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秒，走进铜匠的世界

“你这铜打的，蛮厚实咧！”

下午四点，散步去菜市场的老钱像往常一样，在武汉花楼街边一家不起眼的铜铺门口停下了脚步，端详一阵蹲在地上做活计的铜匠后，开口粗声赞赏。

铺子门口，铜匠胡家全锁眉抿唇，正手持小锤沿着铜壶边缘敲敲打打，富有节奏感的“叮当”声和街边飘来的炒菜香气一起，在花楼街传出很远。

闻言，胡家全抬起头，用手背扶了扶掉下的镜框，笑着回道：“不做厚点，别个哪把给你钱嘞。”说罢又举起锈红色的铜壶对着阳光睨了几眼，继续敲打起来。

胡家全正在敲“铜窝”

几乎每天下午，负责打理家人晚饭的老钱都会在半路停下，看一阵铜匠做活，寒暄两句再出发。说不清是脆生的敲击音太引人注意，还是铜匠精细的手工耐人揣摩，总之在他心里，胡家全就是“打铜街”留下的唯一痕迹，也是手工铜匠在武汉存留的最后证明。

在花楼街问路，一般都会被告知店铺的模样。但说起铜铺，整条花楼街的人都会把手一指：“那个瘦瘦的，戴眼镜蹲在门口做活的就是。”不指店而指人，是因为胡家全的铺子实在太小，像是在左边理发店和右边小超市中生生挤出来的隔间。铺子门口也无招牌，唯一能代表地址的只有门牌上的“花楼街174号”。

胡家全的铜铺，招牌已经被磨损殆尽

每天都有街坊来看胡家全做活计，也有不少媒体因为“武汉最后的手工铜匠”这个名头而专程来采访他。但他总是不紧不慢地敲着手中的铜器，有时是铜壶，有时是铜锅，大多时候都沉浸在自己的工作里，只是偶尔停下锤，抬头笑着聊两句。

专注，是他接触这门手艺首先学会的东西。下料，打磨，锤打，淬火，再反复敲打定型，每一步都必须全神贯注，因为一旦失手，一件打了许多天的铜器便可能就此作废。

放下铜壶，胡家全开始进行打新铜器的第一步——从一张1.5米长、0.6米宽的铜片上“下料”。首先要用金属圆规在崭新的铜片上画出一排固定大小的的圆，然后一脚踩实铜片，攥着铁剪将每个圆拧下来。圆从铜片上脱离时，必须完整、利落，不能拖泥带水。稍不留神，锋利的铜片就会划伤铜匠赖以生存的双手。

胡家全拿着铁圆规，预备“下料”

57岁的胡家全，鬓角分明的短发已经半数花白，皱纹不多而眉骨很高，或许是因为常年聚焦目光的缘故，陷在眼窝的一双眼睛总是从镜片背后闪出清亮的光辉。做活计时，他的目光便霎时如长钉，牢牢钉住眼前的器具。铜器怎么敲，敲的时候发力大小，一眼扫过就有定数。

锃亮的铜片照映出胡家全因用力而绷紧的清瘦身影，抬头纹因用力而闷成暗红色，粗糙手背的青筋也根根迸出。铺子旁，狭窄的街道上渐渐喧闹起来。交谈声，叫卖声，突然炸响的车笛......但这些吵嚷都被胡家全排除在外。他只是沉着气，在金红色的夕阳里耐心地剪着圆。这张铜片上，胡家全一共下了十个“料”，每个圆都等大，边缘干净漂亮。

正在“下料”的胡家全

下完了料，胡家全的脸上才显出一点轻松的笑容。路边嗑着瓜子的阿姨凑上来，试探地问铜壶怎么卖，胡家全摆了摆手，一直紧闭的喉咙有些嘶哑，“不卖，早有人订了！”阿姨有些不信，小声咕哝着“这么俏啊”，却被站在一旁的老钱听见。老钱大声地回过去：“你不知道，他在我们这里干多少年了？他是武汉最后一个铜匠了！”

老钱口中的“最后的铜匠”并不是空穴来风。老钱还是孩子的时候，听大人讲过汉口的打铜盛名。上世纪初，二百余家铜铺在紧挨着花楼街的“打铜一条街”上错落排开，鼎盛时期，铜匠们打铜的声响能从破晓持续到入夜。老钱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家里用的夜壶就是铜做的。但如今，这条街上的手工铜匠只剩胡家全一人，而老钱家里的夜壶也早已不见。

花楼街，老人推着自行车经过

民间“九佬十八匠”中的匠人里，金匠、银匠、铜匠排在前三。但要说和人们过日子联系最紧密的，铜匠却应该排在首位。早先，人们的生活日用品大多是铜器。“碗盏锅盆餐饮具，锣钹唢呐奏金声。”小到铜碗铜勺，大至香炉佛像，人们的生活与叮叮当当的打铜声难以分割。

那时候，铜匠挑着铜匠挑子走街串巷，修旧补漏，几乎没有人家不与之打交道。风光，体面，吃穿不愁，那是属于早期手工铜匠的黄金时代。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流水线上的金属用品渐渐取代了手工锤打的铜器，如今仍有用武之地的铜匠已经少之又少。

“现在成了传统，成了宝贝了！”老钱惋惜地摇摇头，“打这个要时间，要成本，除非是喜欢手工和懂行的，不然谁要？”

传承，第六代

1953年，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带着退休后剩余的存款，满怀希望地来到了花楼街，想租个门面做点打铜活计。铜匠需要的地方不大，有桌有椅，能容得下自己和工具就行。仅有七八平米的花楼街174号就这样被他看中，盘下后用自己的名字给铺子挂了名，叫做“胡祥兴自造铜货作坊”，一开就是六十多年。

胡家全的伯父胡昌桃在店中小憩（图源：武汉板眼）

胡祥兴是胡家全的伯祖父，也是这家店铺的创始人。在胡祥兴之前，胡家的打铜手艺已经传了三代，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家里的打铜人到过上海，湖北新洲，黄陂，汉阳，最终落户汉口。到胡家全，已经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

胡祥兴在退休前是国营光明灯具厂的员工，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侄子胡昌桃，退休后，他又在花楼街打了三十年铜器，直至去世。胡祥兴走了，当时胡昌桃也已退休，因为喜爱打铜手艺，不愿使家族技艺落寞，便继承了铺子继续经营。

正在吸烟的胡昌桃（图源：武汉板眼）

当时，胡昌桃主要负责经营售卖，而他的兄弟——也就是胡家全的父亲负责在家打铜供货。铺子的活计做得好，许多客户都奔着胡家的招牌而来。除了做些日常器具，铜铺还会打些铜龙壶，铜仙鹤，铜供器等工艺品。“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意还算不错。当时铜器本身也比较贵，一个暖手壶都要30多块钱。”胡家全陷入回忆，嘴角弯起了笑容。

胡家全专心做活，嘴角弯起笑容

锤、磨、敲、烧，铜匠把手里一块接一块崭新的铜片锤成旧铜片，时光却在把一个接一个的新铜匠熬成旧铜匠。从新洲三码头到汉阳高公街，再到花楼街174号，胡家经营铜器的生意世代延续，但不寻常的是，铜铺的传承在这个家族里遵循的并不是子承父业，而是叔侄相传的规律，正如胡祥兴传给胡昌桃，胡昌桃再传给胡家全。

1997年，考虑到伯父和父亲年纪大了，胡家全重新拾起打铜技术，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打铜为店铺供货。2013年，胡昌桃去世，胡家全正式接过伯父的铜铺，挑起了祖祖辈辈的担子。在来花楼街打铜之前，胡家全也干过很多活计：建筑装修、灯具制造、房地产、炒股票、收邮票……胡家全掰起指头数着，“什么都干过！”兜兜转转之后，他还是决定在花楼街扎下根，把祖传的打铜手艺继承下来。

磨刀石磨过的铁剪，用来才会顺手

和铺子一起传下来的，还有胡家全手里大大小小的工具，随便拿出一把锤子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老工具都传下来了，这个手艺也传得久。我只知道我爷爷是做这个的，我爷爷的父亲也是，我看到的就传了四代，前面还有我没看到的。”胡家全用拇指摩挲着锤子上隐约可见的钢印。

看见街坊来围观，他还大方地拎出一个旧油漆桶向旁人介绍里面装着的“老伙计”：这个是“两头忙”，两个头都能用来敲；这个是定深度的锤子，东西太深了不好锤，就用它来打；这个叫“拐针”，那个叫“收针”，打不同形状的铜器要用不同的工具……

跨越百年的老工具

随后，胡家全又指了指脚边的一把木锤。这把不易伤铜的锤子是专门用来做窝的，虽然敲得慢些，但能避免把铜锤破。在过去，三四十块钱就能买到一公斤铜料，但铜的杂质多、纯度低，容易被打得薄厚不均甚至破裂。为了把小块铜料尽可能打薄延展，胡家全常常需要不停地往返在煤炉与打铜架之间，重复把铜壶烧红烧软后锤打的工序。当时还是“学徒”的他就曾被滚烫的煤灰烫伤，手上的伤痕至今仍依稀可见。

刚开始学手艺时候，胡家全专门打铜制的汤婆子。“你们年轻人叫这个叫‘暖宝宝’？”他回头指向挂在墙上的一个形状扁平的铜器。一张铜片够裁七个汤婆子的料，按照胡家全一天打一个的速度，一周能打成七个。这是最好上手的铜器之一，打出来也受欢迎，买的人多些。

店铺墙上挂着扁圆的汤婆子

“我的手艺都是被他们逼出来的！”胡家全一边扭转着铜壶提手，一边笑道，“我哪是做手艺的嘞？没办法，做手艺还是稳当些，在外面做事情风险太大了。”最初在花楼街经营的时候，顾客向他提需求，胡家全便按着需求做，不会做的也只能靠学；熟能生巧，他现在的打铜技艺日渐精湛，各式各样的种类几乎都不在话下。

“人都是要逼的啊，不逼不行。”靠着一双坚韧的手，一把有些年代的工具，接过祖辈担子的他，一锤一锤凿出了胡氏打铜世家在花楼街的名声。

有时候敲得累了，胡家全便蹲在一旁歇着，叼一根烟，摆弄刚刚用罢的打铜工具。被问及这些祖传工具的去向时，胡家全一时有些语塞。他没有婚配，家里的小辈也有各自的发展，这门手艺似乎就到此为止了。“没人来学啊！谁学嘞？没有人学的。”短暂的沉默后，他又反复念叨着，“没有人学了。”

胡家全低头拾起锤子，又叮叮当当地用力敲着彼时尚未完全弯曲的铜壶提手。粗糙的手背上绷起缕缕青筋，好似花楼街中老树盘虬错节的根，在无人问津的巷尾兀自生长。

最后的打铜声

上了年纪的武汉人，儿时都听过这样一首民谣：“一摸金，二摸财，三摸四摸打起来，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克泡茶叶……”据说，这首民谣里的“张打铁，李打铁”就指武汉“打铜一条街”。

清初，四里八乡的散户铜匠纷纷携着器具涌入被称为“金窝子”的花楼街、黄陂街一带，或开铺面，或挑担子，数百个铜匠彼此照应，打出了响当当的一片区域，统称“打铜一条街”。铜匠们甚至按经营类别分出了“四大帮”：生产日用杂货的“大货帮”，生产水旱烟袋的“烟袋帮”，生产锣钹响器的“响器帮”，以及经营铜器的“财神帮”。如今成为中国四大名锣之一的“汉锣”，其发源地就在原先打铜街的“高洪太”作坊。

旧时打铜器的匠人（图源：武汉人文）

1946年，梅兰芳剧团曾托打铜街的“高洪太”作坊打一面“虎音锣”，锣音一出，音质浑厚如虎吼，令业内人士赞不绝口。

遗憾的是，武汉“打铜一条街”的风光并未持续太久。轻工业、机械工业的兴起逐渐蚕食了手工铜匠生存的空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打铜街几乎再无铜匠痕迹，密密麻麻的砖瓦木楼房建起，菜市的吆喝取代了原先叮叮当当的打铜声。

“打铜街”已经变成菜市街

到今日，这片区域乃至汉口、武汉的手工铜匠作坊都再难寻踪迹，唯有胡家全还日复一日地坐在铺子门前敲碗打壶，成了“打铜一条街”最后的风景。

在胡家全之前，上一个在武汉打出名气的铜匠是汉阳西大街“曾氏铜艺”的曾师傅，主要打日用铜器，偶尔也会打一些艺术品，如铜葫芦、铜雕像。老师傅在八十余岁时去世，临走前，指名叫儿子将自己的锤子等工具送给了花楼街的胡家全。打了一辈子铜，最终没有人肯传下曾师傅的手艺，他只能希望胡家全能把武汉的手工铜艺发扬下去。

传给胡家全，一是因为武汉手工铜匠几乎绝迹，二是因为胡家全的活计做得实在漂亮。在胡家全眼里，日用品的打造并不比艺术品简单。他提起正在敲打的铜壶壶身，翻了个面介绍道：“你看，壶口的直径是15厘米，要反复地敲，最后把它收到8厘米。”

花楼街早先另一家铜器作坊，门外展示有铜器

但店主已经不再打铜，转行做焊接

所有铜器里，要数这铜壶最耗人力和时间。一柄铜壶，要将直的铜管打弯做壶把，平的铜片打圆做壶身，还要将壶的各个部分用铜铆钉相连。几块红铜片，要接受成千上万次锤打才能成为一只能够被炉火舔舐的铜壶。由于太耗费时间，这样的壶，胡家全一个月只能做两把。

刚打好的铜壶，不经抛光时的颜色是灰暗的，但也只有被匠人反复敲打后的铜片才会褪去崭新的光泽，变得朴素、耐用，才能经受住时光的检验。胡家全不喜欢抛光后的铜器，“要打磨可以自己拿回家打”，他喜欢看那些因锤打而刻进铜器的痕迹 ，那才是匠人的“手工味道”，太亮太光滑，便成了“机器味道”。

胡家全店里的成品

说着，他随手拿过一只黄铜打就的圆润铜钵，用尺子轻敲钵壁，“叮——”一声，小巧的铜钵竟发出极清越的脆响，回音在花楼街的空气中隐隐震开。

见有人驻足倾听，胡家全的眉梢浮上了一点得意，又拿过另一个尺寸稍小的铜钵，一尺下去，又是“铛——”一声，与刚刚的音调又不相同，但同样极具穿透力。细听风中的铜声，竟有音钵一般的妙意。

“这是用手才能打出来的声音。”胡家全晃了晃铜钵，眼底的骄傲不加掩饰，“有音乐教授专门来找我录这个声音咧！”

年轻人来了

2014年，一个年轻人的突然造访给胡家全的铜铺带来了新的契机。

“年轻人”杜东宜是几经辗转打听才找到的胡家全。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他不愿留校当老师，而是一心想出来创业。出身山东的杜东宜从小就对家里的手工器具着迷，因此对匠人也有自然的亲切感。他在武汉青岛路开了一家自己的工作室“触造”，专门售卖铁质、铜质和木质的手工器具。但什么匠人才能打出他心中的物件？杜东宜寻找了很久。

胡家全介绍双耳铜锅，锅上是翻倒的锅盖

那天，风尘仆仆的杜东宜赶到胡家全的铜铺前，表明了自己的来意。为了“试试水”，他先托胡家全帮忙打了些铜碗。整整四天，杜东宜都黏在胡家全的铺子旁，记录下了他打铜的全过程：下料，淬火，钉圆心，锤碗底，打碗身，塑形，打磨，卷边，矫正，反复敲打。

杜东宜还记得那些打铜时的要点：铜碗用料要轻薄，因此落锤必须控制好力度。碗口和碗底须绕紧卷边铜丝，使人适合用手抓扣，防止烫伤。碗面和碗壁的光滑圆润是铜碗的基本要求，仅这一项就要打出千百下锤，将平整的铜片打弯，再把坑坑洼洼的铜片抚平。做活过程中，胡家全几乎不与人交流，一直潜心苦干。由于每道工序往往都要重复数十乃至上百遍，四天结束时，胡家全仅交出了五只闪着微微光泽的铜碗。

杜东宜记录的铜碗成品（图源：转转会）

自然、耐看、端正精巧，这是杜东宜对这些铜碗成品的第一印象。掌心贴上碗面的纹路，黄铜的温度瞬间与人的体温交融。铜碗周身布满缜密的锤痕，碗底落了一点模糊的光。碗是最传统朴素的样式，但因为原始，恰恰让杜东宜感受到“穿透时空的美感”。

当杜东宜夸赞胡师傅手巧时，胡家全刚收拾完工具，正点燃香烟。他吸了一口，在淡淡的烟雾背后露出笑容：“没有巧！我只是肯花时间。”在世代打铜的家庭里，“花时间”就意味着反复：反复地敲打，反复地淬火，反复地钻研。只有在反复的工序中忘却时间的流逝，才能练就匠人的定力。

“也不是没有找过其他人。”创业之初，杜东宜跑了许多地方，比对匠人们的手艺和价格。一开始，他觉得胡家全开出的价格有些高，但多方比较后，他还是选择和胡家全的铜铺合作。“别人是比这里便宜，但没胡师傅做得好。”从此，胡家全铺子里的铜器大多都被杜东宜预订，而这一订就是七八年。

杜东宜的工作室“触造”在淘宝开设的同名网店，

正在售卖胡家全制作的的双耳铜锅

八年来，胡家全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杜东宜来订铜器，他便开始敲打，偶尔有散客到店来买些零碎的铜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了看看钟爱的书籍和小说，周末和朋友咵天、聚会吃饭。由于铜器按照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定价，按胡家全的话来说，每个月的收入也就“刚好够生活”。

在这被他称为“安稳”的日子里，胡家全对自己唯一的要求便是“每天都要精进手艺”。从小小的铜勺，到圆润或细长的铜壶，再到宽口铜锅，每一件都是手艺进步和心血凝聚的外现。这八年，胡家全的锤越敲越稳，身上那股子定力也越来越沉。说着，他又举起刚刚敲打完毕的铜壶眯眼细看了一会，自言自语道：

“还要精致，这个还要做得更精致。每天都要进步一点嘛！”

一件事，一个人

作为铜匠世家最新一代的接班人，胡家全的两鬓已渐渐被风霜染成花白，但五十七岁的他至今尚未成家。“个人选择嘛，大家想法不同。”胡家全淡淡笑着，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

因为在四兄妹中排行最小，母亲以“家全”为他取名，寓意他来到这个家后，一家人就都齐全圆满。但前几年，伯父、父亲相继离世，如今胡家全成了家族里唯一会打铜的匠人，恐怕也是最后一个。这些年陪在他身边的“忠实伴侣”，只有那套祖上传下来的打铜工具。

胡家全的双手干瘦有力，手心常年布满灰尘

“一个人也好，比较自由，可以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来花楼街之前，胡家全曾也痴迷于集邮票、搞收藏。香港路古玩市场、徐东古玩城、泰宁街旧货市场，都是他喜欢转悠的地方。不过自从来了花楼街，他就和那些“费钱”的爱好告了别。“现在不能做那费钱的事了，现在应该赚钱。”胡家全点起一根烟。

到现在，胡家全已经把收藏的邮票基本卖了个干净。除打铜以外，他现在的爱好也就剩下了读书。买来的书虽然还没全部看完，却一直在家里安安稳稳地放着。他最钟爱的是讲三国历史的书，因为这最能“消磨时间”——胡家全总是用这个词形容自己常做的事，无论读书、打铜还是守着老店。

胡家全正在敲打铜壶把手

疫情期间，人口密集的花楼街实行封闭管理政策，胡家全的铜货铺也随之关门。几个月打不了铜的铜匠，心里总是记挂着店里还未完工的那些器具。所以封闭政策一解除，闲不住的他就成了花楼街第一个复工的店主，街头大门还没敞开，就把铺门开了起来。“动习惯的人，久了不做闲的慌！”尽管一连两三个月没有收入，胡家全对自己的手艺仍有着充分的自信，打趣道：“我后面生意就挺好，我可不是那么菜的。不过生意太好了也不行！生意太好不把我累——死喽？”

新腌制的腊肉已经晒在了店门口错综交织的晾晒架上，这意味着武汉的冬一天天冷了，新年也一步步近了。每到这时候，铜制烧水壶一类的东西就最好卖，胡家全也跟着忙活起来。既要赶上接订单的速度，也要把每个铜器按客户的要求做到最好。

花楼街晾晒的腊肉

他常常全神贯注地佝偻着腰，脊背一弯就是一个下午，少有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紧盯铜器的眼神淬炼得像鹰一样锐利，有时只需微微转一下手里半成品的壶身，就能敏锐地感知到哪一块铜面不够平整，并精准地落下铁锤。筋脉突起的双手常年沾染着黝黑的灰，却能在每次执起各式器具时迸发出极为沉稳的力量——这是工匠在岁月洗礼中磨砺出的珍贵宝物。

近几年，由于胡家全生产的铜器技艺精湛、质量过硬，慕名来到花楼街登门拜访“武汉最后一间铜货铺”的人一直络绎不绝。不过，胡家全很少为这些拜访者停留。手里的铜器没打完，他就一个人在铺面里不声不响地专心做活，鲜少与人搭话；要是当天的活做完了，他就和来者挥挥手，留下一句“我下班了，该吃饭去了！”便洒脱地大步离开。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生活，反倒让胡家全孑然一身轻，在日复一日的铜铺经营中自得其乐。

“下班”的胡家全，推着铜器回家

花楼街计划拆迁的告示撕了又贴，这间传了三代的铜铺也早已上了年纪。“我是为了好玩才在这里做。花楼街一天没拆，我就在这里再打一天嘛！做到这里拆了就不做了撒，过几年也做不动了。”胡家全抬头瞥了一眼对街，语气释然。他手中的铜壶口已经渐渐收成了标致的圆弧，在阳光下泛着紫红锃亮的光泽。

饭点就要到了，花楼街又变得熙熙攘攘。街的那头，卖菜摊主正和拎着烧鸭的主妇激烈还价，鱼摊老板小声嘟囔着捉回一条蹦出泡沫箱的草鱼，小贩的喇叭开始重复播放用乡音录下的叫卖。

到饭点的花楼街，吆喝声与打铜声交织

佝偻着背的胡家全蹲在铜货铺门口，用一锤接一锤的“叮叮当当”为这曲盛大轩昂的交响乐写进跳跃的音符。富有规律的锤音在门前每一块青石板的罅隙流淌，随后被流逝的时光吸收、渗透，慢慢与这条老街每一次微弱的呼吸声融为一体。

虢妍君 2019级新闻学专业本科生

雷雅麟 2019级新闻学专业本科生

指导老师：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