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平

这些天气候异常，中午时穿件薄外套就行，但早晚又得穿羽绒服。这不，一早起来，推开门，感觉一股寒气直扑面门，不由得打了个哆嗦。这才农历十月，风里已带了铮铮的骨劲儿，吹在脸上，像钝刀子刮。回身翻出那件穿了多年的羽绒背心套上，又给妞妞裹严实了，才骑上电动车送她上学。车一启动，风便没了顾忌，专往领口、袖口这些薄弱处钻，脖子下意识一缩——天冷了，想念父亲。

从前，每每天气骤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父亲。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总是平稳的，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慢半拍地应和：“我知道，没出去。”父亲有心血管疾病，医生说最怕温差。我总不放心，仿佛多叮嘱一句，就能把那无形的风险推远一寸。后来想想，那电话里翻来覆去的几句话，与其说是叮嘱他，不如说是安我自己的心。

给他买衣裳，是桩难事。早几年我还兴致勃勃地挑，羊绒的、加厚的、轻暖的，买回去，总落埋怨。“我有得穿，花这钱做么事？”下次回去，那新衣服还叠在柜子里，原封不动，标签都没剪。他身上穿的，永远是那几件磨得发白的旧外套，袖口起了毛边，却洗得干干净净。后来我学乖了，不再买新的，只把自己穿得半旧、但依旧暖和的毛衣、夹克带回去，说是“我穿着小了，丢了可惜”。他这才肯上身，一边穿一边还念叨：“你们年轻人，就是图个新鲜。”可我看得出来，他眉眼是舒展的。他并非抗拒温暖，只是抗拒那份成为“负担”的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