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在华中敌后、武汉外围地区创建发展起来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它处于中日正面战场的前沿、日军的近后方，战略地位突出，长期孤悬敌后，在中原的敌后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诞生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区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是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崛起于中原敌后的。诞生伊始，它就在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棋盘上显示出特殊战略地位，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6个抗日根据地。为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生力量，渡过战争难关，阻滞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敌人之目的，中国共产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强调指出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决定反攻的因素是在相持阶段增加的伟大的新生力量，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在广大地区仍能广泛地发展。

然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绝非易事。在中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前线、敌人的后方创建人民军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则困难更多。在武汉会战中，日军调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5个航空团和140余艘舰艇，兵力达40万之众。日军占领武汉后，即屯以重兵，并以此为中心沿着长江、汉水、铁路、公路等交通线辐射展开，在大小城镇安设据点，控制城乡交通要道，进行点、线占领，将武汉外围的沦陷区分割成一个个小“豆腐块”，并竭力组织伪军及伪政权，实行殖民主义统治。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称：截至1940年底，占据武汉地区的日军——“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军”，仍有第三、四、六、十三、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四十等8个师团和第十四、十八等2个旅团，共21.8万人。这时，日军曾对其兵力密度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若以华北占领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武汉地区则为9，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由此可见，武汉地区是当时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区。

就在这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区，燃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烽火。在武汉沦陷前后，豫南、鄂中、鄂东和鄂南各地党组织，开展了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斗争。1939年1月至10月，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和中原局对中原敌后抗战的战略部署，李先念、陈少敏、朱理治和任质斌等先后率部队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南下，大胆地向鄂豫边之敌后挺进，会合我党在武汉沦陷前后组织起来的各路各支武装，经过1939年4月组建新四军挺进团、1939年6月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曾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统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使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终于在1940年1月创建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为鄂豫边区拥有万人之师的主力游击兵团。同时，建立了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并以边区党委和纵队的主要领导干部组成了统一领导全边区党政军民工作的军政委员会，由朱理治任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和挺进纵队政治委员（1940年3月朱理治去延安后，由任质斌代理），李先念任挺进纵队司令员，陈少敏任边区党委代理书记。

对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这支伟大的新生力量的诞生，中共中央及时给予高度评价。1940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胡服（刘少奇）、新四军、朱理治电中指出：“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5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又指出李先念等曾强硬地抗议国民党破坏抗日的行为“就是好例”，并对“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等作了充分肯定，指出其“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些高度评价，对正在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经中央肯定和传播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之新鲜经验，又对作为战争枢纽的阶段促进增加新的力量，发展华中、华南的抗日根据地，产生重要的示范影响。

截至1940年底，全国共建成敌后抗日根据地15个，遍布于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占区，其中鄂豫边区开辟了豫南、鄂中根据地和鄂东游击区，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达10万人，还有14.4万余人参加了抗日群众团体。在开辟这一敌后战场的近两年中，边区新四军高举抗日大旗，先后对敌作战243次，歼灭伪军（包括毙、伤、俘与争取投诚反正）1.36万余人，树立了新四军的军威，使日本侵略者在其侵华战争最大的正面战场前沿直接受到来自敌后根据地战场的牵制和威胁。

构成了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

朱德1945年4月在《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谈到战略相持阶段时指出：“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1943年，竟占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这就是相持阶段的实际。”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也同兄弟部队、兄弟抗日根据地一样，经受了敌我相持阶段这一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考验，并以任何反革命势力都无法遏制、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住的强大生命力，不断巩固并向前发展，成为全国抗击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的抗日根据地战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1年至1942年，解放区战场粉碎了日军的“总力战”和“扫荡”“清乡”“蚕食”政策，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最艰难的岁月。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决定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其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由李先念任师长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1941年7月起代理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在暴风雨中边战斗、边整编的新四军第五师于4月5日在白兆山地区组建完毕，随即迎着严重困难而上，以无比英勇的战斗姿态，同鄂豫边区人民一起顽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伪包括1942年12月围攻大小悟山之万人大“扫荡”在内的频繁“扫荡”“清乡”和“蚕食”，并开创了部队、根据地齐发展的局面。在这两年中，五师部队发展到2.35万人；边区根据地除坚持了鄂中、豫南的发展之外，又先后发展了鄂东、鄂皖边、襄西和鄂南，总人口达473.5万余人（基本区216.4万余人，游击区257.1万余人）。由于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迅猛、战略地位突出，从1942年7月起，中央决定五师及边区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刘少奇在1942年的工作报告中，再次肯定了“五师与鄂豫边区党委的工作”。他说：“鄂豫边区的党在完全没有（成连以上建制的红军）基础的条件下，创立了大的武装部队，并建立了相当大的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直到汉口近郊，在不断的战斗中打击了敌伪，锻炼了部队的战斗力，胜利坚持了武汉附近的抗战，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在解放区战场的抗日力量进入再上升时期的1943年，李先念于1月正式就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仍兼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并由他与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等组成领导核心，率领边区党政军民又开创了新的大发展局面。其中特别是开辟了襄南敌后根据地，发展了以洪湖苏区为中心的河湖港汊游击战争，并恢复了襄西（这里在1942年曾变为游击区），还在洞庭湖滨建立了以桃花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至此，这一敌后战场胜利地形成了从四面八方对武汉的战略包围。五师部队发展到近4万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所辖地区扩大到51个县（其中基本区14个县，游击区37个县），总人口猛增至1020余万人（基本区420余万人，游击区600余万人），并在21个县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600万以上的人民群众参加了自卫队、基干队、农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组织。

“我五师李先念部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及平汉路之两侧，北则肩摩皖豫，南则襟带江汉，远出挺进，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亦五年矣。”这是新四军军长陈毅1943年7月在《新四军在华中》一文里记叙的一段激扬文字。在战略相持阶段的这5年里，据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新华社报道：“鄂境李师（新四军第五师）对敌作战达3300余次。”1945年5月，陈毅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新四军抗战始末》的发言时，

又特别列举了“从1942年春到1943年末”在江南、江北和“在湖北如孝感、黄陂、黄安（今红安）、应山（今广水）、汉川、应城、潜江等地，进行两个整年的‘清乡’与反‘清乡’的残酷斗争。这些地区的敌我斗争成为华中敌后的最前线决定胜负的场所，其紧张斗争的场面与敌寇进攻的华北各解放区的残酷达到同等程度。”

另据1943年8月中共内部通报的《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记载：

截至1943年6月，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的总兵力有36个师团、60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了21个师团、35万人，占侵华日军的58%。其中在华中，日军有14个半师团、24万人，新四军抗击了47%。而新四军第五师，则抗击了驻武汉、黄冈、黄陂地区的第六师团，汉川、云梦、潜江地区第五十八师团等两个师团的全部；抗击了驻信阳、孝感、随县、礼山地区第三师团的50%；抗击了驻岳阳、通城、大冶、咸宁地区的第四十师团，和九江、蕲春沿江地区的第六十八师团，以及沔阳、监利、华容、石首地区独立第十七旅团等两个师团、一个旅团的30%；还抗击了驻钟祥、荆门、江陵地区第三十九师团的20%。此外，驻宜昌、沙市、当阳地区的第十三师团，材料中将其全部列为为国民党军队所抗击，实际上新四军第五师也抗击了一部分。按照这份材料所列数据及其统一的算法来计算，新四军第五师及其根据地鄂豫边区这时共抗击了日军3个半以上的师团，共约6万人，分别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0%，占全国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总数的17%，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25%，占武汉地区日军（材料中所列的7个半师团，计12.5万人）的48%。

由此充分说明，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已发展到在华中、在全国解放区战场、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1943年底，日军在武汉地区的兵力增至15万人以上，伪军达4万余人。在这年下半年获得新发展的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则抗击了更多的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发挥的战略作用亦更大。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当时曾以“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的评语，作为对第五师及其根据地的嘉奖。

  有力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

国民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统一体中互相依存而又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在战略上是相辅相成的。包括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内的敌后战场，在相持阶段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从战略上最有力地配合、协助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

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前身部队，始终把协同正面战场作战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

1940年五六月间，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了枣宜会战，攻占了宜昌，并以宜昌为基地，不断向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这使蒋介石集团陷入抗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是最动摇的时候。值此严重关头，同八路军在华北发动著名的百团大战相呼应，刚诞生不久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即果断挥师西进，于6月下旬一举攻占了伪军据守的鄂中交通枢纽坪坝镇，继而在七八月间连续开辟了京山南山、襄西和天（门）西敌后战场，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火烧到了前线敌军的后方。同时，豫鄂挺进纵队和边区党委又发动政治攻势，于8月争取了在武汉西大门汉阳的伪军1500余人反正，更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日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抽兵力对付我军。

7、9、10月，敌连续三次企图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手中夺回坪坝重镇。为继续切断敌人前后方之间的联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三次击退日伪进攻，取得“坪坝三捷”的战绩。就连当时国民党中最顽固的反共派何应钦，后来也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中谈道：“东南的各方游击队，对突入宜昌之敌，时时予以打击，不但使宜昌之敌在侧背上感受最大威胁，而且使宜昌之敌陷入进退维谷之境。”日军第十一军腹背遭到夹击之后，士气大为低落。日军自己当时也承认：“从最近第十一军作战（指11月25日开始的汉水作战）情况看，其战斗力比去年同期降低二至三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包括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边区各游击队的坚决抗战，显示了敌后抗日力量的强大，使蒋介石停止了与日方称之为“桐工作”的谈判。“桐工作”的破产，则标志着日本企图先结束中国战争再南进方针的彻底失败，使日本不得不背着中日战争的沉重包袱，蹒跚地走上南进的道路。

此后，日军每次调集兵力向国民党军队进攻时，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总是主动声援友军，进行战役和战斗的配合。即使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1941年，鄂豫边区军民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多次直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就在“皖南事变”发生的1月下旬，日军发起豫南战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立即派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一起，分赴信阳、应山、随县、确山、桐柏、唐河、泌阳等县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李先念和任质斌还亲率主力向豫南敌占区挺进。4月，日军分路向大洪山地区进犯，企图攻占襄樊，刚刚建军的新四军第五师又派主力一部向大洪山敌后挺进，胜利完成牵制日军西犯的任务。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鄂豫边区军民在长江南北进行战略牵制，对日伪的侧后方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并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声称为配合第六战区作战而向鄂豫边区推进之时，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表明一贯团结抗战的主张，欢迎一切爱国抗日军队反攻日军，发动群众给予第五战区军队多方面的协助。由于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使日军“依靠第十一军主力实施”的预定“在夏秋季节发挥最大威力”的这次长沙战役又遭惨败。

陈毅1943年7月在《新四军在华中》一文中，列举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多次协同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绩。他指出：1942年12月日军发动大别山战役后，新四军主动配合友军作战，“我五师李先念部在黄冈、黄梅及平汉线上发动游击战及破击战，均收效甚宏”。他还说：“今春2月15日，武汉敌寇向长江与汉水间之三角地带进击我国军一二八师王劲哉部，沔阳以西地区失守，我五师即在汉川、天门之线进击敌寇，给友军以支援。迄3月8日，敌寇发动长江南岸攻势，分五处于岳阳、沙市间渡江，进占公安、石首、华容一带，我五师即在敌后发动全面配合对敌之破击战，5月中转战于宜都、安乡、南县诸地，复先后在潜江、沔阳、监利、襄阳等地发动游击战配合。总之，今春敌寇三次进攻我国军正面，我五师即三度在敌后痛击敌人，配合作战。其中以4月21日我五师攻入蕲春城（即县城蕲州），3月10日进攻黄冈（北部）柳子港两役，对敌震撼之力最大，尤为当地绅民所称誉。”

鄂豫边区军民在积极协同正面战场对敌作战的同时，对国民党一些主要当权者的投降反共阴谋也进行了坚决斗争。先后配合全国敌后解放区兄弟军民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还击退了国民党第五战区1942年5月至12月对鄂豫边区发动的反共高潮，粉碎了持续8个月之久的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这对于挫败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诱降与军事逼降、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原地区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不愧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

  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就曾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的一部分。”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东方反法西斯主战场的中国，与各同盟国并肩作战，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强大力量捍卫人类和平事业。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无论是作为敌后战场的一个独立战略单位坚持抗战，还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敌作战，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成一体，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新四军第五师于12月7日至1942年2月4日主动发起威逼武汉的侏儒山战役。这一战役，历时两月余，先后对日伪作战14次，全歼伪定国军第一师5000余人，击溃伪定国军军部及第二师和日军的数次增援，毙伤日军达200余人，开辟了南扼长江、北控汉水、东逼武汉的（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取得“据险扬威”——控制形胜之地、威慑武汉之敌的战略优势。这一战役的胜利，不仅创造了第五师抗战史上以游击性的运动战一举歼灭伪军一个整师的典型战例，扩大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而且有力地配合了敌后战场深入开展的反“扫荡”作战，也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三次保卫长沙的作战，同时还有力地援助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具有一举多得的战略意义。

1942年4月，从太平洋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军飞机，轰炸了日本东京、神户、名古屋等城市。这是日本自发动侵略战争后，本土第一次遭遇战火。日本大本营遂令侵华日军第十三军约6个师团和第十一军约2个师团，于5月发起浙赣战役，打通浙赣线，破坏沿途机场。这是日军为消除中国东南沿海机场对日本本土的威胁，配合太平洋战场作战，而向中国正面战场发动的一次进攻。为牵制日军第十一军对浙赣的新进攻，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新四军第五师立即以主力一部跨越长江天堑，挺进鄂南敌后，创建了从南线战略包围武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的这一战略展开，也直接配合了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

1943年11月，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和第十三军一部，发动常德战役。日本侵略者在作战指导大纲中，强调常德作战的目的之一是：“牵制中国军队把兵力转用到缅甸方面，以策应南方作战。”正当国民党军队与发动常德战役的日军作战时，转战在襄南的新四军第五师立即派出江南挺进支队，跨过长江，向敌人后背出击，在洞庭湖滨擂响了配合友军作战的战鼓，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旗帜插上了桃花山。鄂豫边区军民为配合正面战场、粉碎日军常德作战的企图主动出击。

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日军为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颓势，发动豫湘桂战役，先后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趁日军后方守备力量减弱之际，全国敌后战场发起了局部反攻。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华中局为加强鄂豫边区的领导力量，于1943年冬派郑位三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到鄂豫边区领导党政军民的工作。1944年，鄂豫边区在执行“以巩固为中心”方针的情况下，确定第五师以部分兵力组成豫南游击兵团。该兵团于1944年7月下旬北上河南敌后，11月改称河南挺进兵团，经过8个多月的战斗，新辟了东起汝南，西至确山竹沟、牛蹄，南起信阳，北达舞阳、叶县，东西70余公里、南北近100公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5年2月，边区又确定以发展为主的方针，第五师即又派出两个主力团，配合受党中央派遣南下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渡长江，挺进湘鄂赣。两支部队并肩战斗，以鄂南根据地为依托，迅速解放了赣北彭泽以西、湘北岳阳以北、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创立了东西180余公里、南北130余公里、人口200余万的湘鄂赣边区抗日根据地。第五师部队投入北上、南下的局部反攻作战，以及1945年四五月间恢复白兆山和扩大湘北、鄂西等抗日阵地，既为对日本法西斯展开战略大反攻作了实际准备，又是对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之盟军的有力配合。

鄂豫边区军民还同在边区成立的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朝鲜义勇军联盟的一批国际抗日战士，进行共同战斗；营救了在对日空战中因飞机失事而跳伞降落的6名美军“飞虎队”飞行员；于1944年12月，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正式建立了军事情报方面的协作关系。这是反法西斯力量在这里融为一体的生动体现，也是鄂豫边区军民又一方面的重要贡献。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势如破竹，中国抗战终于赢得胜利。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亦取得中原敌后的伟大成果。至1945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和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已发展到东起安徽的宿松、太湖及江西的彭泽、瑞昌，西达湖北的襄樊、荆门、当阳、宜昌，南起湖南的南县及湖北的通城、通山，北抵河南的叶县、舞阳，跨鄂、豫、皖、湘、赣5省的广阔地区，拥有人口1300余万，连同游击区全边区人口共约2000万。

1945年9月17日和21日，郑位三、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报告，边区的管辖范围，按原建制县分为三种情况，即大部分为边区政权统治的有19县；一半或一小部分为边区政权统治的有17县；边区的游击区有28县；共64个县。我行政区域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在边区行政公署下，共有7个专员公署，38个县政府，能征收粮赋区域（包括基本区和游击区）的人口有1085万。

另据近几年鄂、豫、皖、湘、赣各省及有关地市中共组织史与地方史研究人员核计，日本投降时，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第一（鄂东）、第二（鄂中）、第三（襄南）、第四（豫南）、第五（襄北）、第六（淮源）、第七（鄂南）和豫中等8个地方委员会、专员公署，12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

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军区（亦称鄂豫皖湘赣军区或豫鄂皖湘赣军区），拥有7个军分区和豫中军事指挥部，还有第十三旅、特务团、警卫团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等，部队发展到5万多人，民兵达30多万人。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第五师在艰苦而持久的对日作战中，对敌伪的主要战斗达1260余次，毙伤俘敌伪军和敌伪投诚反正的共4.37万余人；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军事进攻，对顽军自卫作战870余次，毙伤俘顽军和顽军起义的共3.27万余人；五师部队在英勇顽强的战斗中，伤亡1.32万余人。根据地的民兵和群众，更是作出了重大牺牲。

在中原敌后巍然屹立、受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独立战略区鄂豫边区，为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鄂豫皖湘赣5省广大地区的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奋斗、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铸起了英勇不屈、抵御外辱，夺取中原敌后抗战伟大胜利的历史丰碑！

（何光耀，作者系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稿源：《湖北文史》11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