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客户端记者朱延筠 通讯员张茜

10月19日，2023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年会暨新形势下石窟寺保护与考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在宜昌召开。

这场专业年会，让更多人将目光投向了峡江之上、绝壁之间的宜昌“史书”——三游洞摩崖石刻。

三游洞摩崖石刻。通讯员宋金戈 摄

斯境胜绝三游洞

摩崖，一般指利用天然石壁雕刻的文字、造像，也被称为摩崖石刻。清代《金石索》记载：“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

谈到摩崖，必先谈石窟。

石窟原是印度的佛教建筑，僧侣们在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以便修行。随着佛教沿着河西走廊进入中原，石窟造像也随之一路东行，在华夏遍地开花。

敦煌莫高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这些开凿在崖壁上的不朽传奇，把恢弘的佛国、远古的盛世带到了今人面前。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曾说，“中国崖壁间的佛教石窟造像是中国艺术里最重要的一章。”

摩崖石刻与石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许多石窟中都有摩崖石刻，因此，在受国家保护的文物中，同属于“石窟寺和石刻”类。

宜昌最为人知的摩崖石刻应属三游洞。

三游洞，藏于长江北岸西陵山峭壁之上，洞分前后两室，前室空旷，后室幽深，洞外林木高茂，猿鸣至清。中唐以前，三游洞籍籍无名，人迹罕至。

直至公元819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与弟弟白行简溯江而上，恰逢好友元稹由通州司马调任虢州长史顺江而下，三人停舟同游夷陵，“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

初见三游洞，白居易便被鬼斧神工的岩溶奇观折服，惊呼：“斯境胜绝，天地间其有几乎？”

吟诗后，白居易仍不尽兴。“斯境不易得”，岂能一走了之？于是“请各赋古调诗二十韵，书于石壁。”

就这样，三位文人的诗篇留在了绝壁之上。三游洞也不再是峡山昏黑的洞穴，诗人赋予她灵魂和生命。

白居易“发帖”后，历代名流“跟帖”者众。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皆来此“打卡”，留下珍贵诗文和壁刻。

明清时期，迁客骚人也多慕名来此，清朝时期曾作为宗教场所，并有灵塔等构筑物遗存至今。

抗日期间，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严立三带领政府要员移驻三游洞内办公，主持全省抗日救亡工作，爱国志士先后在此留下了“万方多难”“是谁杀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等气壮山河、震撼人心的抗战题刻。

迄今，三游洞洞内外及附近崖壁上留存有北宋、南宋、元、明、清、民国各历史时期的摩崖题刻、墨迹题刻49方，石碑3方，崖面墨迹4方，是三峡地区至今为止保存数量最多，历史跨度最大的摩崖石刻。

今年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湖北省共有27块入选。其中，三游洞摩崖石刻7块碑刻被收录其中，此批入选数量居湖北省首位。

峭壁上的宜昌史书

唐风宋雨已远去，战火硝烟也亦消散，但文人墨客、有志之士的精神世界却在峭壁与洞穴中，留下了精华的备份。

此次全国石窟专委会年会期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等石窟保护管理机构与文物保护研究所的170余名专家走进三游洞，无不称赞三游洞为“峡江上的史书”。

的确，三游洞的石刻历经北宋、南宋、元、明、清、民国，是一场延续千年的跋涉，如一条动态的线，串起宜昌的历史发展轨迹。

“三游洞知名于唐，却保留宋朝的石刻更多，更延续后近代，应当是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李志荣不解。

李教授的疑惑，正是当下需要探究的课题。

在我国，石窟寺遗迹属历史考古学的范畴，但和史前考古学上的各类遗址不同，如何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石窟寺遗迹，是一个新课题。恰逢年会在宜召开，专家们也就此做了许多探讨。

专家一致认为，石窟寺考古不仅需要对石窟、石刻进行测绘、记录，同时还要对这些历史遗迹背后的历史进行深入探究。

在李志荣看来，三游洞石刻不仅是文人墨客咏物抒情所留下的诗文碑刻，更是珍贵的史料，它能展示宜昌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军事、交通、行政区划等风貌，从而折射出长江文明、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

同行的宜昌市三游洞管理处主任李青感同身受。早在2012年，她就参与了《三游洞摩崖保护规划》编制的相关工作，日复一日的研究和监测中，她深深感受到那些史书遗漏的吉光片羽，洞窟替后人留了下来。

“无论从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社会种种方面，摩崖石刻都值得我们深入地去研究。”李青说。

三游洞摩崖整体保存完好

历史的谜题被解开之前，将史料完好的保存留予后世便成了今人的职责。

几年前，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无数观众被修复师的巧手匠心折服，但镌刻在天地间的文物，断然不能搬到实验室去修复。

“文物保护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不改变文物原状’，二是‘最小干预’。没有重大险情隐患的，除日常保养以外不更多干预。必须干预时，附加手段只用在必要部分，并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周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构成摩崖石刻的环境，要为其完整性一并保护。”

李青介绍，在大众认知中，文物的损坏主要来源于人为破坏。其实不然，三游洞摩崖的保护主要是针对生物病害、表面风化、裂隙和表面污染。

三游洞摩崖所在地貌为喀斯特地貌，受气候影响，会出现表层疏松，洞内渗水、可溶盐等，导致石刻表面溶解风化，又如蝙蝠排泄物腐蚀、苔藓、霉菌等微生物生长，也会污染题刻。这些侵害往往肉眼难以察觉，需要专业的仪器进行检测。目前，三游洞每一块石刻和石刻集中区域都有相应的监测设备。

从1980年起，三游洞摩崖历经多次修缮。最近的一次是在2020年对洞内所有的摩崖题刻、石碑和墨迹进行了修缮，包括表面清洗、裂隙修补与注浆、表面加固、表面封护等。资料记载，三游洞摩崖整体保存状况较好，未见碑刻损毁消失的情况。

考古研究正当时

正如历史的兴衰交替，遗迹亦在持续经历着衰亡消逝和修缮维护的过程。

2020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大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力度，开展全国石窟寺保护情况调查，实施石窟寺保护重大工程。

今年5月，由国家文物局、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以及重庆、湖北两地政府联合印发《三峡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特别提到要“实施南岸弹子石摩崖造像、江津石门大佛寺摩崖造像、涪陵白鹤梁题刻、奉节瞿塘峡摩崖石刻、宜昌三游洞摩崖等保护、监测及数字化保护项目”。

这对三游洞摩崖保护来说都是极大利好。石窟寺年会首次在宜举办，也为三游洞摩崖保护搭建了专业的交流平台。

“作为此次石窟寺年会的承办方之一，城发集团将全力支持三游洞摩崖的保护利用，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宜昌故事，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宜昌城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殷俊说。

今年，《三游洞摩崖保护规划》启动了新一轮修编。修编中，不仅涉及传统文物保护、环境保护、文献资料收集等，更加强了考古方面的研究规划，如加强三游洞摩崖的专项研究，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单位展开深入合作，加强三峡地区石刻的综合研究，从摩崖石刻、考古、建筑文学、书法、历史等多学科方向的专业研究，填补三游洞摩崖以往学术研究工作的不足等。

如今，站在三游洞，仰望那些历经千年却保存完好的石刻，就如与众多游历至此的先人一道。虽站在时间长河的两端，不能望见彼此，却能通过这些石刻感知他们磅礴的精神世界——正如诗人所写：“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