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客户端讯（通讯员戴剑华）董必武是一代伟人，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有普通人的婚姻生活。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经历过三次婚姻，第一位妻子叫黄俊贞（1887年—1943年）。

1910年11月，刚从湖北文普通中学堂毕业的董必武，经媒人介绍与本县高桥黄家田村一位私塾先生黄水清的女儿黄俊贞女士结为夫妻。黄俊贞长得眉清目秀，家境殷实，但父亲重男轻女，没有让她上学读书。嫁到董家后，董必武教她读书识字，她聪明勤奋，很快就能看书读报。她是最早支持董必武投身革命的人，也是董家第一个放脚剪发的女人。

1938年，董必武与黄俊贞（左）、苏玮（中）女士在武汉合影

他们婚后不到一年，董必武就离家参加革命，黄俊贞勤劳善良，承担了全部家务。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正在日本留学的董必武，受孙中山之命回国策动军队反袁失败，曾两次被监禁到黄安监狱，时间长达半年之久，黄俊贞毫无怨言为他送牢饭。

董必武恢复自由后，来到武汉，积极联络同志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17年他再次东渡日本，参加日本大学法律学科学。考试毕业回国后，和张国恩一起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所赚的钱全部用于革命活动经费。这一时期，董必武将黄俊贞带到武汉一起生活，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婚后八年黄俊贞喜得一子。由于董必武长期在外工作，家庭重担就落到了黄俊贞身上。1919年1月，董必武正在四川万县为鄂西靖国军蔡济民部筹款，他未满周岁的儿子在家生病又无钱医治，不幸夭折。

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被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重金悬赏通缉，中共湖北省委指示董必武离汉隐蔽，可他仍冒险活动于武汉、九江等地，12月27日，与他一起潜藏在汉口日租界的李汉俊、詹大悲被敌人杀害，董必武避开敌人追捕后，连夜化装成水手，登上安庆轮离开武汉去上海，继而东渡日本，而后由组织安排去苏联学习。

1928年春，黄俊贞到上海打听董必武的消息，经友人潘怡如、张国恩照顾在法租界住了一段时间。期间，黄俊贞照顾生病的同志。当得知董必武已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后，她只身由上海回到黄安老家。那时，董家的房子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捣毁，多位亲人被害，有的背井离乡，黄俊贞无家可归，只好回娘家黄家田居住。因时局动荡，与董必武失去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从延安来到武汉，负责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作。1938年5月，董必武奉中共中央指示，从武汉前往安徽舒城做新四军四支队领导人高敬亭的工作，在离开舒城返汉途经黄安时，得知黄俊贞还活着，他决定无论如何要见上一面。见面后，黄俊贞知道董必武已娶妻生子，只字不提几十年所经历的苦难，只希望得到董必武儿子的一张照片。看到年过半百的黄俊贞仍孤身一人，生活清苦，董必武心里十分难受，激动的心情一时难以抑制。一天，董必武从外边回到家里，看见何连芝正抱着儿子良羽，触景生情地说：“我去看了一个孤老太太，她一生支持革命，单身一人，无儿无女，生活上没有照顾，精神上也孤独。我们把芝生（良羽的小名）送给她吧！”何连芝一愣，看到董必武严肃认真的神情，她说：“好，只要她是革命的就行！”何连芝把孩子放在床上坐好，牵牵孩子的衣服，又摸摸孩子的头，说：“我给他收拾一下衣服。”董必武突然问：“你真的愿意吗？”何连芝说：“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交给支持革命一生的人管，我有什么不愿意的？！”没想到何连芝竟如此大度，回答使他非常满意，他当即伸出大拇指赞叹道：你真是不简单！董必武指的革命一生的老太太就是自己的结发妻子黄俊贞。

董必武在武汉“八办”工作期间，将黄俊贞接到武汉小住一段时间，饮食起居专门委托义女苏玮照顾。　　

黄俊贞回到黄安老家后，董必武和夫人何连芝与黄俊贞常有书信往来，当得知黄俊贞想在家乡办所学校时，他们主动寄钱给她添置桌椅，董必武建议叫“黄家田俊贞学校”，并亲笔题写校名，在他们的资助下，黄俊贞办的学校如期开学。　

董必武一直忘不了黄俊贞希望得到儿子良羽的一张照片，几次托人带去信和照片，始终未能送到黄俊贞老人的手里。

黄俊贞在与董必武婚后的漫长岁月里，对丈夫的担忧和丧子的伤痛，使她只能与思念、忧虑、眼泪相伴，终致双目失明，中风偏瘫，卧床不起。1943年2月，在孤独与思念中去世。董老得知噩耗，十分悲痛，写下了这首充满真情的悼亡词：

嫁得黔喽三二年，

年年月月动忧端。

望夫有石堪摩抚，

思子无台可往还。

海上栖身良辛尔，

山中避寇更凄然。

从今脱却愁城去，

伴姊自游在西天。

莅苒冬春谢不知，

悼亡词汇更迟迟。

客中在壁无遗挂，

梦里还乡见彼帷。

冬雪高桥寒柳折，

清风字水白杨悲。

为君不及营斋奠，

注目存行旦暮思。

诗词表达了董老对前妻去世的悲痛与怀念。黄俊贞去世后，董必武与黄俊贞的姐姐和姐夫戴吉成一直保持通讯联系，接济姐姐一家，资助姨侄女读书。

1962年，曹靖华出版文集《花》后，送了一本给董老。触景生情，董老拿出这首悼亡词，长叹一声，又写了如下的诗句：

愿花长好月长圆，

幻景于今现眼前。

洁比水仙幽比兰，

梅花暗动骨弥坚。

已见好花常在世，

更期圆月照中天。

谢庄作赋唯形象，

愿否同合喻续篇。

第二任妻子陈碧英，1908年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就随母亲四处乞讨，可谓受尽磨难。15岁时，在共产党员肖庆石的影响下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底被党组织派往福建省汀州市开展工作，因出色的表现，第二年便担任汀州市委宣传部长，后经人介绍与董必武认识并建立感情。

有一次，董必武到长汀去做调查工作，当天晚上骑马返回瑞金。途中不慎掉进山谷摔成了重伤。当时苏区缺医少药，董必武的摔伤久治不愈，后来又不幸染上了疟疾，多亏陈碧英不顾危险，每天上山采药并亲自熬汤，悉心照料，董必武的病情才得以控制，身体逐渐康复。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在叶坪村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出发之前，中央就有命令不准带家属，如果确因工作需要随军的女同志，必须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身体超过50公斤的才能随军。可惜的是，体检时，陈碧英的体重因为差一斤，被刷下来了。党性极强的董必武服从了组织决定，让妻子留在了瑞金。他后来曾感慨对危秀英说：“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个人服从党组织。长征时我爱人陈碧英，组织上叫她留下，我半句话没有。”

在董必武动身离开之时，陈碧英因为不舍，坚持要送董老，她一直跟着队伍跑了三天三夜，快要走出中央苏区了，董必武坚决劝她回去，她这才很不情愿地站住了，解下系在腰带上的小手电筒，递给董必武，哽咽地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多留心！”这把手电筒陪着董必武走完了长征路。手电筒里的电池很快就用完了，手电筒也生锈了，董必武却一直将它珍藏。

后来，陈碧英按照组织决定，经广东坪石回到兴梅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因中共组织遭到破坏，陈碧英一直没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只好一路乞讨回到老家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怕女儿被敌人认出，便以死相逼，陈碧英被迫改嫁，渺无音讯。

多年得不到陈碧英的消息，人们都认为陈碧英已离开人世，经李坚真同志介绍，董必武和原在红四方面军党校学习的何连芝相识。

何连芝

何连芝是董必武的第三任妻子。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万源县（今万源市）丝罗乡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参加红四方面军，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万源县游击队长、中共万源县委妇女部长。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何连芝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她不畏艰险，拿起武器，与男同志并肩作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长征途中，她吃苦耐劳，关心战友，舍己为人。

在国民党统治区，她面对敌特包围、白色恐怖，毫不畏惧，严于职守。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她积极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养猪种菜，被评为劳动模范。1937年与董必武在延安结成终身伴侣，相濡以沫38年。生育两子一女 ：长子董良羽、女儿董良翚、次子董良翮。

1963年春，董必武与夫人何连芝（前排中）、长子董良羽（后左）、次子董良翮（后右）、女儿董良翚（前排右一）在中南海寓所合影。

建国后，何连芝相继担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办公厅和董必武同志办公室秘书，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秘书，协助董必武处理了大量日常工作。1980年2月在北京病逝。

在与董老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何连芝善良豁达，朴素低调，不为名、不争利，任劳任怨，积极支持和协助董老的工作，精心照顾董老的生活，言传身教，认真培养教育子女，是董老的贤内助，孩子们的好母亲。

晚年，何连芝还常常回忆起董老和两位前妻的故事：

有一次，何连芝在替董老整理行装时，发现行李中有一扎布条和一个锈蚀的手电筒，她很奇怪地问：“行军那么艰难，听说你把书都烧了，怎么还背着这些没用的东西？”董必武解释说：“破布条子是捆鞋用的。“那么这锈迹斑斑的手电筒为什么不扔掉呢？”董必武接过手电筒，端详一阵，说：“留着吧，这是我从江西撤退时一个战友送的！”胡宗南进犯延安，撤离时，锈手电筒被何连芝“精简”掉了。董必武知道后，冲何连芝发了一通脾气。革命胜利后，董必武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对何连芝讲了，夫妻俩多次托江西的同志查询陈碧英的下落，都没有消息。为寄托怀念，他们给爱女取名为楚青，“楚”代表湖北老家的结发妻子黄俊贞；碧为青玉，取“青”代表陈碧英。何连芝后来也常对女儿讲起两位妈妈的故事，直到逝世前不久，她还很后悔地说：“我不该扔掉那把手电筒！”

1952年春天，董必武患上肺炎病，高烧卧床不起。卧室的窗外是一丛翠竹，她们在微风里浅吟低唱，在阳光下刚劲有节，在月光下又清秀阿娜。触景生情，董必武抱着病体写下《病中见窗外竹感赋》：“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诗里寄托了董老对两位妻子的怀念，并向她们报告人间已有“昭苏万物”的春风，安慰她们的在天之灵。

伟人也是人。我们从董老的三次婚姻中看到了他人生的另一面，读到了国与家的故事。他爱国家、爱生活、爱家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生动、伟大的平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