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邓牧原 谢宁

首届华夏晒谱节主题家谱展正在湖北省图书馆举行，晒出了来自全国多家图书馆、档案馆所藏的51种谱牒。7月29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国安走上省图长江讲坛，主讲《“江西填湖广”：明清以来湖北的移民、家谱与祠堂》，分享20多年来乡村考察感受，从家谱与祠堂角度观察、分析明清时期湖北移民社会生态。

明清时期湖北是移民型社会

杨国安说，据统计数据，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移民在湖北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本土居民。湖北是移民型社会，湖北人由自己向上追溯三代基本都能发现迁移的痕迹，这说明迁徙是一种常态。

除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迁徙运动，清末民初又有三次大的移民运动，封建政策松弛、生产资源需求等因素驱使山东、华北地区人民“闯关东”，山西一带人民“走西口”，以及广东、福建人到东南亚谋发展的“下南洋”。

历经上述移民运动后，如今华人世界移民寻根问祖主要指向了以下几个地点：华北人认定自己由山西洪洞大槐树而来；长江中游即湖广地区的人们多认为自己的根在江西瓦屑坝（南昌筷子巷）；珠江三角洲众多姓氏发祥于广东南雄珠玑巷；四川移民的祖先在麻城孝感乡。

安土重迁的华夏儿女为何会频频移民？杨国安认为可以用“推拉理论”来解释——迁出地的推力以及迁入地的拉力。前者包括自然灾害、战争动乱、人口密度大、赋税重压等，后者包括土地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环境优美、气候良好等。上述历史时期也有有强制迁移，例如朱元璋迁移江南富户到凤阳；朝廷为稳定边疆采取屯田制，将内地居民迁移到边疆地区等。也有民众主动迁移，这种移民大多具有改善生存环境的投资性质。

江西老表的称谓可能是移民记忆

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来到湖北的移民中江西人数量最多。杨国安介绍，移民的故事在俗语中就有体现，外省人对江西人称呼“老表”，可能与移民有关。他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方面，江西移民称自己的祖先为“老表”，移民湖北已久，湖北人也使用这个称呼；另一方面，江西道教盛行，风水师随身携带表盘（罗盘），“老表”起初是外省人称呼江西风水师所用，久而久之就被用于称呼所有江西人。

杨国安说，修家谱并非是家族第一代人决定的，而是在家族发展中由族人对社会关系的需要而引发出来的，是一种倒叙家族谱系的共同活动。也是因为这样追忆过去的模式，产生了附会祖先、移民传说等故事。

作为历史学者，杨国安认为，家谱保存了大量史料，在历史中为普通百姓留存了一席之地。家谱回应了人们对历史感和归属感的追求，确认了个人和群体的身份。家谱有利于宗族凝聚力的形成。

祠堂从礼法向世俗的转化

杨国安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乡村史，他走遍了湖北、湖南乡村，有着丰富的田野调查收获。他说一个完整的古村落应有祠堂、族谱和家族墓地，在鄂东南阳新一带，这样的村落依然在社会生活主航道中。

杨国安表示，就湖北地区而言，祠堂保存最完整的是鄂东南。祠堂最开始、最基本的功能是家族组织祭祀活动的地方，这是祠堂最初修建的原动力。家谱的修撰从搜集、走访、整理、编纂到印制，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般也选择在一个专门场所祠堂进行。谱成之后，除了分发各房支之外，一般也会将家谱收藏于祠堂。由于家谱里面有人丁、族产、契约、坟山等记载，相当于一部家族档案，祠堂则相当于家族的档案馆和博物馆，很多重要的契约、禁示等都会以碑刻的形式镶嵌在祠堂的墙上。族中有重大公共事务，包括选举族长、购置族产、救济贫困族人、修族谱等，一般都会齐聚祠堂进行商议。鄂东南的祠堂到了清代中后期逐步承担起了家族教育的功能，现在还有一些祠堂是乡村小学所在地。

此外，鄂东南的祠堂都有戏台，每逢祭祖和族人办喜事，都会请戏班来演戏，这些活动与其说是娱神，还不如说是族众们的一次狂欢。祠堂的功能有一种微妙的转化，即由礼法向世俗的转化。祠堂由最初的祭祖逐渐演变成为集会、唱戏、拜神、聚餐等多重功能于一身，祠堂的社会功能不断上升，现在的乡村，祠堂担负儿童游戏地、老人乘凉处、农民劳作空间、丰收时临时储物处等其他功能，成为乡村生活重要公共空间。

（摄影：通讯员 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