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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17 08:41:53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帝亲政。这一年秋天，一道改授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州。张之洞欣然接旨，立即离粤北上。张之洞一行并没有选择陆路，而是取道海路，沿着广东、福建、浙江的海运航线北上。在从广州到武昌的数千里航程中，求见的达官贵人无计其数，但张之洞只见了一个人：盛宣怀。他们也只谈了一个话题：湖北大冶的铁矿、荆门当阳的煤矿，重点是荆门当阳的煤矿。1899年，张之洞在总督府（图源武汉地方志数字方志馆）同张之洞一样，盛宣怀是清末洋务运动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因其父盛康在湖北为官多年，盛宣怀对湖北十分熟悉。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盛宣怀就曾向李鸿章提议，由政府投资，设立机构，在湖北开采煤矿、铁矿。此后，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成立，在李鸿章的委托下，盛宣怀聘洋矿师在湖北各地探矿，试采煤铁各矿，探得荆门当阳所属窝之沟一带煤矿“足促两座熔炉十八年至二十年所需”。官居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现任中国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督办的盛宣怀，在得知张之洞走海路赴任两湖平原的消息后，特意从天津赶到上海，住在电报局的上海分局，等候拜见张之洞。张之洞之所以破例见盛宣怀，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人均为洋务派人物，政治理念比较契合；二是与张之洞准备在广东兴建的炼铁厂迁至湖北的谋划攸关，与张之洞心中正在酝酿的救国图存的“万年大局”攸关。那一天，船刚刚在上海黄浦港停泊，盛宣怀小心翼翼地登上了船。张之洞放下手中的《荆州府志》，不动声色地聆听盛宣怀讲述“湖北故事”。盛宣怀对荆门当阳的煤矿如数家珍。他说，湖北兴国（现今的阳新）、广济（现今的武穴）、归州、兴山等地均无好煤，湖北的好煤在荆门、当阳。荆门、当阳的好煤在观音寺窝子沟和三里岗一带，可以炼出上等好铁。这里的煤层有二尺来厚，蕴藏量为二百万吨。当地的百姓仍在用土办法挖煤，没有章法，也没有机器，采不到底层的好煤。当地百姓只顾眼前蝇头小利，把矿区破坏得很厉害，给今后的开采带来很大的麻烦，深为可惜。最后，盛宣怀请求张之洞到任后严禁荆门、当阳一带老百姓擅自开挖煤矿。盛宣怀此行的真正目的，是劝张之洞将湖北的矿业交给他经营，由他来招商集资募股，重操旧业。张盛两个洋务派代表性人物在上海黄浦港的这次船上面谈，近几十年来研究张盛二人的著述多有提及，并甚为详尽，为我们了解当阳在张之洞“万年大局”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珍贵史料。其实，张之洞对湖北特别是荆门当阳并不陌生，甚至比盛宣怀要更加熟悉。清同治六年八月也就是1867年，张之洞出任湖北学政，大力兴革选拔举措，创办新式学堂，改制书院，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广受好评。根据《张之洞年谱》的记载，张之洞在湖北学政任上三年期间，曾两次风尘仆仆奔赴荆州、宜昌、荆门等地考察学政。在清朝乾隆以后，当阳、远安均隶属荆门直隶州。考察三地学政，无论是走水路还是陆路，张之洞均绕不开当阳。当阳的山山水水、人文景观，肯定在张之洞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其后来的“万年大局”谋划埋下了伏笔。晚清的中国，正面临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曾经的“天朝上国”的地位和尊严，在西方列强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坚船利炮面前，屈辱而沉痛，彷徨而困惑。鸦片战争以后，为挽救民族危机，无数志士仁人不断探索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道路，张之洞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晚清的四大重臣，洋务派的中流砥柱，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不同的是，张之洞寻求的是一条相对稳健的改革道路，既不完全固守传统，也不一味全盘西化，而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张之洞的洋务新政，在其督鄂的十九年间得到了充分体现。1889年，张之洞抵鄂之年，是湖北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界标，也是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张之洞以治鄂兴汉为己任，发展经济、振兴实业、广开新学、改革军政，由此造就了湖北的人才鼎盛、财力富足、社会发展，史称“湖北新政”。在张之洞治下，湖北成为当时全国推行洋务新政举足轻重的中心地区，武汉一跃成为“九省通衢”，一度成为工商业位居全国第二三位的名城，在当时被称誉为“东方芝加哥”。张之洞到任湖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铁政局，创办汉阳铁厂。这也是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实业浓墨重彩的一笔。炼铁厂的两大主要原料是铁矿和煤矿。张之洞决定亲自实地考察湖北的铁矿和煤矿。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春末夏初，张之洞在湖北铁政局总办蔡锡勇、陈念礽二人的陪同下，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到大冶及广济、荆门、当阳等地，实地考察铁矿和煤的开采情况。考察的最后一站是荆门、当阳两地，也是考察时间最长的一次。张之洞一行在汉乘船西上，直抵沙市，后又沿沮漳河乘船北上，最后在观音港弃船上岸。在荆门直隶州、当阳县地方官员的陪同下，张之洞深入漳河观音寺一带，踏勘煤矿开采情况。观音寺一带优质的煤矿，为张之洞此行画了一个圆满句号。大冶的铁矿，荆门、当阳的煤矿，以及沮漳河航道的便捷，更加坚定了张之洞筹办炼铁厂的信心。这也是张之洞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莅临荆门、当阳。在返汉的途中，沮漳河两岸的山水如画般依次呈现在张之洞眼前，让张之洞心情大好。荆门、当阳有荆山作屏障，腹地是江汉平原，物产丰富，陆路有荆襄古道，水路有沮漳河航道，北可直抵中原，南可直达长江沙市港，通江达海，实在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荆门、当阳在张之洞心中，已经有了重要位置。返汉的途中，陈念礽见张之洞心情大好，建议铁厂可定在荆门、当阳一带的观音寺附近，可以节省运费。张之洞对陈念礽的提议不置可否。对于这次实地考察，《张之洞评传》《张之洞年谱》均有记载，但荆门、当阳两地的地方志却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这一秘密似乎永远埋藏在了漳河的深处。张之洞返汉不久，一道整饬煤矿开采秩序、严禁私人开采的文书，从武昌总督府传到荆门、当阳。荆门、当阳的煤矿开采，始于明朝，一直为私人开采，不成规模，年煤炭产量一直在1万吨左右。自光绪十七年之后，当阳始改公私合营，兴办官营煤矿，引进西方机器开采，煤炭产量显著增长。到清光绪二十年，当阳年煤炭产量达到10万吨。荆门煤炭产量也应与当阳一样大幅增长，以满足汉阳铁厂冶炼之需。几经权衡，汉阳铁厂厂址既不在大冶，也不在荆门、当阳，最终选定汉阳。张之洞当然也没采纳盛宣怀招商募资商办的意见，而是选择了官营官办。汉阳铁厂1890年11月动工兴建，1893年9月，炼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等十个分厂相继建成，次年6月投产。汉阳铁厂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冶铁、炼钢、轧钢于一体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早七年，而为其提供不竭动力的能源，就是荆门、当阳的煤。张之洞之所以建造钢铁厂，除为了供给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之外，更主要是与洋商竞争，为了“辟利源”“杜外耗”，抵制洋铁进口。张之洞算了一笔账，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贸易总册所载，各省进口铁条、铁板、铁片、铁丝、生铁、钢料等，共价银240余万两；而中国各省出口的铜、锡、铁合共值银11.8万余两，不及进口的二十分之一。到1888年洋铁、洋针进口值达280余万两，而竟无出口之铁。他不仅要在中国推销，而且要打入国际市场。他说：“闻日本确已筹备巨款，广造铁路，（铁轨）原拟购之西洋。若中国能造钢轨，彼未必舍近图远。是此后钢铁炼成，不患行销不旺。”在实业大规模发展的近代社会，钢铁需求量必然日益增长。张之洞对此是有远见的。荆门、当阳的煤，成就了张之洞的“钢铁梦”“救国梦”。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与发展，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武汉；近代武汉的铁路建设与发展，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张之洞。早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就曾上奏清政府，要求修筑北京卢沟桥至汉口铁路（时称卢汉铁路）。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后，为修卢汉铁路，张之洞决定向比利时银行借款，折合白银3750万两，资金问题才得以解决。随后，京汉铁路由湖北、河北两省分别同时动工，至1906年铁路建成，先后历时7年多，全长1214公里。京汉铁路动工后，张之洞便着手粤汉、川汉铁路的事宜。由于资金问题始终没法解决，加上后来的清政府垮台，时局动荡，粤汉铁路自1898年动工，至1936年才建成通车，历时38年之久。川汉铁路的修建同样也是经历了千般磨难。在诸多湖北境内川汉铁路规划的建议中，张之洞采纳了幕僚——日本人原口建议的路线及分三段建设的方案：第一段由汉阳起，取道沔阳（现今的仙桃）至沙市；第二段由沙市取道荆门、当阳至宜昌；第三段由当阳取道宜城抵达襄阳。川汉铁路在湖北境内的线路方案，充分表明了荆门、当阳在张之洞心中的重要地位。川汉铁路取道荆门、当阳，不单单是荆门、当阳的煤矿，恐怕还与张之洞心中酝酿已久的“万年大局”攸关。由于时局动荡，以及1909年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川汉铁路最终胎死腹中，成为晚年张之洞最大的遗憾。当阳人宋伯阶，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听闻川汉铁路四川段开工招标，于是变卖所有家产，承包了修筑川汉铁路小溪塔至姜家湾路段。1926年，由于政府腐败，筑路工程废止。宋伯阶上百万的银两，以及雄心壮志，均化为乌有。他无颜见当阳父老乡亲，余生只得漂泊异乡。宋伯阶的悲剧性命运，是时局造成的，与张之洞无关。除了办实业、修铁路，张之洞意犹未尽。救亡图存，需要人才。为此，张之洞督鄂十九年期间，先后创办了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等，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没有这些新式学堂，也就没有后来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湖北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已成为全国新式教育的中心。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武昌普通中学堂普通学毕业凭照晚清民初，受张之洞兴学之惠，当阳人才辈出。当阳第一个留学日本的宋宪侯，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成归国后，一直从事新型烈性炸药研制，后不幸以身殉职。当阳第一个留学英伦的郭霖，后来成为中国现代造船业的重要奠基者、开拓者。此外，辛亥革命的元勋和武昌首义的重要组织者聂豫，“五四”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重要发起者组织者樊树芬，发动当阳城关起义的早期共产党人李超然等等，莫不受惠于张之洞的新式教育思想。张之洞对湖北，尤其是武汉，可谓有再造之恩。张之洞人生的华美篇章，是在荆楚大地书写的。湖北成就了张之洞，张之洞也成就了湖北。今天的湖北，尤其是武汉，可以说仍在继续享受着张之洞一百多年前带来的治鄂红利。张之洞最后一次荆门、当阳之行，让他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迁都湖北荆门、当阳的“万年大局”。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之时，张之洞与礼部侍郎李文田，都曾向朝廷提出了“西狩”的奏章，即帝后及中枢机构离开北京向西迁移，既可避免在日军威胁下签订城下之盟，又可领导全国军民继续抗战，可望“以战逼和”。在张之洞《劝学篇》刊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史称“庚子事变”。8月15日，慈禧挟光绪帝西逃，9月10日抵达太原，发现电报线路不通难以处理政务，遂继续西行，于10月26日抵达西安。列强逼迫太后回京谈判，张之洞坚决反对，提出在湖北营建新首都，以此摆脱沙俄以及西方列强对首都北京的威胁。他把这个构思称为“万年大局”。光绪二十年12月30日，张之洞向西安行在军机处发出电报，初步提出迁都湖北理由与构想：“数月来各国国书、外部、公使均以回銮为请……洋兵水陆合计必有万人，…各使请觐必然频数，动辄于觐见时面加要求，必致条款陆续增添，日逼日紧，从此中国无自主之权，不可为国矣。…必须筹定彼此永远相安、中国不致过危之道，方昭平允。…而彼又嫌陕省陆路太远，于使馆不便，似可与各国婉商，另择彼此两便地方，或者长江上游一带，止能行小兵轮之处，于江岸向内数十里或百里，以作暂时行都，俾行都、使馆俱获安稳。俟京津驻兵议有妥章，再行回京，亦万不得已权宜之计。”此电文收录于《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8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3日，张之洞在给驻日公使李盛铎的电报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设想：“拟暂行移跸长江上游如荆州一带暂作行都，行都城须距江百里或数十里，使馆即设江边沙市，总署亦设沙市，遇有觐见，半日可到。原有护商兵轮，使馆亦甚安稳，但议明不令陆兵登岸，长江炮台照旧。俟两年后卢汉铁路修成再行回銮，以免直豫灾区供亿烦扰。新政果行，自然中外相安相信，洋兵亦可少留，沽台亦可缓撤矣。此乃暂时行都，终必回京，京城仍望各国交还。望统商外部并伊藤侯，托其密商英美两国，如英美肯，再托其商俄德法。盖移跸武昌、荆襄之议，乃英提督、领事所发。驾驻东南，英人必愿，日本亦便，免受俄制。此节关系中国以后万年大局。”此电文收录于《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4册。至此，张之洞迁都湖北的“万年大局”构思开始具体化：为避免帝后回京受到列强驻军之挟制，拟在距长江百里的荆门当阳一带设立行都，各国使馆区、总理衙门则设在沙市。张之洞心中理想的迁都地址，应该就是漳河流域。同年1月5日，张之洞致电领班军机大臣荣禄的幕僚易顺鼎，进一步阐述这一构想：襄阳离汉口太远，走陆路七百里，水路九百里，如设行都，各国仍要派兵保护使馆，一路上遍设兵站，比京津沿途屯兵更多，更不合算。英国人最钟情的是武昌，但武昌江面太宽，军舰可开到城下，且只有一条陆路通咸宁，也不适宜。荆州府城地势低洼，“以堤为命，常年危险”。只有距荆州一百里的当阳、荆门，“高燥平坦”，比较适宜。于此建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此文载于《张之洞全集》。张之洞迁都湖北荆门、当阳的构想，遭到了以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为代表的王公大臣的反对。后来随着1901年冬慈禧回銮北京，张之洞这一深谋远虑遂化为泡影，迁都湖北计划注定只是一场春梦。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积弱积贫，首都放在哪都不会安全。在研究张之洞及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学者们看来，张之洞迁都湖北荆门、当阳的构想，只不过是其“万年大局”的一个补充。兴办实业、修建铁路，创办新式学堂，才是张之洞“万年大局”的精华所在。张之洞“万年大局”的内核，就是富国强兵，与西方列强一争高下，让华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张之洞是一个政治家、实业家，也是一介书生。张之洞督鄂期间，曾在黄鹤楼留下一副争相传颂的楹联：这一楹联，重厚宽博，雄浑高远，张之洞豪情万丈的政治抱负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责任编辑：李香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