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通讯员志平）30年前的1992年9月，第10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核准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2022年是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30周年。10月28日下午，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大学不结盟运动研究中心主办“纪念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30周年”学术论坛。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王林聪研究员，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徐萍教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阮建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韦红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李严成教授，湖北日报时事要闻主编、高级编辑李云清，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文祥教授等专家学者出席论坛。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祝欣莅临学术论坛并致辞，历史文化学院师生共30余人参与了论坛，论坛由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黄柏权教授主持。

祝欣副书记在致辞中表示，在党的二十大刚刚顺利闭幕之际，在全国人民正在掀起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之际，我们邀请到我国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权威专家学者参与“纪念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30周年”的学术论坛，既为我校以学术研究推进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我校历史学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注入新的动力。在此，我代表湖北大学向各位专家莅临指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近年来，我校坚持守正创新，着力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水平，推进学术创新，鼓励广大教师面向基础研究需要和国家重大需求，积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五年，包括高志平教授在内的我校学者已成功申报8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1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志平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不结盟运动文献资料的整理、翻译与研究（1961-2021）”项目，聚焦由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不结盟运动，有助于推动学界对于发展中国家及其国际组织的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战后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演进，总结其特点、规律，并为国家外交战略提供决策参考。据该项目首席专家高志平教授介绍，该项目自2018年11月立项以来，团队成员通力合作，研究进展顺利，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整理、翻译不结盟运动文献资料360万余字，编印《不结盟运动文件集》9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集》57册，《不结盟运动资料集》20余本；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C刊6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全文转载1篇；两份咨询报告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供信息》采用，其中一篇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度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三等奖。同时在团队建设及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明显成绩。学校近年来为该课题项目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保障和全力支持，不结盟运动研究学术论坛就是其中之一，该论坛至今已举办了第六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我们期盼在各位专家学者的指导下，该项目研究取得更高质量成果，继续为我校学科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林聪研究员在视频致辞中对湖北大学不结盟运动研究学术论坛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他对百年变局中不结盟运动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刻阐述。他说，今年是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30周年。举办这次研讨会很有意义。不结盟运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时期探讨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为我国加强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我们研究我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此，我有这样几点思考。第一，充分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不结盟运动的地位和作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美国推动的大国竞争愈演愈烈，如何团结发展中国家抗衡以美国为首西方的世界霸权图谋，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任务，这进一步凸显了不结盟运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结盟运动并没有过时，不结盟理念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历久弥新，正显示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第二，深化中国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中国与不结盟运动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992年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与不结盟运动的良好合作关系在南南合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扩展了南南合作的区域，深化了南南合作的内涵。中国需要不结盟运动，不结盟运动也需要中国。习近平主席在多次外事活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不结盟运动作为南南合作机制的作用，赞赏不结盟运动所倡导的团结互助精神。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并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时指出“南南合作是团结互助的合作。我们通过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保持沟通和协调，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正当权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面对西方的施压，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等），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离不开不结盟运动成员。同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重视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发展、共同需要增强了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合作的新动力和新契机。第三，深入加强对不结盟运动的研究，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不结盟运动包括联合国三分之二的会员国，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新时期我们研究不结盟运动，研究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关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到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王林聪研究员还提出了几个有意义的研究选题，一是加强不结盟运动发展史的研究，重点研究联合自强的经历和经验；二是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结盟运动的机制创新、发展定位和方向；三是中国如何发展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从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南南合作，探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深化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从而更好地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刘馗副教授作了题为《全球视野下不结盟运动在冷战后蓬勃发展原因探析》的主旨发言。刘馗副教授分析了在冷战结束后不结盟运动面临重重困境下，为何还能蓬勃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冷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第三世界反殖反霸斗争的继续，不结盟运动自身的经济功能及其对多边主义的探索与实践是支持不结盟运动继续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刘馗副教授还提出了诸如研究冷战后不结盟运动内部的变化特别是主要力量的变化、探讨不结盟运动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关系等等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学术报告环节，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4位博士生分别汇报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郭温玉博士作题为《化危为机：中国对首次不结盟运动峰会的积极外交》的学术报告，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对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中国外交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新中国的自己选择。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运动峰会召开前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首次不结盟运动峰会，临危不乱，开展了一系列的积极外交活动，争取了外交的主动性。中国在积极应对首次不结盟运动峰会的过程中，危中求变，其议题聚焦了全球层面的反殖反帝、地区层面的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以及国家层面的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当时中国对外关系中亟需解决的重要任务。经过中国的艰难努力，中国对首次不结盟运动的积极外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倡导和平共处原则与反殖反帝斗争成效明显，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写入不结盟运动成果文件，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外交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基本实现，中国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顺利发展。

赵振宇博士作题为《邓小平对不结盟运动的认知及其影响》的报告，认为邓小平继承并发扬了周恩来对不结盟运动的友好态度，领导中国继续发展与不结盟运动的友好关系，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国际事务中给予了不结盟运动强有力的支持，与其展开了频繁合作，在反帝反霸事业、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八十年代后，中国结束了与苏联形式上的同盟，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对不结盟运动的关注持续上升，但并未申请加入不结盟运动，也无意做第三世界的领袖。邓小平对不结盟运动的关注，催生了其不结盟外交思想，也助力了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思考，进而完善了中国外交理论体系，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发展外交”的转变。同时，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关系稳步增进，中国与不结盟国家的合作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助力了不结盟运动的蓬勃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

周乾博士作题为《从合作到参与：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的动因、过程及意义》的学术报告，认为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既是不结盟运动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政府合理应对国际不稳定因素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与不结盟运动长期友好互助的必然产物。1990年中国政府设立不结盟事务官员，1991年中国申请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1992年中国正式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有利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丰富南南合作的时代内涵。

王璞博士作题为《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在人权领域的合作及前景探析——以民族自决权、发展权为例》的报告，不结盟运动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重要标志，中国是推动实现全球共同繁荣的重要力量。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与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宗旨高度契合。自1992年中国加入不结盟运动成为观察员国起，双方在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合作。中国与不结盟运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流砥柱，在人权领域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的合作对国际人权规范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打破了以往人权建设中的西方主义色彩，拓宽了人权事业的视野。因此，研究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在人权领域的合作及前景，对之后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事业以及国际人权体系的建设具有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作用。

在点评环节，各位专家就上述四位博士的学术报告进行了细致的点评。韦红教授提出，在中国与不结盟运动研究中，除了对事件本身发展脉络及成果的叙述之外，还需分析中国为何能够通过一系列活动达成目标，剖析中国外交的特点、方式，可以对当今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活动有借鉴意义。

阮建平教授提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既要体现其道德感召力，也要注重其逻辑说服力，即体现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阮教授回顾了中国与不结盟运动的交往历程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与转换，强调要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外交政策所面临的矛盾及解决方法，对今日的中国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重要指导意义。刘文祥教授对不结盟运动在人权领域所做的贡献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权是中西交锋中分歧较多的问题，中国与不结盟运动的人权理念，契合发展中国家对人权的共同需求。对不结盟运动在人权领域的工作进行研究，分析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领域的主张及其历史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不结盟运动研究中心主任高志平教授在论坛总结时表示，本次学术论坛得到了各位中国史、世界史、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知名专家的鼎力支持，王林聪研究员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深刻论述了不结盟运动的当代价值；刘馗副教授探讨了冷战后不结盟运动的生命力问题；四位博士的报告紧扣本次论坛的主题论述了中国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回答了中国如何认识和应对不结盟运动的成立、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如何认知不结盟运动及其影响、中国申请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的来龙去脉、冷战后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在人权领域的合作及其前景等重要问题。专家们也围绕论坛主题从不同视角深刻阐述了各自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专家们的点评，学理深邃，政治站位高，既有非常独到的理论前沿洞见，也有涉及中国史、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论和基本理论观点，为推进我国在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关系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