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春，中国大地上的大决战已见分晓，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获胜，已成必然趋势。此时此刻，新政权该怎么组建？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观望着。

接到毛主席亲笔信，赴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早有准备，在 1945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期盼民主的形势下，中共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大得人心。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外，又新组建了一些民主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加上“协商”二字，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然而，政治协商会议却命运多舛，开了没多久，欲独揽大权的蒋介石就撕毁了民主契约，挑起全国内战。1948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五一口号”，毛泽东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发布后，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如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 年，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意见。于是，在中共中央的邀请下，一大批民主党派领导和民主人士纷纷来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1949 年 7 月外公接到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速来京共商国家大事”。当时，宋庆龄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事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一直在迎请宋庆龄北上的邓颖超提议，“以宋为特别邀请代表”。为此，新政协代表中特设了“特别邀请代表”一类。这一类人中有戊戌变法领头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老同盟会会员张难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分别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陈望道以及国共和谈代表、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老解放区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等共 75 人。宋庆龄作为特邀首席代表排在第一位，外公排在第二十一位。

9 月 21 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入口处设有签到处。负责签到的人很多，每个人负责一个小组。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住在中南海，他们来得早。毛泽东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界别的签到笺上用毛笔写下自己的名字，签字后他还同工作人员微笑示意才进入会场。

特别邀请人士的签到笺为竖行信笺，上方有政协会徽。签名者分为上下两排。上排从右至左依次为宋庆龄、宁武、张难先、李步青、李书城、周建寅。

第一次全国政协特别邀请人士的签名

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团体代表 634 人，来宾 300 人。6 时后，与会者陆续入场，每人胸前都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的新政协徽章。

主席台的上方，悬挂着巨幅会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的后幕上悬挂着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会徽的下方，并排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由于新的国旗还没有最后确定，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郭沬若、周恩来等人。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时，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 54 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 5 分钟之久。

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报告了出席会议的各类代表名额和总人数，提出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建议，得到全场一致通过。

毛泽东用洪钟般的声音致开幕词。当他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时，外公和全场人的眼里都闪烁着泪花。

六国饭店，周恩来召集群贤确定新中国国号

25 日深夜，住在北京饭店里的一些代表，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9 月 26 日上午 11 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接到这种请柬的共有二三十位 70 岁上下的长者。26 日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周恩来主持宴会。周恩来说： “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作‘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 4 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说完后，快人快语的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现在虽说解放了，但由于老百姓受的还是落后的教育，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这个简称，我看是非常必要的。况且，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要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也不坚持己见。”

这时，辛亥革命参加者、清朝进士周致祥，态度坚决地反对用简称，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紧接着，83 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这时，宴会厅里显得更安静了，大家等着听这位老人的意见。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 年来更被蒋介石与 CC 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司徒美堂的话言之成理，掷地有声。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民盟领导人张澜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清末翰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也赞成此议。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 ‘简称中华民国’。”

……

于是，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几乎都开始反对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最后，由周恩来作小结，他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括号的缘由，并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27 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会议期间，外公还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委员，目睹了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宣言的过程。这份宣言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行相应修改后，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发行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号召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1949 年 9 月 30 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最后一天，外公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的选举。下午 6 时，外公又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北京 30 万人隆重集会，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外公应邀与新中国的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外公这位饱经沧桑、经历了几个朝代的老人兴奋地流下了热泪，他一生为之追求奋斗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这次开国大典比起 37 年前孙中山所主持的那场典礼更庄严、隆重，群众的欢呼之声，拥戴之心，更是那时所无法比拟的，这怎能不叫他老泪纵横呢！外公此时虽已年近古稀，但一再表示要在晚年为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建设一个新社会添砖加瓦。

10 月 19 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名外公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并任命他为农业部部长。对于周恩来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开始有些同志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名他为农业部部长呢？总理解释说，李书城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首义后，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周恩来这样做照顾到了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并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周恩来对薄一波说：“他有这么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委任他为农业部部长。”

1949年毛泽东主席任命李书城为农业部部长通知书

周总理的关心和信任，使外公十分感动。他表示，一定要尽心尽力搞好工作，不辜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期望。外公接到任命后就上任了，全身心投入到恢复发展新中国农业的工作当中。

陈文林（口述），李书城外孙（李书城四女李声英之子），退休职工。

甘子久（口述），李书城侄外孙（李书城之弟李汉俊的外孙），中学高级教师，曾任湖北省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湖北省第八届政协委员。

王金城（整理），潜江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

 （本文选自《湖北文史》2022年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