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晚报全媒记者聂烽/文 景卫东/图

小庭春老，碧砌红萱草。长忆小阑闲共绕，携手绿丛含笑。别来音信全乖，旧期前事堪猜。门掩日斜人静,落花愁点青苔。

这是一阙《清平乐》，是学界达成一致的唯一一首确系欧阳修所写的该词牌作品，也恰好与最近在湖南卫视以及网络上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的名字相重合。
在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那段文华风流的岁月里，无数出现在语文课本上的“背诵天团”成员们，在朝堂上你方唱罢我又登场，这在《清平乐》电视剧里充分展现了出来。其中“大胡子”欧阳修更是多次遭到贬黜，其中第一次贬黜便是任夷陵县令。在电视剧第十集就开始引出欧阳修被贬黜，很快就退出京城汴京的政治舞台前往夷陵上任。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部热播剧中并没有提到欧阳修在夷陵县令上的情况，让宜昌的观众缺少了许多认同感。为了弥补这个遗憾，从4月中旬以来我们走访了宜昌众多专家教授以及文化学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试图了解欧阳修与夷陵之间的缘分。

欧阳修在夷陵任职不到2年，却给这座城市留下太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夷陵令真正履职时间不到一年，在此砥砺节操升华了自我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欧阳修因维护范仲淹写下《与高司谏书》遭报复被贬夷陵。
从汴京到夷陵，陆路1600里，水路5600里。因天气炎热，同行有老母寡妹幼儿，欧阳修便选择了走水路，经通济渠、淮河、运河到长江，逆江而上赴夷陵。这段路程，欧阳修一家足足走了5个月，十月二十一日方到夷陵。
欧阳修的好友们唯恐他因贬黜小城自暴自弃，来信劝解，其中梅尧臣那首《闻欧阳永叔谪夷陵》中“谪向荆蛮去，得当雾雨繁。黄牛三峡近，切莫听愁猿。”
朋友的担心不无道理，从汴京贬黜夷陵时欧阳修就在不停思索“逆境中如何自处”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抵达夷陵城后看到老友夷陵知州朱正基为他准备的住宅，他欣然下笔题名“至喜堂”，表达“至而后喜”的心情，他要在这磨砺心智。
现实很残酷，在这个偏远的小城里，再也没有了汴京城内那三年任职时间中的歌舞游宴，没有了三五好友的唱和应酬，孤独时常在夜间袭击他，让他思念散落各地的好友们。好在，而立之年的欧阳修很懂得调节自己的心情，不停地提醒自己不能沉迷于怀旧和自怜中，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任职的地方，忙碌于案牍之间，寄情于山水之中。
这种怀旧自怜和积极面对磨砺的情绪转换，实际上一直缠绕在他这近2年的任职岁月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积极面对苦难磨砺”的心态是占据上风的，从他《戏答元珍》中可以看出——“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末句诙谐自解，也体现顽强乐观的境界。
说起来蛮有意思，从景祐三年被贬夷陵到景祐五年二月迁任乾德县令，欧阳修任夷陵令时间只有一年十个月，但他真正履职的时间却一半都不到，因为在景祐四年三月他去许昌迎娶自己定下婚约的未婚妻薛小姐去了，三月出发，八月完婚，九月归来，一来一去就是半年。
尽管履职时间不到一年，他却勤于政务，这在《宜昌府志》、《东湖县志》均有记载：初至夷陵时清查旧案，此后又关心农事引导当地人移风易俗。在工作之余忙于治学，除重读《易经》、《礼记》、《春秋》等经典并根据思考写下诸多专业论文，跟各地学子书信往来指导和鼓励后辈外，开始了《新五代史》的修编工作。其中他景祐四年写下的《易或问》三篇中第一篇，有“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2013年被国家领导人引用，勉励青年学子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许昌娶妻归来望峡州而欣喜，此时小城已是“家”之所在
薛小姐是已故的参政知事（副宰相）薛奎的第四个女儿，是欧阳修从西京洛阳返回汴京任职后定下的婚约。后来薛奎病逝，薛家小姐随家人返回许昌守孝，直到欧阳修在夷陵任职第二年出孝才完婚。
在电视剧《清平乐》中，关于欧阳修的这段婚事也有诸多笔墨，其中就涉及到了跟他同科中状元的王拱辰了。
欧阳修在洛阳任职时原配胥夫人病逝，返回汴京被薛奎看中。而此时，王拱辰已娶了薛奎的三女儿。
不料王拱辰的妻子也因病去世，薛奎又将五女儿许配给王拱辰，这就让原本是欧阳修姨姐夫的王拱辰，又成了欧阳修的姨妹夫，这便有了电视剧《清平乐》中欧阳修调笑王拱辰的那首诗：“旧女婿作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而这首诗得罪了人，在电视剧里薛奎的五女儿没少在仁宗的妃子面前给欧阳修上眼药。
电视剧中有很多演绎的成分，但是薛小姐的到来，给了欧阳修心灵无数的慰藉，而且她在有婚约时就经常听父兄讲起欧阳修，时常在闺中能看到欧阳修的诗文，对他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对于离开慈母来到恶劣环境的小城生活没有一丝埋怨，完全作为欧阳修的贤内助而存在。
娶得贤妻的欧阳修心态也不一样了，这点从他完婚回宜昌途中诗作《望州坡》便能看出：“闻说夷陵人为愁，共言迁客不堪游。崎岖几日山行倦，却喜坡头见峡州。”在坡头望见了夷陵城有喜悦之感，足见此时他已经将这个地方当做了“家”，回家的感觉就是好。
婚后在夷陵的生活那是一个美满，早在当年有婚约时欧阳修就担心薛家小姐有相门之女的骄横，但是他忙于处理半年婚假中堆积的公务时，薛小姐主理家政，孝敬婆母，善待寡妹幼侄女和继子，完全没有相门之女的富贵病，在简陋的环境中从来没有表露出“不足之色”，以至于他庆幸自己娶了一个好妻子，这在致薛仲孺的信中就提到：“室中骤过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难，亦鄙夫之幸也。”苏辙更是在《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中称赞：“高明清正而敏于事，有父母之风。”
家有贤内助，欧阳修从此可以一心一意投身政务和治学之中。
欧阳修整个家族与夷陵的缘分也不浅。据宜昌欧阳修文化研究学者、欧阳修第38代后裔欧阳运森先生从民国版《欧阳家谱》中发现的成果显示：欧阳修的叔叔欧阳颖曾任峡州（宜昌）军事判官，后升任峡州知州，这一点在《宜昌府志》、《东湖县志》等地方志书上均有记载；欧阳修从夷陵令转任乾德令时，专门在荆州停留，与同父异母的兄弟欧阳昞小聚；欧阳修第20代后裔欧阳应春也在夷陵任知州并逝于任上，其子欧阳普诚将其送回江西安葬，后普诚偕夫人刘氏将三子性恭、四子性勉带回夷陵，“且先祖六一公遗迹在焉”，于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正式落籍枝邑，繁衍至今。
劝农期间佳作被集为《夷陵九咏》
欧阳修在夷陵令写下大量的诗文，《欧阳文忠公全集》766篇诗文中，直接涉及夷陵的达140篇之多。
140多篇诗文中，其中有9首诗被集为《夷陵九咏》，涉及到了下牢溪、三游洞、松门溪、虾蟆碚等地，这也成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书系中《欧阳修遗迹寻踪》的重要依据。王永照、崔铭所著《欧阳修传》中提到，《夷陵九咏》诗作是在夷陵令任上第二年春天，欧阳修在丁宝臣陪同下在夷陵县劝农时所著。
在古代，每年春天州县官员巡行乡间鼓励和督促生产被称为劝农。欧阳修利用这个机会走遍了夷陵的山山水水，也见识到了这里的山水风光，每每遇到风景优美处，便稍作停留以尽山水之兴。
不难看到，欧阳修在夷陵令任上非常务实，关心民生。在欧阳修近800篇诗文中，祭体文高达51篇，其中祈雨的祭体文更是为数不少，其中在夷陵令任上所写的祭体文就有2篇，分别是《祭桓侯文》和《求雨祭汉景帝文》。而《求雨祭汉景帝文》就是在城区的汉景帝庙，宜昌开埠后被占为海关。鬼神之说不可信，但是拳拳爱民之心可见一斑。
实际上，在欧阳修履职夷陵令开始的两个多月里非常忙碌。按照《宜昌府志》、《东湖县志》等记载，初抵夷陵发现地方虽偏且小，但打官司的人不少，主要是田契不明，“官书无簿籍，史曹不识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于是，他一一重新整理，使得县内大小官员“遇事不敢忽也”。而这一点是得自于父亲的影响和他母亲的言传身教，据《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之父欧阳观在泰州军事判官一职上，对一些死刑案卷十分谨慎，经常研究案卷数日以确认死刑是不是误判，这种做法在其病逝后被欧阳修之母郑氏时常提起，以警醒欧阳修。
无论是勤于政务还是忙于治学，在夷陵令不到两年时间，都给欧阳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影响，以至于后半生他常常对夷陵念念不忘，甚至对在夷陵以前的诗文评价是：“三十年（岁）前，尚好文华，嗜酒纵歌，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以至于后来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以翰林改官江南时，友人庄有恭就曾援引欧阳修的事迹劝慰他：“庐陵（欧阳修祖籍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

至喜宜昌精神诗意表达

5月13日傍晚，整座城市华灯初上，欧阳修广场上不少市民在休闲。这里曾经是欧阳修所居住的至喜堂所在，与不远处的至喜长江大桥遥相呼应。
近千年的光阴匆匆流逝，但是“至喜”二字和欧阳修一起，深深烙印在宜昌这座滨江城市之中，无论是广场还是大桥，或者是三游洞的至喜亭，抑或是小溪塔的至喜楼，生长于斯的宜昌人习惯用“至喜”来纪念欧阳修。也难怪荣获湖北省社科院2015年调研成果二等奖的《欧阳修宜昌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研究》中专门提到：“欧阳修夷陵诗文是宜昌千年文化标杆”，而“欧阳修名言‘至而后喜’是宜昌精神的诗意表达。”

至喜亭下，游客正在品读《峡州至喜亭记》碑文。

是先忧后乐进而忧乐天下
至喜长江大桥的这个名字，三峡大学副教授、水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黄权生博士非常之喜爱而且非常之推崇，在他看来“至喜”在宜昌文化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对于无数的学生而言，课本中欧阳修《夷陵县至喜堂记》是文言文考试中一道难关，年少不经事的孩子们无法体会到欧阳修当时的心情，其中一句“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至喜精神”感动和激励了无数后人，更是那个风华绝代的岁月中文人们“忧乐天下”精神的体现。
而这种忧乐天下的思想，是欧阳修同时代很多文人的共性，是读书人家国情怀，也就有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黄权生博士表示，欧阳修虽然在夷陵时间不长，他能够在夷陵这个偏僻而贫的下县中，不被现实所击倒，相反以豁达的心境去为政，对上忧国关心国家，对下勤政爱民，不仅践行了他自己所说的“至而后喜”，以一种“先忧后乐”的姿态笑对事业挫折，极大契合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忧乐天下”精神。
礼赞风土人情更是褒扬包容精神
《欧阳修宜昌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研究》的课题组中，包括了张忠民、李泉、陶远震、杨尚聘、朱复胜、孙世强、欧阳运森和毕水海等文化研究学者，这些专家们在课题中专门提到：屈原的“上下求索”和欧阳修的“至而后喜”同为宜昌的文化基因。
至而后喜，既是出峡重生的欣喜，也是欧阳修抵达夷陵后的乐观，更是对宜昌风土人情的礼赞。在欧阳修的笔下和心中，宜昌的山水是“西陵山水天下佳”，夷陵的历史是“荆楚先贤多胜记”，他用满腔的热情礼赞这里“无不可爱”，激励一代又一代宜昌人热爱家乡，让一批又一批外地人来到宜昌后亲近宜昌、爱上宜昌。
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曾是边远偏僻之地，是很多官员被贬之地，例如在夷陵县令任上，欧阳修考证出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于大历元年被贬于此，与自己的处境一模一样。但是千百年中被贬此地的官员中，只有欧阳修提出“至而后喜”，这不仅是他豁达心境的体现，也是对夷陵的包容精神的一种褒扬，只有百折不挠方能屹立不倒。

千年文化标杆助推美好未来实现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欧阳修和屈原、王昭君一样，是宜昌这座城市千年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注脚。
欧阳修对于宜昌的影响，在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诗歌唱和之中，随着作品流传而不断扩大，也为今天宜昌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助力。黄权生教授认为，古代文化名人对一个城市知名度、美誉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一点也是欧阳修留给宜昌的巨大财富，这种财富不仅体现在文化上，更体现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是宜昌对外的一张不可多得的亮丽名片。
《欧阳修宜昌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研究》课题组的专家们更是认为，欧阳修“至而后喜”是对宜昌美好未来的畅想。宜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宜昌也在不断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只有发扬开拓进取不断“上下求索”的精神，才能将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好，才能让五湖四海的人们“至而后喜”，而且随着宜昌的不断发展，必定也让“至而后喜”的“至喜精神”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