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我的祖父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以其坚定的信念、卓越的智慧和不懈的奋斗，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国统区工作、推动大别山地区的抗战以及代表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等诸多领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既坚守原则，维护党的独立性，又灵活应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他对党无限忠诚，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始终胸怀全局、坚守信念，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也为大别山精神的延续提供了光辉典范。在此，我想讲述祖父在全面抗战初期（1937—1938年）深入大别山整编抗日武装，以及在抗战末期（1945年）远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两段重要经历。

挺进大别山：整编武装与凝聚力量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揭幕。8月，党中央决定在西安、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成立由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组成的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加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9月，时年51岁的董必武肩负重任，毅然离开延安，奔赴武汉，途中历经艰辛，甚至冒雨穿越沼泽地带。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记载:“他曾经是西北苏维埃的临时主席，现在则是到西安办事处做事。在五十一岁的高龄，仍过着红军的艰苦生活，一点也不对这沼地屈服。”这种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正是他投身抗战洪流的写照。

抵达武汉后，祖父的首要任务是开展统战工作、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及创办《新华日报》。他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内进步力量，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阐述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紧迫性，竭力争取最广泛的抗日力量。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武汉爱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惮。

在创办《新华日报》的过程中，祖父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他积极参与报纸的创办和编辑。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时，祖父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这既是对报纸的期许，也指明了其战斗方向。他几乎每日为报纸撰写评论文章，笔耕不辍。家乡友人蔡寄鸥曾感叹:“（董必武）地位较高，但是每月俸禄不过三四十元的光景。新华报上，每天有他的论文。他虽然是五十多岁的人，每天奔走忙，写作忙，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他的做事精神，的确是让人佩服的。”他的文章有力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与此同时，祖父高度重视军队建设和党对军队的领导工作。为此，他两度亲赴家乡黄安（今红安）所在的鄂豫皖苏区。

1.第一次黄安行：争取补给与整编新四军

1937年10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祖父便通过与国民党的艰难谈判，为活动在鄂豫皖地区的高敬亭、傅秋涛两支红军游击队，争取到国民党当局的军饷和物资补充。

高敬亭（1907—1939）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这位贫农出身的革命者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入党后长期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他率部留守开展艰苦的游击战。1935年2月在太湖县凉亭坳会议上，他将分散的游击队整编为红二十八军并担任政委，成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10月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高敬亭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他本人担任支队司令员。

1938年二三月间，董必武与叶剑英亲赴黄安七里坪（四支队驻地），检查高敬亭部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及准备开赴敌后战场的情况。这是祖父为抗日事业第一次重返家乡。除了黄安，他还深入黄冈、麻城等地，积极为这两支抗日队伍募集物资，成功募得棉背心1000件及大量毛线衣、袜子、毛巾，显著改善了部队给养。

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长江局领导人的直接关怀和精心筹划下，高敬亭部由抗战初期的2000余人发展到3100余人，傅秋涛部由八九百人发展到1500余人，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1938年2月起，高、傅两部相继开赴皖中舒城、皖南岩寺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的重要战斗力量。

2.第二次黄安行：化解危机与坚定信念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叛逃投靠国民党。中共中央果断开除其党籍。然而，率部驻守安徽舒城的高敬亭，因对张国焘问题认识不清，对中央决定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对张国焘表现出同情，并一度将战斗力较强的四支队手枪团滞留身边，未及时开赴前线，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也心存不满。

面对这一严峻局面，祖父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于四五月间从武汉冒险赶赴安徽舒城东蒋冲高敬亭驻地。此行路途遥远艰险，需穿越国民党桂系防区和土匪出没区，其中从舒城到东蒋冲更需翻山越岭步行80余里。祖父不顾辛劳安危，与警卫员日夜兼程抵达。初到时，高敬亭态度冷淡，甚至限制祖父接触基层干部，祖父以极大的耐心和坚定的原则性，进行了七天七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广大指战员理解了中央的方针和张国焘的错误，高敬亭本人也初步认识到自身问题，表示服从中央领导和新四军指挥，释放了被排斥的干部，并将手枪团改编为教导团开赴前线。祖父成功化解了一场潜在危机，稳定了部队，完成了中央和长江局的重托。

返程途中，为勘察地形为游击战做准备，祖父一行绕道金寨、黄安，徒步翻越大别山返回武汉。这比他来时走的路程更为艰险，也是他短时间内第二次回到家乡。在黄安县城，他会见各界人士，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在县立第一中学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向群众宣讲抗日主张。

归途险象环生。途经黄安西倒水河时，河水暴涨，祖父一行效仿红军长征巧渡嘉陵江的办法，挤入一个杀猪用的大木桶（高约1.5米，宽约0.7米），由警卫员以木板为桨，顶着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奋力划向对岸。在名为“七十二道水不干”的山路地段，更是跋山涉水，异常艰辛，祖父脚磨起泡，腿走肿了，却毫无怨言，拄着木棍坚持前行。

除了上述工作，祖父在武汉期间还克服恶劣环境（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在湖北应城汤池和黄安七里坪举办干部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敌后游击战骨干，并对办事处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那种赴汤蹈火、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同志。

亮相国际舞台：旧金山会议上的中共声音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为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根据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的决议，中、苏、英、美四国宣布将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成立联合国组织。

中国代表团由十位代表组成，包括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首席代表）、外交家顾维钧（时任驻英大使）、法学家王宠惠（时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外交官魏道明（时任驻美大使）、学者胡适（前驻美大使）、中国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君劢、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璜、无党派代表吴贻芳（时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大公报》副总编辑胡霖，还有中共代表董必武。

1.来之不易的代表席位

祖父作为代表团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代表，其入选过程殊为不易。中国共产党多次致函国民党政府及美国方面，严正指出国民政府无权单独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强调代表团必须包含共产党等党派，否则将不承认其合法性。最终，通过不懈努力争取到这一宝贵席位。

2.艰辛旅程与重任在肩

赴美旅程本身就充满挑战。时值战争末期，国际交通条件恶劣。国民党代表搭乘团长宋子文的私人专机直飞美国，而祖父则被安排乘坐没有固定乘客座位的小型军用机，辗转飞行：先到印度加尔各答，再转飞中东，横跨非洲，飞越大西洋至巴西，最后北飞至纽约。1945年4月21日，经过十天的长途颠簸，跨越四大洲，祖父终于抵达纽约。稍作休整后，又于4月24日飞赴旧金山参会。旅途之艰辛，对年近花甲的老人而言，可想而知。

3.在美214天：宣传、统战与历史性签名

祖父在美国停留了214天（1945年4月21日至11月20日），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在美工作时间最长者。他的工作远不只是参加为期两个月的联合国制宪会议（4月25日至6月26日），还包括：

旧金山会议期间（4月24日至7月2日）：祖父作为联合国制宪会议第三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讨论，尤其关注安理会相关提案和托管制度问题，努力为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权利。他曾在诗中写道：“争论中心为委托，商量大事不糊涂”，生动反映了他认真履职、坚持原则的态度。

纽约及周边活动（7月2日至11月20日）：会议结束后，祖父并未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美国继续开展广泛的国际统战和宣传工作。

4.一份珍贵的账单：见证清廉与奋斗

幸运的是，祖父在美期间详细记录了全部经费收支，留下了三页珍贵的账单（现存于红安县董必武纪念馆）。这42项收支（收入20项，支出22项），不仅是一份财务记录，更是一位老共产党人工作、生活状态和崇高思想情操的生动写照。

收入来源体现了多方支持与个人节俭：总收入为57784美元、10000元法币、2200卢比。其中，美元来源除正常的会议经费外，还包括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赠，以及祖父和随行人员节约下来的置装费、生活费、交际费和旅费。

支出彰显工作重心：总支出52301.64美元、10000元法币、238卢比。美元支出除必要的生活、置装费外，主要用于两大方面：一是印刷宣传品（特别是5000册中、英文版的《中国解放区实录》）和资助爱国报刊二是为《新华日报》购买印刷机。卢比仅用了十分之一，体现了勤俭节约的精神。

结余带回国内：最终，祖父将结余的5482.36美元和1962卢比悉数带回国内。

5.宣传中共主张，争取国际理解

开展《中国解放区实录》的编写和散发，是祖父在美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向国际社会及海外华侨全面、系统地介绍解放区在党的领导下抗击日寇的光辉战绩，以及在军政、经济、文教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祖父在“导言”中阐明初衷：“中国现在正在和其他同盟国进行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同盟国中间有更好的互相了解，将无疑地会增强我们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执行的政策和措施，曾为一些人所歪曲和许多人所误会。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帮助同盟国的朋友们明白这些事实。”这本小册子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多国际友人和华侨由此加深了对中共的理解与同情，甚至主动捐款支持。

6.深入侨社，凝聚侨心

祖父高度重视对华侨华人的工作。他不住豪华酒店，而是住在普通华侨家中，自己做饭洗碗（既密切联系群众又节省经费）。他深入旧金山等地的华侨社区，访问中华会馆、中华学校、华人医院，出席华侨社团会议并多次发表演讲（如宣讲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详细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阐述中共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以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些活动使广大海外侨胞深受感动和鼓舞，认清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本质，纷纷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

7.拓展国际影响

祖父还积极面向国际社会发声。他会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史沫特莱、赛珍珠等，并接受《纽约时报》《圣彼德斯堡时报》《平等》等外媒的采访，向美国民众传递中共的立场和政策。他的活动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美联社曾将他列为与会各国282名正式代表中“最具影响力”的16人之一。

8.历史性的一刻

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上，祖父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庄重地用毛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笔，不仅标志着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永久镌刻下了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的历史性时刻。他为筑就民族与国际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为最终实现抗战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在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回顾祖父在烽火岁月中的这两次重要事件，不仅是对历史的深切缅怀，更是对崇高精神的汲取与传承。无论是深入险境整编武装、化解危机，还是远涉重洋、在国际舞台为民族发声，都充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卓越的斗争智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他的事迹与精神，如同不灭的灯塔，永远激励着我们后辈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董绍壬，作者系董必武长孙，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会长。稿件原载于《湖北文史》11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