袁崇焕之前，明军打一仗败一仗，守一城失一城，屡战屡败，接连失陷抚顺、清河、开原等大小城镇120余座。袁崇焕死后，明军在辽东再没有同后金（清）在重大战役中打过胜仗。而袁崇焕与后金正面交锋的宁远、宁锦、京师三战皆捷，努尔哈赤饮恨而死，皇太极亦服膺而叹：“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其父子二人，皆人中英豪，尚有此言，袁崇焕之能之功，可得足见。此外，袁崇焕手订规制，亲自督责建成的关宁锦防线，堵御后金军八年之久不得逾越南进，迫使皇太极在位17年而不得近关门一步，支撑着明朝与后金（清）在辽西对峙长达22年，且后金（清）始终未能突破这道防线，直到皇太极死后，明朝国祚灭亡，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才得以叩开关门，迁鼎燕京，入主中原（此段为历史学家阎崇年《袁崇焕传》语）。袁崇焕其功其勋，史可鉴，天可昭。

袁崇焕早年中举后在《秋闱赏月》一诗中，写下“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的诗句，说明他很早就是以“豪士”自相期许的。他步入职场后，放下既有的安生日子，主动接手烫手山芋——辽东，为什么？袁崇焕在写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孙承宗的一首诗——《边中送别》中“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两句，可以很恰当地阐释他的心迹。袁崇焕最后被处以磔刑，行刑前，他作了一首《绝命诗》，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守辽东。”袁崇焕一生，为辽事披肝沥胆、忧劳怆恻，却落了个被冤惨死的结局，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多么的愤懑与不屈！但行将大限，袁崇焕萦怀的不是他个人的恩怨得失，而是心心念念的辽东，并矢志要将忠魂依旧守辽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

一个人的心志，单凭一时一言，也许不足以让人信服，但一辈子始终如一，绝对是骨子里的本性。袁崇焕在人之将死的时候，也执念辽东，其心系社稷，坦荡无私的高尚情怀，还犯得着质疑吗？

袁崇焕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二人的三次对战，都是在外临强敌，内横阻力，极其艰难的境遇下展开的。宁远之战中，上司拥兵不救，群僚畏缩不援，袁崇焕军独镇孤城，连老母妻儿，也带上了。其心之何其切！其志何其坚！为了给将士们打气，袁崇焕，这个连顶头上司，甚至皇上都敢违逆的铮铮汉子，竟然嚼草吞咽、刺血写书，对自己的手下屈膝下拜，表示“如能同心死守，我愿意来生变作牛羊，报答大家。”战斗中，作为主帅的袁崇焕一直坚守在一线，与将士们并肩作战，身上受了几处伤也不下火线。正是他的这种作风，使城内军民深受感召，“将士咸请效力”，“城中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才终于化腐朽为神奇，打赢这场所有人都认定没有胜算的战争。京师被围之后，袁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十余日，驰千里，入援京师。在与后金的广渠门血战中，袁崇焕左冲右突，忘我奋战，险些阵亡，射在他身上的箭矢形如刺猬，全赖铠甲阻拦才没穿透肌体，可战斗结束后，他顾不上喘息和休整，又亲往营地，抚慰受伤官兵。

为什么努尔哈赤起兵44年，无一败绩，独独败给袁崇焕？为什么后金军在辽东攻城略池横行几十年，独独拿不下袁崇焕将士镇守的孤城——宁远？为什么京师保卫战中，辽军忍着寒冷、饥饿和疲劳也能击退侵略者？兵还是那些兵，敌还是那个敌，只是将不同而已。袁崇焕卓越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指挥能力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崇高的人格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激起哀兵必胜的信念。

我不知道那些质疑和诬陷袁崇焕为“卖国贼”的人，良心何在？如果袁崇焕真有卖国之心，在辽东事务病入膏肓，数任经略庸亦死、能亦死都没好下场，有人宁愿丢官也不愿意担任此职的关头，袁崇焕为什么要放下好好的安生日子，逆势而行主动去挑这注定吃亏不讨好的担子？如果袁崇焕真有卖国之心，宁远之战时，大军压境、敌我悬殊、孤立无援，所有人已弃他于不顾的时候，换着他人早就弃城不守了，面对努尔哈赤“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的诱惑，他为什么还要孤注一掷、誓死守城？如果袁崇焕真有卖国之心，京师保卫战时，他千里驱驰，带领军士在寒冷和饥饿中鏖战，所做为何？如果袁崇焕真有卖国之心，面对皇帝屡次不近人情地拒绝他“以士马疲劳，请入休城中”的正当请求和他本人也不许住到城中的禁令，面对朝中宵小诋毁他、陷害他，四处散布“后金军进犯京师就是袁崇焕引来的”的谣言，面对受误导的京师百姓的不解和仇恨，袁崇焕该有多么充足的理由顺势倒戈！但是，他没有！他没有！我甚至相信，他自始至终，连这种念头都压根没闪现过。不然的话，主弃众毁百姓嗔的结局，他不是没有想到，而是明明知道，也要一往无前。

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八日，袁崇焕在奏疏中说：凡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可见，袁崇焕对自己勇猛图敌、振刷立功之后的不妙遭际是有预见的。熊廷弼被迫害致死后，他在《哭熊经略》一诗中，写道“功到雄奇即罪名”。他在哭熊廷弼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哭自己？纵使如此，他敞亮无私的胸怀和全力以赴的劲头也没因此有丝毫减损和折扣。以致后来，他千里驱驰赶赴京师勤王的途中，对“金兵进犯就是袁崇焕引来的”传言，对崇祯帝“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的下令，对副总兵周文郁“不宜入京”的善意提醒，他都没上心，因而也没给自己预留任何后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但凡袁崇焕稍稍有点私心，为自己留有丁点儿打算，也许不至于落到身死名毁殃众亲的至惨之境。倒是那些戚戚小人，不停地用燕雀之识猜度和曲解君子的鸿鹄之志。难怪金庸先生说：“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

再来说说关于他的另两项罪名：“擅主议和”和“专戮大帅”。

“议和”之事，自古有之，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联姻——汉朝时的“昭君出塞”和唐朝时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其实都是“议和”的产物。明与后金，提“议和”也非始于袁崇焕。早在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建州就同明辽东官员刑白马、乌牛祭天，共同盟誓建碑，达成第一个“议和”协议。之后，双方也数次“议和”。袁崇焕接手辽东事务之后，提“议和”是基于当时现实需要。彼时，我方打一仗败一仗，守一城失一城，城池毁坏严重，亟需修缮，还有训练士马、集民耕屯都得腾出精力。而后金方，努尔哈赤新死，继任者权力争斗尘埃未定，又出兵朝鲜，无暇西顾。总而言之，“议和”是当时双方各自“自固”的需要。并且“议和”之事，皇帝是有过准许的，不能说是“擅主”。只不过，朝臣惮于“宋金和约”殷鉴，忌谈“议和”，生怕一蹈覆辙，危及名利，遗臭万年。可恶的是，这些人自己无能作为也就算了，却热衷在壁上说三道四。皇上本就是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经验，哪经得住这般鼓噪，所以，很快就动摇了。

在我看来，“议和”这件事本无对错，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而已。至于有罪无罪？关键得考量提出时的初衷和可行性。袁崇焕主“议和”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是基于现实需要多方权衡之后的一种积极尝试，其根本目的在于争取缓冲时间，把刀磨快了再砍柴。而其可行性，也是有的。袁崇焕正是利用“议和”间隙，修城缮堡，巩固边防，准备军需的。后来，宁远成为后金无法攻克的坚城，关宁锦防线终明之世，未被攻破。所以，如果以“擅主议和”为罪，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专戮大帅”中的“大帅”指的是皮岛守将毛文龙。毛文龙者，本为无赖，因舅父沈光祚的缘故与辽东巡抚王化贞搭上关系，遂成为军官。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十二日，毛文龙聚众200人夜袭后金镇江城，杀后金守将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60多人，占领镇江，并攻破汤站、险山二堡而名声大噪。之后，明朝先封毛文龙为副总兵，后升任东江总兵，加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于皮岛。此后毛文龙镇岛八年，又先后多次袭扰后金城寨，其中有四次规模较大，但再无大捷，也未复寸土。虽然如此，毛文龙势力的存在，对后金还是有一定的干扰和牵制作用。这正是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被人诟病的一个口实。

毛文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综合相涉史料来看，毛文龙更像一个小疾巨多，大节见疑的“兵痞”“兵匪”。为什么这样讲？

先说说他身上的毛病。虚报冒领此其一。据《塘报》《国榷》等实录记载，虚报军功、冒领军费、克扣军饷是毛文龙惯用手段。为了从朝廷拿到更多饷银，他还不惜杀降人、难民以冒功。私德多弊此其二。袁崇焕曾于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亲登皮岛与毛文龙商议灭金大计。其间，袁崇焕问毛文龙的随行官员姓名，他们竟然都说姓毛。袁崇焕很是诧异，而毛文龙却哈哈大笑，言“俱是敝户小孙”。兵乃国之兵也，姓名尚且因私擅改，其心其行本就不正！此外，毛文龙贩运违禁物品、劫掠商船、杀害商民的行径屡屡有之。贿赂朝臣，拜阉党魏忠贤为义父，塑其冕旒像于岛中等诸事亦不足称道。胸无大局此其三。宁远、宁锦大战中，袁崇焕孤军奋战，毛文龙也是拥兵不救者之一。袁崇焕主事辽东之后，是想干些事情的，特别是复辽计划一直萦怀在心。为此，他几次找毛文龙相商，无非是想争取毛文龙的支持勠力同心。但是，毛文龙横竖不配合，开口即言粮饷，一提战事只应付。袁崇焕和毛文龙一个着眼大局，一个汲于私利，彼此之间有根本性分歧，无法调和。

之所以说上述所列毛病是小毛病，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毛文龙还有更失大节的行径，就是与后金暗通款曲。实事求是地讲，说袁崇焕“通虏卖国”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列举的罪证亦多是牵强附会，而毛文龙的通敌行为则是铁证如山。仅崇祯元年（1628年），毛文龙就给天聪汗皇太极写过八封书函，信中有“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尊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尔率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等内容。这些内容散见于《满文老档》。毛文龙甚至还与皇太极约定，攻下山海关后，不要分疆土，也不希望被后金管理，想要独自建立一个王国。

所以，像毛文龙这种一身臭毛病，生性顽劣，还确有二心的人，也不算“冤杀”。他的存在，隐患和威胁远远大于其价值。至于“擅杀”之是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看你怎么看。

古代军事家孙子言：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战事乃国之大者，其间，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和无法预估的状况。加上古时，通讯不发达，信息传输远没有当下如此便捷迅速，战场又在远离皇都的千里之外，传个讯息到朝廷少说也得十天半月。这样一来，如果事事都等朝廷拍板了再动手，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唯此，尤其需要将领有快速反应、随机应变的能力。事实上，皇上往往也会授予将领便宜行事的权力。杀毛文龙之后，袁崇焕深感事态重大，必惹是非，特上疏奏报，对“擅诛”进行解释说明。大致意思是这样的：杀毛文龙一事，如果我事先向您请示，势必会走漏风声，在朝中的毛文龙同党肯定会给他通风报信，还样一来，不但事办不成，还会遗患无穷。我也想过将毛文龙抓捕回京，但是我手上没有圣旨，毛文龙肯定会抗拒不从。思前想后，才决定出其不意，捕杀他。袁崇焕的此番陈词，仔细品鉴，说的也是实情。

古之将领自主杀伐并不罕见。“吴宫教战”就是典型的例子。故事讲的是孙子应吴王阖闾的要求训练宫女，结果宫女们在训练场上嘻嘻哈哈，不成体统。为了正风肃纪，孙子竟然在吴王的眼皮底下杀了最受宠爱的两位妃子。据载，吴王还亲自屈尊替这俩妃子求过情，说自己没有这两个妃子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孙子居然抹脸无情，非斩了这两人不可。按说，孙子干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毕竟这两个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吴王最宠爱的妃子。试想，万一吴王哪根筋不搭，怪罪起来，他就小命堪忧了。所幸的事，吴王最终并未加罪于孙子，还重用了他，拜他为将。且历史上，孙子也未因擅杀吴王爱妃惹啥非议。反观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被人逮住不放，最终成为祸及性命的一由头，惹来几百年间，争议不断。

“吴宫教战”和“擅杀岛帅”两事例，从本质上讲，都是“擅杀”，但两主角的结局和后评天差地别，其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事情本身的是非对错，而在于掌握权柄的人看待和处理他们的方式。明代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曾讲过这么一段话：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孙子和袁崇焕的迥异结局和风评，区别就在这里。

袁崇焕究竟是“卖国贼”还是“民族英雄”？最后，再来看看，说他是“卖国贼”和“民族英雄”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一点，倒不难甄别。说袁崇焕是“卖国贼”的，主要是阉党及其余孽，至于其他信众，未必真明就里，多是被带了节奏，人云亦云，盲从跟风而已。说袁崇焕是“民族英雄”的，更多的是全面看待了他的现实表现、历史功绩，作出的评价也更为公正客观。后世人多持此观点，其中不乏历史名家，诸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以及更具格局和视野的人，诸如，乾隆皇帝、伟人毛泽东等。

个人功绩＆凄惨遭遇

不管明廷给袁崇焕安上多大罪名，也不管世人对袁崇焕有多少非议，“袁崇焕是有功于明廷的”。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抹杀的。

袁崇焕是在关外局势空前严峻，文武百官畏缩不任的情况下主动请缨、逆势赴辽的。这份胆略、情怀和担当暂且不论，单是他在辽东的建树也可圈可点。

广宁失守后，山海关一带是个什么情形？彼时的兵部尚书——王在晋在上奏中说“攻无坚城，战无劲敌”“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险，又不可恃。”简而言之，就是城池不坚、兵力不强、人心不古、地势不占，诸事皆不利。

袁崇焕到任后，在上司孙承宗的支持下，从蒙古喀喇沁诸部收回失地200里。整顿军纪。在构建关宁防线工程中，就有一名校官因虚报兵额，吞没粮饷被袁崇焕给杀了。修城缮堡，共恢复五城十三堡，构建关宁防线。驻军屯田。袁崇焕一边布置兵卒戍守，一边积极召回辽人，一时间，兵民共达10余万，垦田5000余顷。宁远也由原先“城中郭外，一望丘墟”极度荒凉凋敝的危城变为“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的辽河以西最为富有的城市。关外形势，短短两三年间，大为改观。

袁崇焕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宁远、宁锦和京师保卫战三捷。

明军自有辽事以来，在袁崇焕之前，几乎没打过胜仗。袁崇焕赴辽后，率领军民，固守孤城宁远，在前临强敌，后无支援的情况下，取得宁远大捷。朝廷上下也由“宁远被围，举国汹汹”转而“京师士庶，空巷相庆”。宁远大捷更重大的意义，是打破后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官心、军心、民心。明天启帝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兵部尚书王永光盛赞“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与此相反，努尔哈赤遭到用兵44年来最严重的惨败，愤恨而回，最终还因此殒命。

宁锦之战在宁远之战后仅一年零四个月。后金军和袁崇焕指挥的辽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大战3次，小战25次。最终的结果是袁崇焕守城而全城，皇太极攻城而不克悻悻而归，还怏怏而言“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

京师保卫战是后金在宁远之战、宁锦之战两战皆败后作出的战略调整。皇太极基于关宁锦防线“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唯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的考虑，不再正面强攻锦州、宁远，而是绕过关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破塞而入，进攻明朝的首都——北京。袁崇焕得报北京危急后，十余日，驰千里，率辽军入援，在军马疲劳、饥寒、露宿的困难情况下，先后辗转广渠门和左安门与后金军展开野战。战斗中，袁崇焕身先士卒，冲在阵前，成了敌人名副其实的箭垛，如果不是穿了铠甲，他势必会成为一个活脱脱的人肉刺猬。后金军的战刀砍向袁崇焕时，幸得袁升高用刀挡回，才使他免于阵亡。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战，都以明军的胜利和八旗军的失败而结束，都城北京也由此转危为安。

袁崇焕惨遭杀害后，明军在辽东再也没有同后金（清）在重大战役中打过胜仗。袁崇焕之功，亦可得见。

袁崇焕最后受磔刑而死。所谓磔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凌迟。《宋史•刑法志》上说：“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指咽喉），当时之极法也。”凌迟有八刀、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一百二十刀的区别，到明代攀升到千刀以上，“千刀万剐”即由此而来。袁崇焕就是被“千刀万剐”而死的。他行刑时的情形，《明季北略》有记载，大意是说，袁崇焕被活剐了3543刀，在剐的过程中，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刽子手每从袁崇焕的身上割下来一块肉，立刻就遭到疯抢，百姓将银一钱，买手指大的肉一块，然后生吃，一边吃，还一边骂。在文学家张岱的《石匮书后集》中，对这个场景的描述更为恐怖。里面说，刽子手一寸一寸地割袁崇焕的肉，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即尽。肉割完以后，开膛破肚露出他的肠胃，也遭到百姓哄抢。百姓抢到一节以后，就和烧酒生食，齿颊之间鲜血直流。还有人抢到的是袁崇焕的骨头，抢到后就用刀斧劈碎再煮食。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

平日里，偶听人用“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之类的惊悚之语来形容对某个人恨之入骨，但多半也就说说而已。可在袁崇焕身上，是真实地存在过。古往今来，惨死的名臣武将不在少数，仅明史上，被凌迟处死的还有胡惟庸、方孝孺、刘瑾等人，但如袁崇焕般被人一边食肉噉血一边切齿痛骂的还真难数其二。袁崇焕死后，家也被抄了（实际上，他家无余赀），其兄弟妻小受其所累，被流放三千里。

袁崇焕被处以极刑已是够惨，还被人泼以一身污水，以致遭恨致此，实在令人叹息！意难平之余，我也对其遭际有过思考和揣摩，试图从错综复杂的原因中窥得一二。

袁崇焕死150年后，大清乾隆帝第一个站出来公开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第1170卷，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条记载：昨批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是正面肯定袁崇焕的，认为他忠于所事，不得善终的根本原因在于彼时“主昏政暗”。

乾隆皇帝以其至高无上的身份，在盛行文字狱的时代，对一个大清立国过程中数次为难其先辈的敌帅，能有此番评价，是很不容易的。这体现了乾隆帝本人的胸襟，也说明，袁崇焕受到的不公对待，连敌营中人也看不过去，忍不住要替他说说公道话。事实上，与袁崇焕对仗过的大清两位开国之君，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他们言辞里，对袁崇焕也充满敬意。150年之后的乾隆皇帝，更无须顾忌、遮掩。他完全可以基于事实，遵从自己的内心，更理性、更客观、更公正地来看待袁崇焕。所以，乾隆帝对袁崇焕的评价，是有公信力的。

明朝的皇帝，奇葩多：痴迷斗蟋蟀的宣德帝、亲征被俘的天顺帝、有恋母情结的成化帝、沉迷炼丹的嘉靖帝、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帝、沉醉于做木工的天启帝，等等，各有各的奇葩之处。明晚期的皇帝更是一个比一个不靠谱。袁崇焕正是生活在明晚期。他的一生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

有人说，明朝的没落就是从万历皇帝开始的。万历皇帝在位48年，长达28年不上朝。皇帝不上朝不说，大臣们连面都难见着。御史翟凤羽曾说，“皇帝不见廷臣，已经二十五年了。”真是旷古奇闻！作为一个王朝的首脑，很多事情都非得有皇帝亲自拍板、决策之后才好去实行。万历帝常年不上朝，面都不露，势必会带来很多问题。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就心急如焚地说：“目前，六部尚书中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乃至各府各州各县的知事也都缺了一半以上。”言外之意，就是催促皇帝理事，可万历帝就是无动于衷。皇帝不理事，导致国家机器运转到处卡顿，这就为各种歪门邪道甚至违法乱纪的人和事的横行提供了大好空间，也把国家一步步推向泥塘深渊。

泰昌帝上位不足一月就晏驾了。尽管在位时间短，但从其所行之事来看，也不咋的！

袁崇焕真正活跃的时期在天启和崇祯年间。他被启用于天启年间，被诛杀于崇祯之手。

天启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史料说他沉迷于刀锯斧凿油漆工作，“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也就是说，天启帝用的器具，都是他自己做的，他做工得意之时，往往废寝忘食。这样的人，也许是一个天才的工程师，但着实不是一个好皇帝。就像宋徽宗和南唐后主李煜，他们分别在书画和词坛成就不凡，但绝对不是个好皇帝，道理都一样。

天启帝即位时，年仅15岁，还是个少年。因为他的父亲泰昌帝做皇子时并不被祖父万历帝所喜，影响到他在幼时也备受冷落，并没受到什么教育，基本上近似于一文盲。泰昌帝在位不足一月即暴病而亡，天启帝在仓促中“被”推上皇位。年少懵懂，心智未开，在这种情况下即位的天启帝，如何驾驶国之巨轮？这时候，身边有些什么人指点他、影响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比如，万历帝即位时，年仅10岁，比天启帝还小。尽管他不谙政事，但因为有狠人——张居正帮衬打理，十年间，海内安宁，国富兵强。万历帝早期的十年，被认为是明朝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之一。这当然不是万历帝有多么“牛”，主要还是张居正很“牛”。天启帝就没那么幸运了。

天启帝自幼最亲近、依恋的是他的乳母——客氏。客氏本是个不甚明事理的农妇，却偏不安分，恃皇帝尊宠而妄为，尤其是勾搭上当朝的头号“渣男”——魏忠贤以后，两人沆瀣一气，尽干坏事。

魏忠贤何许人也？此人本是一市井无赖，生性品卑质劣，嗜赌欠债后还不起，为躲避债主，竟然自阉，然后进宫做了太监，后因傍上皇帝的乳母客氏，成为皇帝的近身太监。据说，魏忠贤专拣天启帝做木工兴致正浓的时候禀事，天启帝甚是厌烦，就随手一挥：“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这样一来，魏忠贤得以顺理成章地借圣旨传己声，把持朝政。久而久之，天下“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一代明君李世民说“为官择人，用一君子，则君子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奸佞当道，竞进的自然也是和他臭味相投的小人。魏忠贤和他的党羽胡作非为，干尽了坏事。在他们的排挤、打压和操弄之下，忠良之臣要么主动辞职引退以求独善其身，要么被动革职外调远离中枢，部分不屈抗争的诤士则被迫害惨死。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遭到极大破坏，邪恶之势已然占据上风。

崇祯帝接手的时候，大明已病入膏肓。尽管他颇有“中兴”之志，上位之初即以雷霆之势铲除了魏忠贤，无奈积重太深。

“忠贤虽败，其党犹盛”。魏忠贤死后，朝中不少核心岗位仍被阉党余孽把持。拿温体仁来说，他在阁八年，一度做到首辅，深得皇上器重，但此人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束手无策，“惟日与善类为仇”“其所引与同列者皆庸才”（《明史》）。强敌当前、国难当头，温体仁不急，但他想整死袁崇焕的心却须臾难忍。为此，他竟然五次上疏，督促崇祯帝尽快诛杀袁崇焕。至于搞死袁崇焕后，谁可抗敌，谁来收拾残局，不在考虑之列。其心理之狠毒、之阴暗、之恶劣，简直无以复加！温体仁还与吏部尚书王永光、御史高捷等一道，致力于“株连天下清流”。在这些人的搅动下，民生日困，整个社会正不压邪。

崇祯帝自身人格方面的缺陷，决定了他逆转不了明帝国走向衰落。崇祯帝和他的哥哥天启帝一样长于深宫，年少当家，缺少历练，对复杂恶劣局面的驾驭心有余而力不足。且崇祯帝生性反复多疑，在位17年间，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17个刑部尚书、14个兵部尚书。这样走马灯似地换人，而且都是重要岗位上的人，对本已风雨飘摇的政局无异于雪上加霜。此外，崇祯帝在对待袁崇焕上表现出的任性撒气更显得不近人情。北京保卫战期间，袁崇焕军马劳顿、饥肠辘辘，得胜后，向崇祯请求进城休整，崇祯帝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袁崇焕下狱后，不停地有人为他请愿：“三军放声大哭”；关外将士吏民“号哭代雪”；总兵祖大寿愿削职为民，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何之壁率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求情，愿意全家入狱换袁崇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年已七十的老臣成基命，跪在会极门外，长达12小时叩头不起，劝谏皇帝“临敌易帅，兵家所忌”“敌在城下，非他时比”，恳请皇帝“请慎重者再”，可崇祯帝始终无动于衷。还有一个叫程本直的布衣，不停地叫着、嚷着为袁崇焕鸣冤叫屈，无果。情急之下，不惜自请与袁崇焕同死，崇祯帝竟真的“成全”了他。

危难时刻显身手。越是非常时期，越考验人。尤其是，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的一举一动都攸关帝国生死存亡。很显然，崇祯帝在危难时刻的身手很烂！敌军兵临城下，身为皇上，崇祯的忧愤和焦虑固然可以理解，但他更当务之急的应该是穷尽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对付侵略者。至于袁崇焕究竟如何处置，完全可以放到后一步再做决断。崇祯帝临阵斩帅，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对那些辽军辽将来讲，他们忍饥挨饿，打了胜仗，想进城内稍作休整补给的正当请求都不得满足已是不满，主帅满腔忠勇尚且不得好死，更让他们心生惶恐，不寒而栗。总兵祖大寿悻悻地说：“京师城门口堵截，人所共见，反将督师拿问。有功者不蒙升赏，阵亡暴露无棺，带伤者呻吟冰地，立功何用？”袁崇焕的下场，是崇焕帝昏聩的检视，也极大地寒了人心，尤其是军心。

任何时候，人才都是国之兴衰的关键因素。纵观古往今来的盛世，伟大的时代，必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而人才的培养往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军之将领，纸上谈兵是万万不行的，非得经过实操的磨砺和摔打，才能一步步成长起来。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是这个道理。明朝末期的将领，不是在战争中折戟沉沙，就是在内斗中死于非命，将帅奇缺。到了崇祯朝的时候，能打的将领也就袁崇焕及手下的满桂、赵率教、祖大寿等寥寥几人。随着这几个人的或死或降，大明的气数也消耗殆尽。《明史•袁崇焕》载，“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袁崇焕的悲惨结局除了“主昏政暗”这个关键因素外，对手的强大也是非常重要推手。

后金（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是一等一的强手。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44年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皇太极也说自己十五年来，未遇劲敌。当然，除了袁崇焕。可见，这两个人都非等闲之辈。不过，这两个人再强大，在正面战场，或者说，在阳谋上都是袁崇焕的手下败将。但在看不见的较量中，在阴谋上，他们胜利了。努尔哈赤也好、皇太极也好，在他们一路的攻城略池中，几乎都是靠间谍内外配合才得逞。惯于使用这招的他们，对于袁崇焕，这个他们实现野心途中的头号绊脚石和敌人，自然也会动更多的心思。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皇太极无疑深知这一点。为了从内部瓦解大明，皇太极做了个“笼子”。彼时，后金正好俘虏了两个为崇祯帝养马的太监——杨春、王成德。皇太极就指使看管这两个太监的人在隔壁房间里密语，说攻打京师实际上是皇太极和袁崇焕事先约定好了的，事成之后要如何如何之类。其实，这番话是故意说给这俩太监听的。然后，再把这俩太监放回紫禁城。毫无疑问，这俩太监见到崇祯帝后，就把这一“惊天秘密”报告给了皇上！这下可好！崇祯帝本来就疑心重，朝中也早有传言说后金兵就是袁崇焕引来的，现在，再加上这两个近身太监的证词，崇祯帝杀袁崇焕的决心至此已无回旋。

就这样，皇太极父子二人多年来越不过的明之长城——袁崇焕，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之下，不费吹灰之力就给搬掉了，而且，还是借崇祯帝之手给搬掉的。而对崇祯帝和大明而言，杀了袁崇焕，干了件名副其实地损己益仇的事。后金和大明的高下较量，在这件事上，已见分晓。

至于，京师百姓在袁崇焕行刑过程中表现出的那一幕，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药》。革命者夏瑜为了解救苦难百姓，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结果呢？行刑现场，人潮涌动，除了看热闹，无人有动于衷。茶馆里的看客们，言辞之间，尽是奚落和幸灾乐祸。更有华老栓拿出血汗钱交给刽子手，为的是在馒头上蘸些革命者的鲜血给儿子治“痨病”。两幕情境，何其相似！

《圣经》中说：上帝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些普通民众，或许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当中，能有几人见过袁崇焕的真容？更谈不上了解了。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他们对袁崇焕的认知，完全凭借道听途说，而这些道听途说之辞，早就被掌握话语权的当权者有选择性地进行了处理。那些当权者刻意屏蔽了袁崇焕的“功”，而过度放大了袁崇焕的“过”，带偏了老百姓正眼看袁崇焕其人其事的节奏。

可得安慰的是，尽管袁崇焕被泼以满身脏水，死时也无比凄惨，但挺他的人一直就有。除了上文提到的关外将士吏民、袁崇焕部属、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成基命、布衣程本直外，兵科给事臣——钱家修冒坐牢之险上疏，称袁崇焕“义气贯天，忠心捧日”。袁崇焕死后，有一佘姓义士，冒着被抄家的危险，半夜盗走了他的余骸，葬在自家后院。佘义士不仅自己终身守护袁崇焕墓，而且临死之前交代后人，将自己葬在袁崇焕身边，世世代代守袁崇焕墓。袁崇焕去世到今天，已经近四百年，经历了四个朝代，跨越了五个世纪，佘家人不离不弃地守护袁崇焕墓，至今已整整十七代人。此情此义，殊可慨叹！

时间是最伟大公正的裁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们更理性、更客观地分析和看待袁崇焕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认可占据压倒性上风。

袁崇焕死后150年，大清统治者——乾隆皇帝第一个从官方角度站出来替袁崇焕正名。乾隆皇帝因为身份特殊性和说话权威性，其评价一言九鼎，几乎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乾隆帝之后，公开正面褒扬袁崇焕的人，开始络绎不绝。清道光年间、明末清初、抗日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还掀起了几波高潮。一大批名人、学者从正面肯定袁崇焕的历史功绩，视其为民族英雄。

1983年，广西藤县公布“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袁崇焕墓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地。2006年，袁崇焕墓和祠被国务院以国家的名义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意味着关于袁崇焕的是非之争，已得定论。袁崇焕如果在天有灵，该可得抚慰了！

袁崇焕性情之瑜VS瑕

袁崇焕身上具备的诸多优秀品质，可歌可泣。

高尚的情怀。无论是关于他小时候每过土地庙必念“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的故事，还是他写下的诸如：“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守辽东”的诗句，其心系家国的情怀都展露无遗。袁崇焕的一生，在辽事上奉尽心力，念兹在兹死于兹。不是因为他别无选择，而是明知山有虎也向虎山行。为什么？“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情怀和担当使然。

忠诚坦荡。袁崇焕作为后金最大的“敌人”，是后金想方设法拉拢和诱降的对象。无论是宁远大战，还是宁锦大战，后金方都打过这个主意，但袁崇焕都没有上他们的船。哪怕是在孤军守宁远，众疑僚弃的关头，袁崇焕也丝毫没有动摇过“与城共存亡”的信念。京师被围之时，袁崇焕十万火急统兵入蓟，而与此同时，关于后金兵来犯就是他引来的谣言却在朝野上下流传，崇祯帝因此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那时候，曾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不宜入京”。袁崇焕回应道：“皇上有急，哪还顾得了那么多，如能解难，虽死无憾。”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唯其坦荡，袁崇焕行事不为私虑。宁锦大捷后，朝廷曾嘉奖袁崇焕及其兵将“忠义之气，贯日干云”。袁崇焕下狱后，钱家修冒坐牢之险为他辩诬，称袁崇焕“义气贯天，忠心捧日”。

廉洁无私。贪婪是人的本性。唯其如此，廉洁才难于坚守。袁崇焕是个真不贪的人。他曾对明熹宗说：“臣自为令至今，未尝余一钱以负陛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袁崇焕从当县令到巡抚到兵部尚书、蓟辽督师，生活方面“第宅肃然，衣食如故”。袁崇焕的父亲死的时候，身为巡抚的他竟无钱发丧，靠朋友资助银两才办了丧事。袁崇焕死的时候，“家无余赀”“……所没者皆同产崇灿子兆基与弟崇煜及祖产。”袁崇焕曾说自己“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他是何人？程本直说他是一大“痴汉”，别人都晓得捞钱，他不捞；别人都怕死，他不怕；别人都避任辽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言辞之间，哀其不幸，怒其不私。

勇敢大胆。袁崇焕在京师文武百官皆心情畏缩，不敢出关，避任辽职之时，主动请守边关，其勇敢和胆略已超尘于众。袁崇焕到辽东之初，为了安置辽民流亡、失业者，曾在虎豹出没的丛林荒野连夜疾行，天明入城，其勇其胆让将士们大为惊叹。程本直说他就是“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

身先士卒。袁崇焕从来就不是个只会指手画脚的“说匠”，而是个凡事身先士卒，与将士同甘共苦，极富行动力的“搞匠”。宁远之战时，在后金兵猛烈攻势下，宁远城豁开了三、四处大的缺口，袁崇焕亲自上阵搬运石头堵缺口，身体几处受伤，将士们力劝他下火线，但他没有，而是撕开战袍，简单包扎后，与将士们一起继续奋战一线。广渠门之战，袁崇焕几成敌军的箭垛，射在他身上的箭使他形同刺猬，还差点阵亡，可战斗结束之后，他顾不上休整，马不停蹄前往营地，对受伤官兵“一一抚慰，回时东已白矣”！

出众的能力。袁崇焕还是八闽之地的小县令时，其出众的能力就受到认可。《邵武府志》对袁崇焕有这样的评价：“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从宁远大战到宁锦大战到京师保卫战，袁崇焕主帅的三战皆捷。袁崇焕亲自督建的关宁锦防线，后金始终难以突破。尤其是，在袁崇焕的调教下，辽军从之前一击就溃打造成“关宁铁骑”，赵率教从见敌生怯到最后成长为与满桂齐名的当时的两大良将，祖大寿、何可纲等人也有“百战百胜之勇”之誉等等，都是袁崇焕组织能力、领导能力等多种能力出众的检验。

慷慨磊落。俗话说：牙齿和舌头都有打架的时候。袁崇焕和手下的大将——满桂也有过嫌隙，宁远大捷后，一度难以共处。不过，后来，袁崇焕主动先放下身段，上奏请再用满桂，将他留任，并愿与之和好。宁锦大捷后，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袁崇焕也毫不吝啬地对满桂大加赞赏，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袁崇焕下狱后，阉党欲以他为突破口清算异己，大学士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都在列。为此，阉党分子多次就“斩帅”“讲款”二事究问袁崇焕，想诱他指诬钱龙锡和王洽二人，结果袁崇焕就是不上套，将“斩帅”“讲款”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不牵涉钱龙锡和王洽。《明史•袁崇焕》里评价袁崇焕“为人慷慨”，确实如此。

袁崇焕身上具备的优秀品质，任何时候来看，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袁崇焕式的人才，任何时候，都是极其珍贵稀有的人才。当然，人无完人。袁崇焕最后不得善终，还死得惨无可惨，与他自身存在的弱点也不无关系。

袁崇焕性情中最明显的弱点是轻狂。不管是广宁失陷后，请一人守关，还是与崇祯帝平台奏对时“计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都说明袁崇焕过于乐观和自信，而低估了局势的复杂性。袁崇焕自身的能力素质是没问题的，但仅凭他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辽东颓局非一朝一夕造成，里面的原因错综复杂，是历史的、现实的、人为的、环境的等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扭转这种局面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靠谱的辽东主帅当然至关重要，但还得有给力的皇上，补台的同僚，上下一心，军民协力，才有可能实现。

袁崇焕的执拗给他埋下了祸根。到辽东赴任之初，为再建一座城护卫山海关一事，袁崇焕与顶头上司王在晋意见产生了分歧。王在晋主张在八里铺筑城，而袁崇焕力主在宁远筑城。两者的区别在于王在晋是消极防御，而袁崇焕是积极防御。袁崇焕说服不了王在晋，就先后两次直接给首辅叶向高打报告。朝廷最终支持了袁崇焕的主张，免了王在晋辽东经略一职。后来，袁崇焕与另一个辽东经略——高第也杠上了。原因是，高第一到辽东，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求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宁前诸城守军，将器械、枪炮、弹药、粮料等军用物资都移到关内。这就意味着，袁崇焕军士在关外苦心经营四年，修缮的诸城、建立的防线、安顿的边民、开拓的封疆在旦夕之间要拱手丢弃。这么闹腾，一时间军心骚动，民怨沸腾。袁崇焕的反应也相当激烈，多番劝谏无果后，他撂下狠话了：“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袁崇焕执拗起来，不止敢跟顶头上司叫板，皇上的旨意也违逆。在京师保卫战中，崇祯帝明明下令他不得越蓟州一步，也有人提醒他“不宜入京”，他就是没放在心上。当然，袁崇焕所有的执拗，是基于他相信自己是对的。事实也证明，他确实是对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俗话说：说的对的不如说了算的。袁崇焕没有因为他好的出发点和对的结果而被人体谅。相反，他的执拗如“梗”般横在那些“说了算”的人心中，多次叠加最终促成他们必欲除袁崇焕而后快的决心。

袁崇焕也有虑事欠周，越权的时候。在构筑关宁防线过程中，有一名校官虚报兵额，私吞粮饷，袁崇焕发现后，一气之下，当场就把他给砍了。为此，上级孙承宗大怒，袁崇焕只得叩头谢罪。孙承宗爱才惜才，尽管很生气，最终还是包容了袁崇焕，没再计较。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孙承宗的胸怀，也不会所有人都像孙承宗一样对袁崇焕护爱有加。后来，袁崇焕在杀毛文龙一事上就被人揪住不放，最后，成为别人攻击他、甚至磔杀他无可辩驳的一个口实。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杀毛文龙的权限。毛文龙尽管可恶，但他毕竟是有军功的，有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与一众朝中要员关系密切。因此，处理毛文龙，给袁崇焕留下无穷后患，最终也成为处死他的罪名之一。

袁崇焕的这几个弱点，我之所以说是弱点而不认为是缺点，是因为我觉得缺点即是短、弊之处，而弱点不尽然。弱点的长短、利弊要视情况而言，有时候可以互相转化。比如，袁崇焕的弱点，对他个人而言是弱点，使他遭受非议并陷身舆论风口浪尖，并最终致死。但是从工作本身、从国家情势大处着眼，其实非常必要。试想，在后金兵强气盛，辽东城池接连失陷，朝政颓靡，君臣失措，官民惶惧之际，如果只有作壁上观，指手画脚的“说匠”，没有挺身而出，付诸行动的“搞匠”，于局势何补何益？袁崇焕“请一人守关”，虽说略显轻狂，也只是把危险留给自己，对明当局和军民来讲，却发挥了提振精神、稳定人心的安神剂作用。他执意要将护卫山海关的城筑在宁远而非八里铺，以及誓不从命撤宁、前守兵的执拗，后经事实检验，是对的。至于“杀毛文龙”一事，种种迹象表明，毛文龙“二心”已现端倪，袁崇焕不过是见微知著，做了件防患于未然的事。

这世上，有一种人只做两件事：你成功了，他嫉妒你；你失败了，他指责你。生活中，这样的人从来就不少见。可悲的是，袁崇焕生活的时代，社会主流正是被这样的人所操纵。这也就预示了袁崇焕悲惨结局之必然。袁崇焕的人生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如果说袁崇焕真正有什么瑕疵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他给魏忠贤修生祠这事。魏忠贤一度专权，达到“内外大权，一归忠贤”的地步。仅从其“九千九百岁”的头衔来看，其嚣张的气焰和炙手可热的权势即可窥一斑。趋炎附势，人性如此，少有人能超凡脱俗。在当时，想攀附献媚于魏忠贤的人趋之若鹜，一度出现“义子满朝廷，生祠遍天下”的“壮观”景象。什么“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即是魏忠贤党羽之冰山一角。《明史》中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为了谄媚魏忠贤，不少朝廷要员纷纷为他请建生祠。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

天启六年（1626年），潘汝桢向皇帝提议：为魏忠贤建生祠，得到皇帝如此回复：“……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不仅如此，明熹宗还为潘汝桢建的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就这样，在“浑”皇帝亲自推动下，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进行得如火如荼。应天巡抚毛一鹭、山西巡抚曹尔桢、天津巡抚黄运泰、宣大总督张朴于、工部郎中曾国桢，顺天府尹李春茂、河道总督薛茂相等一众朝廷大员，争先恐后为魏忠贤建起了生祠。袁崇焕的顶头上司——蓟辽总督阎鸣泰更是一口气就建了七座。袁崇焕给魏忠贤建生祠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的行为。

英国作家乔治•爱略特认为：就所有生物而言，即使最强烈的内在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而造成的。意即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彼时，魏忠贤大权在握，众人谄媚于他唯恐不及，袁崇焕也从众，随了大流。虽说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袁崇焕没有保持清醒，确实遗憾，但如果就此对他大加讨伐也有失公允。袁崇焕不过一介凡人，人性的弱点也会存在于他身上，他也会有犯浑作傻的时候，没有必要站在道德制高点来对他求全责备。何况，袁崇焕作为一个镇边大将，想要有所作为，没有上级的支持怎么行得开？所以，他给魏忠贤修生祠的行为过是过了，又何尝不是情势权衡之下所作的违心选择呢？

袁崇焕曾写过《闻叶台山相国乞归得请赋此寄之》一诗。诗曰：先生今竟去，世事更堪忧。举国疑高马，何人问丙牛。乞身原贵早，屈指似难休。肯为苍生计，艰难再稍留？诗中，他将魏忠贤比为祸乱朝纲、指鹿为马的赵高，感叹朝中没有为国为民的贤臣丙吉。并且，从袁崇焕的平生所遇来看，他非但没受到阉党分子的庇护，还处处被他们刻意打压，连基本的公正对待都没有。宁远、宁锦大捷中，居首功的，毫无疑问是袁崇焕，但在战后的表彰大会上，魏忠贤抢了头功，谕旨称：“宁锦危急，全赖厂臣调度，以奏奇功。”魏忠贤的数百党羽也跟着升了官，而真正的大功臣袁崇焕在功劳册中排名仅列第85位。之后，袁崇焕还被阉党分子制造各种黑材料，排挤出京。由此可知，袁崇焕和魏忠贤及阉党，原非一路人。

总的来看，袁崇焕也许言行确有微瑕，但并不掩其瑜的本质。

关于袁崇焕的是非功过，争议了近四百年，还会一直争议下去。信他的人，还会信他。怼他的人，还会怼他。无论你信他还是怼他，袁崇焕就在那里，不辩也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