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襄阳，古迹众多。襄阳古城，是襄阳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古迹。可以说，襄阳城的前世今生，就是整个襄阳历史变迁的缩影。

今天的襄阳古城，已成为襄阳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它的存在，对于襄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襄阳这座城市的“厚重”，主要就是因为古城的存在。

历史上的襄阳城并非一“城”不变。传统观点认为，自刘表将荆州府治设于襄阳后，襄阳城址基本未变，但据文史专家叶植考证，襄阳城在历史上曾有四次变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襄阳城2000多年沧桑变迁的节点与轨迹。

两汉时期的襄阳县城

我们知道，襄阳城的前身为春秋战国时的楚北津戍。有关襄阳城的记载，则最早见载于西晋初年司马彪的《战略》：

“刘表之初为荆州也……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

这里提到的张虎、陈生占据的地盘就是两汉时的襄阳县治。那时襄阳城应该不大，否则不会被两个蝥贼所占据，占据后也不会轻易被蒯越和庞季劝降。由此可知，两汉时，楚“北津戍”已更名为襄阳，“北津戍”治已变为襄阳县治。

襄阳作为县，最早见于《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唐）颜师古注称：“莽曰相阳，应劭曰：在襄水之阳。”可见襄阳设县当不晚于西汉。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还有关于汉代襄阳城更详细的内容：“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阳，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

汉襄阳县辖域极小，只是南郡所辖的一个边鄙小县：西不过今万山，过了万山就是南阳郡邓县地盘；南境止于岘山南麓一带；北濒汉水，过了汉水还是南阳郡邓县地盘；东南过汉水为邔县黎丘地（今鹿门山南一带）。这么小的一个建制县，其县城的规模自然局促了。

刘表时期的荆州治所

桓灵以后，东汉政权分崩离析，荆州八郡的形势也是一片混乱。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把持朝政的李傕、郭汜让汉献帝任命名士刘表为荆州刺史，后又改荆州牧。当时，荆州刺史治所在江陵，刘表凭着过人的胆识，藉天时、地利、人和，放弃了蒯越“南据江陵，北守襄阳”的意见，直接将荆州治所置于军事前沿襄阳，使得襄阳从荆州南郡的一个边鄙小镇，一举成为大荆州的治所。这是襄阳城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光”时期，此后，襄阳一直被各朝代当作州郡道府治所。

刘表平定荆州以后，因其施行“爱民养士，雍容自保”的治州方略，使得涌入荆州的北方流民在十万以上，进入襄阳的各地士人数以千计。刘表对这些士人和流民都给予了很好的安置，于是襄阳的人口、军政、文化、教育等事务陡增，两汉时的襄阳县治已无法满足新州治的需要，建造新的州城势在必行。新的州城的地址，就位于《水经注》中所述的汉襄阳县故垒东北，距现在襄阳城的位置偏西1里多。

这是叶植以刘表墓为地理坐标并综合相关史料记载后作出的论断。1994年，襄阳市博物馆在襄阳城内东街新华书店院内发掘了刘表墓，墓距东城墙约500米，距南城墙近800米。而《水经注》中记载，刘表墓位于襄阳城东门外200步，约在襄阳城东门外370米处。这说明六朝时的襄阳城东城墙的位置，应该在现今襄阳城东街刘表墓以西不到370米处，大约在今天襄阳城的南、北大街上。现在的襄阳城东城垣位置较郦道元所处的北魏时期已东移了约800米。

唐宋时期的襄阳城

叶植认为，唐中前期，襄阳城的位置又经历了一次“东移北挪”，大致与现今所在位置接近。这个迁移发生在郦道元所处的北魏到唐德宗时期的200多年间。南朝自梁末至陈，国力衰微，襄阳的地位已远不如前，而隋朝国祚短暂，襄阳城在这个历史时期搬迁的可能性极小。因此，襄阳城东移在唐初的可能性最大，今天襄阳城内的堆积层主要为唐宋以后的文化遗存，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新唐书·张柬之传》记载，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任襄州刺史时，将汉襄阳县城故垒变成了保护襄阳城的防洪大堤，这说明当时襄阳县故城已废弃。张柬之在襄州任刺史时间不到一年，到任时已是81岁高龄，其修城外防洪大堤的时间应是当年秋季，如此短暂的时间，只有利用原来的襄阳郡、县故城垣才能迅速建成，这说明当时的襄阳城已经东迁。

襄阳诗人孟浩然在《与黄侍御北津泛舟》一诗中称：“堤缘九里郭，山面百城楼。”唐襄阳城廓为9里，这比郦道元所记的三国至南朝时的襄阳城略大。而宋代名将李曾伯《可斋杂藁》中《奏襄樊经久五事》称：“襄阳一城，周围余九里，樊城亦近四里有半，夹汉而垒。”南宋里略小于唐里，南宋9里余正好与唐9里相合，说明宋代襄阳城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大的扩建与迁移。

前些年，我市考古专家在北城垣荆州街处发现了一段宋代砖砌城墙，且明代又在其外加砌了一层砖墙，这说明唐、宋、元时期，襄阳城的北垣已挪至汉江边，与明、清时期襄阳城北垣无异，就在现今的位置上。

唐代襄阳城东移北挪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一是自汉以来，洪水常携带汉江的泥沙大量淤积，使得襄阳城西的河湖均已淤平抬高，使得上游来的洪水对原襄阳城的威胁日益加大；此外，唐代襄阳的社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人们抵御汉江洪水的能力大为提高，堤防设施初步完善，具备了北挪至汉江边的条件；汉江航渡规模不断扩大，城东移北挪后，襄阳城南来北往的路线基本取直，可极大地方便航渡；此外，北挪后的襄阳城临江而立，正好与江北的樊城对峙，便于据江防守。

明代扩建后的襄阳城

唐、宋襄阳城郭周围只有9里（余），约合今天的4公里，周围已有完整的护城堤。而今天的襄阳城不含明朝扩建的新城湾，南北长约1.6公里，东西宽约1.4公里，周长约6公里，说明襄阳城在宋代以后进行了扩建。考古发掘显示，襄阳城东垣、南垣内半径约400米的范围内，没有发现宋元以前的文化堆积层，可推测襄阳城东南两面在明代有过较大规模的扩建。今天襄阳城的南北大门及连接城门的南北大街，明显不在城内的纵轴线上，可推断出在明代襄阳城向东扩了300余米，南扩了300余米，离襄水较此前近了一里左右。

据《明太祖实录》载，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令王天锡助邓愈经理襄阳诸事，修筑城墙：“汝往襄阳赞助邓平章，设施政治，当参酌事宜，修城池，练甲兵，撙节财用，抚绥人民。”这一次，在原来的基础上于城东北角修建了新城，此后再也没有关于扩城的记载。今天襄阳城的格局，基本上维持了邓愈修筑襄阳城时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