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邢起龙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意味着，乡村振兴已经上升到党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在未来几年乃至较长的时间内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乡村振兴，开启了建设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新征程。

振兴乡村的关键还是有赖于乡村治理的质量，如何保证乡村治理的质量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人”。新时代，乡贤的范围扩大了，如退休干部、企业家、优秀农村干部、知识分子等。他们是道德模范，立足本乡，反哺家乡，利用自己才智、资本、信息等优势，服务于乡村经济发展。我们可称之为“新乡贤”。乡贤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政策引导、建立机制、树立典型，赓续乡贤文化助推乡村振兴，走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之路。

一、中国农村有丰富的“乡贤文化”

“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们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乡村文化的核心内容。“礼失而求诸野”，过去，中国乡村保留着丰富的“礼”资源，到处散落着丰富的乡贤文化，这与一批批坚守文化传统的乡贤有密切关系。

“乡贤”一词究竟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乡贤”在《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乡贤是的道德模范，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实践者和坚守者。有人认为乡贤，即乡绅。乡贤、乡绅和士绅概念相近，究其实质又不一样。乡贤，由乡绅和平民构成。士绅是指有钱人，有可能成为乡贤。乡指地域；绅原指“绅带”。如“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意思是子张将听到的话记录在绅带上，类似于记在笔记上。又如“所谓绅之士者，笏而垂绅带也”。（《晋书·舆服志》），垂绅插笏的仕宦叫绅士。所谓缙绅之士，就是官员。

一般而言，“绅士”是通过读书做官的人。这些人致仕之后，回归故里，就是变成了乡绅。乡贤可能是从未有出去做过官的人，但是，他们是乡村中最有学问的人。乡绅和乡贤的共同点：就是“德行高尚的人、“行比一乡”者。随着社会的发展、丰富，乡贤、乡绅，都统称为“乡贤”，乡贤是“一群特殊的会读书的人物”。[ 费孝通著，惠海鸣译：《中国乡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乡贤”是国家社会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一般指那些有作为的退休回乡官员，或有崇高威望的农村本土的贤达人士，道德为当地人所认可，他们对乡村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乡贤，一般是生于斯、长于斯，他们对家乡的爱是无私的，必然会倾其心血建设家乡。他们的根在家乡，他们本身有一定的经济保障，不与民争利，在乡村中没有利益关系，因而，心态比较正，做事比较公道，为乡民岁推崇，有一定的话语权。

汉唐时期乡贤设义仓、建义田、设义学、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魏晋时的“坞堡”，南北朝时的“义门”等，均为乡贤基层组织形式；迄于明清，各州县均还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形成一套完整的官方纪念、祭奠仪式。《万历野获编》卷十三：“学宫祀乡贤，最为重典。今乡绅都雄贵，其父必登俎豆。”乡贤的供奉成为标榜家族的手段。乡贤在当地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要比地方官员要高。清代县令王凤生说：“士为齐民之首，朝廷法纪尽喻于民，唯士与民亲，易于取信。”（《牧令书》卷一六）

新中国之前，乡村是自治的，行政权力还未有完全普及到乡村，广大农村完全依靠乡贤自治。温铁军将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总结为“‘国权不下县’，其实完整的概括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乡贤曾承担了“皇权不下县”时代基层的管理职能。那个时代乡贤主要协助官府维护治安、收缴纳税、管理户籍等。

“乡绅要履行如下众多职能：一是治安及税收。明清两朝以及后来的民国将这两项职能委之于保甲长，而保甲长或由乡绅直接充任，或由乡绅举荐。二是民刑事案件的处理。县官处理的民事案件毕竟有限，大多数都是由乡绅处理的。三是赈灾等公共事务组织。赈灾的资金一般由乡绅筹集，包括其他乡务如修路、节庆日庆祝活动等皆由乡绅组织。四是教化民众。乡绅是无冕之王，他们大多熟读四书五经，因而能够通过儒家精神影响教化村民，他们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乡规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另外，包括抵御强盗等治安活动也是乡绅组织。乡绅游走于政府和乡民之间，一旦有纠纷，乡绅会为乡民利益奔走，否则它将失信于乡民。这样村民发生纠纷就会自愿找乡绅处理和调解。”[ 邢起龙：《论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隐形作用》，载于徐勇、孙厚权主编：《地方治理新视野》，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

所以，那个时代乡贤的权力和作用就很大。当然，不是谁的可以获得“乡贤”称号，乡贤的认可是有一个严格程序。

二、新时代重构乡贤文化面临的挑战

乡贤治理乡村的现象退出历史舞台近百年。自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进行批判，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乡贤文化也岌岌可危。

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新时代，重构乡贤文化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大量乡村的消失，乡愁不再。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村优秀人才涌向城市，有些地方出现“空心村”，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合村并镇，乡村有逐渐沦落的趋势。弃耕抛荒，农田水利废弛，生态环境恶化。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133972万，增加了7206万，增长5.38%，年平均增加率0.53%。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占36.11%，与2010年相比，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从人口结构上看，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36亿，农村人口持续减少。乡村逐渐消失，延续千年的乡村文化、乡贤文化正在消退。目前，留守农村的大多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出生的老人。

第二，没有建立乡贤回乡机制。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批人正赶上改革开放，他们通过考学、经商等途径出去，那是农村烟火气还十足，这两代人还有淡淡乡愁。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即将退休，七十年出生的人功成名就，他们的乡愁正浓，他们是有可能回到家乡贡献余热的，但是，一个现实问题：他们的户口迁走了，老宅基上的房子也没有，甚至有些地方祖坟夷为平地，他们在农村的“根”没有。如何建立乡贤回乡机制，鼓励、引导乡贤回乡贡献力量呢？这是一个基本现实问题。

“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乡村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总之，建设美丽乡村，关键要建立留得住人才的机制，包括出台有关这方面的政策。

乡土文化的修复假以时日。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社会心理得转化有一个适应、复苏的过程，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众所周知，文化的恢复、传承需要培育人才，需要文化环境的再塑造，这需要一段很长的时期修复。

三、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乡村振兴，开启了建设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新征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借鉴历史，借乡村振兴的福音，重塑新时代“新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治理。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新乡贤包括退休官员、学者、文化名人，成功的有威望的商人等，利用他们的智慧、资源等参与乡村治理，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建立“资源返乡、技术返乡、资金返乡、智力返乡”等平台，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新乡贤的职能：处理乡村事务、基础设施建设、教化乡民等。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新乡贤是维系乡村稳定的中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充分调动和激发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他们熟悉国家政策、法律，能够知道百姓之所想，也能够帮家乡人办实事，因而口碑很好。今天通过影视剧，我们仍然依稀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如刘进导演的《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以“仁义礼智信”为处事乡村的标准，满满的正能量，能够为乡民利益奔走呼号。让有作为的乡贤担任村干部。

第二，有助于教化乡里，培育乡土文化。乡贤对地方风气有引领示范作用，他们倡导的美德如“疾风掩草”般影响到乡里。乡贤对于地方文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甚至影响后世百年，如明代大儒湛若水，乃广东增城著名乡贤。他建书院、讲学，致仕之后，回到家乡关注家乡教育事业，扶持后学，其俸禄主要用于购买馆田，给学者发工资，编写《崇俭约言》，反对浪费，以致于岭南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乡贤为广大乡村群众，特别是乡村青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把乡贤在外发展中的成功创业经验、先进思想理念、务实苦干精神带回来，引领本地村民见贤思齐、发奋进取，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群众投身乡村建设、共建美好家园的热情。

第三，有助于乡村经济发展。乡贤有定的威望，具有话语权，比一般村民具有更多的资源优势，通过资源整合服务于美丽乡村建设，不少在外经商的乡贤，他们通过多年的打拼，已经具有一定经济实力，达到了事业顶峰时期，他们也愿意反哺家乡。他们有灵活的经济头脑，善于商业布局、策划，在投资方向和乡村规划方面是行家里手。他们视野开阔，对投资项目的前景比较敏锐，环保意识比较强烈。

在广水市郝店镇邢家冲就有这样一位口碑极好的乡贤，此人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是一位极有头脑的商人，多年来，致力于家乡生态改造，架桥、修路、根治农田水利等，目前主要植树造林，投资农业水果等，他的“青龙山农业合作社”已有千亩荷塘、百亩葡萄园，还有各种花草苗圃，美化了当地环境，带动了当地就业，成为当地民营企业的一股劲旅。

第四，有助于缓解城镇化压力，节约行政成本。把乡村建设成环境宜居的美丽之地，交通方便、物流方便、教育方便、医疗方便等，并有自己的产业。相信会留得住大量的人，如此，可以避免城市的扩容的压力。乡村成为城市经济危机着陆的理想所在。乡村是“小国寡民”的社会，大家几代人都认识，甚至亲戚连亲戚。因而，乡村的诸多矛盾还是依赖于熟人去解决效果要好。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目前乡村普遍的治理状况是：村干部职能弱化。许多地方实行跨级管理，宅基地的审批和规划属于国土部门和规划办，不少村干部都是外来的。即使经济条件好的地区，村民选村干部大多会选择自己关系好的或亲属。笔者认为，村委书记与乡贤可以二合一，如此既可以节约行政开支，也符合熟人社会的乡土特点。

乡村振兴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让乡贤回归现代，不能简单地照搬历史，应该合理取舍，构建“邻里和睦、崇德友善”的具有乡土气息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当然，建立乡贤扎根乡村的机制，不能成为投机的岗位。让广大乡贤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投身到经济社会发展、文明乡风培育、家风民风养成、社会综合治理等事业中来，走出一条乡贤队伍引领经济发展、参与乡村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形成了新时代“乡贤兴乡村”工作新局面，让乡贤泽被乡梓。

作者简介：

邢起龙，湖北广水人，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工业大学湖北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国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为“湖北工业大学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宣传与研究中心”课题成果。2021年“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八批）湖北历史文化名人宋祁及其文献研究（项目编号21ZD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