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防总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62年成立的“长江中游防汛总指挥部”，当时只管湖北、湖南两地。

1969年，更名为“长江中下游防汛总指挥部”，范围逐步扩大到五省一市（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996年，上游四川、重庆加入，改为“长江防汛总指挥部”，管理全流域。2007年，因长江流域旱灾增多，再次更名为“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三峡大坝泄洪（向红梅 | 摄）

长江防总的办事机构设在长江水利委员会，自1985年以来，总指挥基本上一直是湖北省省长。常务副总指挥由长江委主任担任，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沿江省市的分管领导担任副总指挥。

长江流经这么多省市，为什么总指挥一直是湖北省省长？

湖南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聂芳容曾向媒体解释：“长江中游将近1000公里的河段基本都在湖北省境内，防汛方面的问题也牵涉到湖北一带。同时，位于湖北荆州的荆江大堤是长江防洪的重点地段，因此，一直由湖北省长来担任长江防汛的工作。”

长江在荆州市流程483.48公里，占湖北省的45.6%，占整个长江中下游的17.4%；荆州拥有的长江干堤长度为904.87公里，占全省57.9%。由湖北省省长来统筹调度，包括三峡水库的防洪调度，是责任与地理的匹配。

长江水位下降， 武汉天兴洲滩涂裸露（朱熙勇 | 摄）

但2016年7月到9月，也有过一次“例外”。当年6月末，时任湖北省省长王国生调任青海省委书记，新省长尚未到任。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国家防总下发通知，同意由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担任长江防总总指挥。

这是近30年来唯一一次由省委书记兼任的情况。两个月后，李鸿忠调任天津市委书记，总指挥再次换人，惯例恢复。

“省长挂帅”并非长江独有的安排，而是中国七大江河流域防汛抗旱指挥体系的基本模式。

在长江防总之上，是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防总）。国家防总通常由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担任总指挥，办公室设在应急管理部，负责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在国家防总之下，为应对跨省区的流域性洪水和干旱，我国设立了七个流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覆盖了主要江河。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一般以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汛期也有差别，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

2022年，珠江流域广东韶关一村庄被淹（邓华 | 摄）

进入4月以来，南方多个防总相继召开会议，部署相关工作。

4月8日，2026年珠江防总工作会议召开，珠江防总总指挥、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韬出席会议并讲话。

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于2006年7月成立，是我国首个将防汛抗旱职能统一管理的流域指挥部。珠江水系由西江、北江、东江、珠江三角洲诸河组成，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区），办公机构设在珠江水利委员会，总指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担任。

黄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成立于2007年6月，办公机构设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总指挥由河南省省长担任。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区）。河南省地处黄河下游“豆腐腰”河段，防洪压力巨大。

进入汛期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李安 | 摄）

4月28日，海河防总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王正谱，也主持召开了2026年海河防总工作会议。

海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于2008年成立，办公室设在海河水利委员会，总指挥由河北省省长担任。海河是中国华北地区主要的大河之一，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内蒙古等八省（区）。

松花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前身为松花江防汛总指挥部，2009年更为现名。办事机构设在松辽水利委员会，总指挥由黑龙江省省长担任。松花江流域位于东北地区中北部，主要分布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也有一小部分位于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松花江富锦段一处水域的天鹅和水鸟（曲玉宝 | 摄）

4月28日，海河防总开会同一天，淮河防总总指挥、安徽省长王清宪，也召开了淮河防总2026年工作会议。

2009年10月，国家防总决定将“淮河防汛总指挥部”更名为“淮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机构设在淮河水利委员会，总指挥由安徽省省长担任。淮河流域地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安徽处于淮河中游，是淮河行蓄洪区的核心区域。

最新成立的是辽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2023年底，国家防总批准将原有的辽河流域防汛抗旱协调领导小组升格为辽河防总，办事机构设在松辽水利委员会，总指挥由辽宁省省长担任。辽河是中国东北地区南部河流，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四省区。

梳理七个流域防总的设置，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分合”现象：总指挥所在省份与办事机构（流域管理机构）驻地省份，并不总是一致。

可以分为两类情况。第一类是“驻地与指挥同省”。长江、黄河、淮河防总均属此类。

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的“雨帘”奇景（朱熙勇 | 摄）

长江防总，由湖北省省长任总指挥，办事机构位于武汉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防总，由河南省省长任总指挥，办事机构位于郑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淮河防总，由安徽省省长任总指挥，办事机构位于蚌埠的淮河水利委员会。

这通常意味着，这些省份既是流域管理机构的“大本营”所在地，也在该流域的防洪体系中处于最核心、最关键的位置。

第二类则是“驻地与指挥分省”。这包括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四个防总。

海河防总总指挥是河北省省长，但日常办公机构在天津；珠江防总总指挥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但日常办公机构在广州；辽河防总总指挥是辽宁省省长，但日常办公机构在吉林长春的松辽水利委员会；松花江防总总指挥是黑龙江省省长，日常办公机构同样在长春的松辽水利委员会。

这种“跨省”格局背后有历史原因。海河水利委员会驻天津，源于天津是海河五条支流汇流入海的要冲；珠江水利委员会驻广州，因为广州是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也是流域水利管理的历史中心；松辽水利委员会驻长春，则是因为松花江和辽河两大流域在水利管理上长期由同一机构统筹，长春作为东北地理中心，便于兼顾两条大河。

辽宁省昌图县三江口镇的辽河流域（姚剑峰 | 摄）

总指挥的人选，并不总跟着驻地走，而是跟着防汛抗旱责任最重、流域关键段所在省份走。海河流域虽然地跨八省区，但河北是防洪重点省份；珠江流域虽然涵盖五省区，但广西地处西江上游，对全流域调度至关重要；辽河和松花江虽然办公室同在长春，但辽宁和黑龙江分别是各自流域的防汛核心责任省份。

也就是说，流域委员会的驻地选择，更多考虑的是历史沿革、地理枢纽和机构统筹；而总指挥的人选，更多考虑的是行政责任与流域关键段的匹配。两者不一定重合，但各有各的逻辑。

从长江到黄河，从淮河到珠江，“省长（自治区主席）挂帅”的流域防汛抗旱指挥模式，就是让防洪抗旱压力最大、利害关系最直接地区的行政主官，成为流域协调的第一责任人，从而最大限度确保政令畅通、协调有力，守护大江大河的安澜。

2025年，汉口江滩被淹成“水上乐园“（薛婷 | 摄）

撰文｜何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