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钧

七月的乡场，与从前大不同了。

早些年，天麻麻亮，四里八乡的人就挑着担子，背着背篓往街上赶，背篓碰背篓，人声搅成一锅粥。如今，要等到日头爬过山头，十来点钟，才有人慢悠悠地来，不紧不慢的，像赴一个不太要紧的约。到了十二点，日头正毒，人便像潮水退去，前后不过两个钟头，快得让人来不及热闹。场像一个打了长长哈欠的人，来得迟，走得早，中间那一小会儿，像打了个盹就过去了。

我十点到场。街心那一截已经摆开了，可人还是不多。稀稀拉拉的摊子，像掉了几颗牙的嘴，说话都漏风。

场口支了几个卖夏装的摊子。竹竿挑着塑料布搭的棚，底下挂着一排排花花绿绿的短袖衫、大裤衩，几双塑料凉鞋用绳子穿了挂在最前头，鞋底的味道混着塑料的热气，一股一股地扑出来。一个中年汉子光着膀子坐三轮车边上，面前铺一块蓝布，上头摆着各色凉鞋。他拿蒲扇呼啦呼啦摇着，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前胸后背亮晶晶的。

有个老头蹲在摊前，脱了脚上那双后跟磨偏了的旧凉鞋，换上一双新的。他站起来踩了踩，又弯下腰捏捏鞋底，指头在上面摁了又摁，像在试探一个承诺的真假。问价的时候声音低低的：“十三块卖不卖？”汉子摇着扇子：“十五，最低了。”老头坐回去，把新鞋脱了，拿起旧鞋翻来覆去地看，不吭声。旁边他老伴催：“买嘛，你那鞋底都要通底了。”他又磨蹭了一会儿，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票子，手指有些抖，一张一张数出十五块，递过去时叮嘱了一句：“要穿得久哈。”

“穿起发财！”中年汉子附上一句。

几个中年妇人围在短袖衫摊前，挑挑拣拣，拿起一件在身上比一比，又放回去，再拿另一件。摊主嗓门亮得很：“这件棉的，吸汗，三十五，你到城里商场看看，八十九十拿不到！”旁边一个就帮腔：“三十卖不卖？”摊主叹口气：“今儿头一个主顾，三十给你，给你”“穿起发财！”便扯个塑料袋装了，哗啦一抖。

这讨价还价的声音，大概是场上最有生气的声音了。

卖菜的都是些老人了。豇豆一扎一扎码得齐齐整整，紫皮茄子圆滚滚的，嫩南瓜顶着小黄花。一个老婆婆蹲在摊后边，拿蒲扇慢悠悠地赶苍蝇，眼睛却一直望着街口转弯的地方。每过来一个人，她那松弛的眼皮就抬一抬，看清楚了又垂下去。脚边搁着两个塑料袋，一袋是苹果，一袋是饼干，扎得紧紧的，像等什么人——等了整整一上午了，那个人终究没来。她旁边坐着孙子，大约六七岁，拿根树枝在地上画格子，跳来跳去。老人喊一声：“莫跑远了。”

“嗯。”孩子应一声，又跳起来。祖孙俩中间隔着几筐青菜，也隔着几十年的光阴。

炸洋芋的摊子支在老皂角树下。黑铁锅里的油是陈的，颜色暗沉，却有一股滚烫的、裹着焦香的味儿往人鼻子里钻。洋芋切了滚刀块，下锅时滋啦一声，白烟腾腾蹿起来，热浪扑在脸上，烫得人往后一缩。掌勺的胖大嫂，围裙上油渍麻花的，汗顺着腮帮子汗湿了上衣。旁边一锅炸豌豆粑，金黄金黄的，捞起来搁铁丝架子上沥油，油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滚，慢得像舍不得走。几个半大孩子围在跟前，攥着揉皱的纸票子，眼巴巴地咽口水。一个穿校服的女孩递过一块五，接过三个粑粑，小心地捧着，吹着气，一小口一小口地咬，那模样，像是要把这滚烫的香味一口一口存进肚子里去。

临街阶沿上，坐着个卖叶子烟的老农，那是全场最扎眼的人。七十多岁的样子，黑瘦得像一根干柴，肋骨一条条凸着。蓝布衫子的扣子全敞着，露出干瘪的胸脯，嘴里叼一根铜嘴烟杆，黄铜烟嘴磨得锃亮，含在缺了牙的口里。面前塑料布上，摆着一卷卷叶子烟，用稻草扎着，齐齐整整，金黄金黄的。凑近了闻，有一股呛人的、干烈的辣香，像晒透了的泥土掺了野薄荷。他身上味道更杂，汗碱的咸、烟油的涩、旧棉布吸饱了日头后的那种闷闷的暖，混在一起，说不清。

有人蹲下来问价，他把烟杆从嘴里抽出来，用烟杆头点点那些烟卷，说：“五十块一斤，自己种的，不掺假。”说完又塞回嘴里，眯着眼吸一口，烟雾从鼻孔里慢悠悠冒出来，浓白的一团，在面前缭绕了许久才散。买的人拿起来闻闻，讨价：“三十块，卖不卖？”他也不急，吐一口烟圈，慢吞吞说：“四十块。”两个人一来一回地磨着，像两个老棋手在对弈，谁都不肯先落子。我看了好久，他卖的不仅是烟，更是时光。

一只土鸡，脚和翅膀都捆绑了稻草，脸红红的，咕咕地叫，混着鸡粪和谷糠的气味。旁边站着个老头，花白头发长长的。他那双手，关节粗大，指头弯着，是弯了一辈子的手，再也伸不直了。来来回回的人从他跟前过，偶尔有人停下来看看鸡，摇摇头走了。他也不急，就那么站着，像一截树桩。

街那头，一个老奶奶牵着小姑娘慢慢地走。小姑娘扎两个羊角辫，举着一串糯米粑，吃得满嘴油光。老奶奶身穿兰花衬衫，花白的头发有些蓬松。她走得很慢，眼睛四处看着，那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像是在找从前的影子，又像是知道找不着，只是习惯了看一看。

我站在油炸粑摊前，要了两块钱的。新出锅的粑粑，外头酥得掉渣，里头糯得粘牙，一口咬下去，滚烫的油香直冲鼻腔，那股焦脆的、裹着菜油和糯米清甜的味道，顺着嗓子眼一路暖到胃里去。忽然就想起妈妈。五十年前，也是这样的三伏天，妈妈带我来赶场。那时候的场，哪像如今这般冷清。从街头到街尾，人挤得水泄不通，卖布匹的、卖针线的、卖草药的、卖牲口的，吆喝声一浪高过一浪。铁匠铺叮叮当当，劁猪匠铜哨子吹得尖响，油锅滋啦声整天不断。有人在街心围成一圈看耍猴，猴儿翻跟头，铜锣敲得震天响。妈妈拉着我的手，怕被人群挤散了。走不动了，就在这棵皂角树下歇脚。树还没这么高，荫凉却是一样的浓。妈妈买两个油炸粑粑，我吃一个，她吃一个。她总把自己那个掰一半给我。那时候她掰给我的那一半，比这一个更烫、更香，也更软。

可如今呢，场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话声音越来越小了。

从前赶场，不光是买卖，还是四乡八里的人们聚一聚、聊一聊的日子。张家娶了媳妇，李家添了孙子，哪块田稻子壮实，哪家牛下了崽——所有的消息都在场上流动，像一条看不见的河。如今这条河快要断流了。我留意了一下，赶场的人里头，二十到四十岁的人，两只手数得过来，充其量，加上脚趾是绝对数过来的。年轻人都不见了。他们去了城里，在流水线上站着，在工地上搬砖，在城里买了房，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趟。剩下这些老人，守着几亩地，守着这个场，守着这棵皂角树，守着晚年。

日头还没到正当顶，场上已显出散的意思了。卖菜的婆婆把剩下的菜往背篓里装，茄子豇豆还剩下少许。她一样一样地捡——豇豆拢一拢，茄子码一码——动作慢得像在跟时间商量，能不能再宽限一会儿。脚边那两袋苹果和饼干，她看了最后一眼，还是拎起来塞进背篓，没有送出去。炸洋芋的大嫂看看锅里的油，熄了火，铲子刮着锅底，吱——吱——，一声比一声空。卖凉鞋的汉子把地上试过的鞋拢到一处，用绳子穿了挂起来，蓝布一收，鞋子哗啦全倒进蛇皮袋里。那卖叶子烟的老农跟前还剩下两卷烟，他也不急，依然叼着烟杆，一口一口地吸，烟雾越来越淡，像嗓子里的最后一口气。他吸的是烟，也是寂寞。

十二点刚过，人差不多走光了。像一出戏唱到一半突然停了锣鼓，台下的人还没回过神，台上就空了。卖菜的背篓里的菜没卖完，颤颤悠悠的。炸洋芋的大嫂拎着油桶，骑上电动车，突突突地开走了。卖夏装的汉子竹竿一收，塑料布叠了叠，往三轮车上一扔，也突突突地走了。那老农终于站起来，把剩下的两卷烟捆好，夹在胳肢窝里，铜嘴烟杆别在裤腰带上，光着上身，慢慢往街那头走去。他的背微驼，走路两只脚分得很开，大概是挑担子挑了一辈子的缘故。日头正毒，照在他背上，黑黑的皮肤泛着油亮的光。

街心空出来，几只瘦狗跑过去，追着一片被风吹跑的塑料袋。地上散落着几片菜叶子、一根稻草、一个揉皱的纸碗、一条不知谁掉的塑料凉鞋的鞋带。风一吹，纸碗轱辘辘滚了几圈，停在一摊油渍旁边。

从前赶场，赶的是个“闹”字，闹哄哄的，热气腾腾的，人和人挤在一起，话和话碰在一起，日子就有了声响。如今呢，人少了，话也少了，安安静静的，连讨价还价都软绵绵的，像隔了一层棉花。那些花花绿绿的短袖短裤、塑料凉鞋，曾经是场上最热闹的风景，如今只剩稀稀拉拉的几句讨价还价，风吹过就散了。

可日子还得过。那卖菜的婆婆，把没卖完的菜又背回去，苹果和饼干也背回去了，明天一大早还要去下一个场。那炸洋芋的大嫂，锅刷得干干净净，下个场天油锅还要烧起来。那卖夏装的汉子，三轮车开走了，下个场天又会在老地方支起摊子。那皂角树，不管有没有人看，年年都发新芽，春天抽出来的叶子嫩得像要滴水，夏天绿得泼泼洒洒，荫凉罩着底下几代人。

蝉声又响起来，嘶嘶的，像是要把这七月叫穿。太阳悬在正当顶，白花花的一片，晒得柏油路发软，晒得树影子越来越短，越来越淡。

我走出老远，回头望了一眼。街上已经空了。那棵皂角树还孤零零地站着，树冠蓬蓬的，像一把撑开的绿伞，守着空荡荡的街——守着这个十点才来、十二点就散的场，守着那些还没卖完的菜、还没抽完的烟，和那些再也等不回来的人。风过时，树冠晃了晃，洒下几片叶子，落在地上，轻轻的，没有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