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研读《问津文化丛书》与李少武编著的《问津传说》后，我对问津文化的诸多问题陷入沉思。关于问津文化的基本特性，李少武同志在《问津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一文中有所阐述，在此我不做评判，仅分享个人见解。我以为，问津文化首先当属地方文化，其次为祭祀文化，再者是汇聚人才的文化。问津文化并非儒家文化，亦不可简单等同于问津书院文化，其作为一种地方文化形态，具有可塑造性。

一、地方特性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程平研究员曾指出，从文化地理区域视角审视，新洲文化蕴含着鄂东黄冈文化以及鄂东北红麻文化区域的诸多优势文化特征。而问津文化无疑是黄冈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黄冈官员在问津文化的孕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追溯历史沿革，新洲旧称旧州，宋建隆元年（公元 960 年）易名为新州，1604 年黄冈县令茅瑞徵将其改为新洲，且长期隶属于黄州府。1947 年 10 月，晋冀鲁豫大军挺进大别山，中共中原局于黄冈西乡创立新洲县爱国民主政府，隶属鄂豫四行署。次年 6 月，又并入黄冈县。直至 1951 年 6 月，新洲从黄冈县析出，单独设立新洲县，孔子河分岸而治，北岸归新洲县，南岸归黄冈县（南岸吴家楼塆归新洲县清水塘村），新洲县隶属黄冈专署。1983 年 8 月，新洲县划归武汉市。1998 年 9 月，经国务院批准，新洲撤县设区。

1949 年 5 月团风解放，县人民政府与中共黄冈县委机关设于团风。1955 年 10 月，黄冈县政府、县委机关迁至黄州。1990 年，黄冈县撤销，设立黄州市。1996 年，黄冈地区行署撤销，设立黄冈市（地级市），黄州市一分为二，设为黄州区和团风县，团风县政府、县委机关驻团风镇。问津文化的发源地孔子河村隶属于团风县淋山河镇。

综上所述，问津文化理应被界定为黄冈文化范畴，主要依据有三：其一，黄冈官员在问津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其二，问津文化的发祥地及其影响的地域范围处于原黄冈县境内；其三，问津文化是原黄冈人才培育的重要摇篮。只是因解放后行政区划的变动，如今问津文化成为黄州、新洲、团风三地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可否认，新洲区率先申报问津书院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对问津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

二、祭祀特性

确切而言，问津文化诞生的标志是问津书院的命名，时间为明万历三十四年（1615 年）。如此一来，问津文化作为祭祀文化便不难理解。问津书院因何而建？所为何事？其源于子路问津的典故，主要使命为祭祀孔子等先贤并传播儒家思想。同理，书院之前的孔庙亦是因子路问津典故而存在，同样是为祭祀孔子等圣贤。孔庙与问津书院皆处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时代背景下，均是祭祀孔子及圣贤的场所，二者在问津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血脉相连，只是问津书院在功能上有所拓展。除祭祀功能外，还兼具文化传播与教育职能。而祭祀活动作为传统得以传承，成为问津文化特殊发展阶段的独特表达形式。

问津文化的祭祀与全国庙学祭祀的祭制大体相同，区别在于问津祭祀遵循“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的准则，着重凸显“孔子使子路问津”的典故，对子路以及长沮、桀溺两位隐士予以祭祀。在问津书院设有仲子祠、隐士祠，在孔子河南岸还建有桀溺庙，将两位隐士奉为土谷神。此外，还设有朱子祠、乡贤祠、文昌阁、魁星楼，祭祀孔子弟子中的“十哲”、大儒大师等，拓宽了祭祀对象的范畴，使尊孔崇儒的氛围愈发浓郁。明朝礼部侍郎程徐向朱元璋上书道：“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孟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这表明祭祀文化的核心意义在于尊崇其教义、践行其思想。

问津文化的祭祀活动自西汉刘安立庙起始，至明清时期达至鼎盛，绵延两千余载。清康熙《问津院志·春秋祭祀原序》记载：“问津过化其来以久，每春秋二祀，必郡邑大夫或两学秉铎……”康熙十五年，黄州知府于成龙为避免问津书院祭祀活动与官办学宫祭祀时间重合，将问津书院祭祀活动时间由每年春季农历二月初四、秋季八月初四改为每年春季农历三月十五和秋季九月十五。1946 年 4 月，时任国民党政府黄冈县县长的朱怀兵主持问津书院春祭大典，此为民国后官方的最后一次祭祀活动。2005 年新洲区举办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祭孔活动，直至 2024 年祭孔大典依旧延续。（可参考 2024 年孔子诞生 2575 年祭孔大典视频）

三、人才汇集特性

无论是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由谢新明、陈元生编著的《问津史话》，还是李少武编著的《问津传说》以及高双桂编著的《问津河畔》，这三本书中的相关文章均阐述了同一观点与事实。首先，明清时期，问津书院成为科举应试的人才储备库，堪称鄂东人才的摇篮。据史料记载：明代湖北共有文进士 1119 名，在全省 8 府 56 州县中，黄州府及其所辖麻城县的数量最多，分别达 321 人和 100 人。清代自顺治至光绪末年，黄州府共有文进士 349 人、武进士 37 人，文举人 1672 人，武举人 448 人，位列各府之首。其次，问津文化孕育了诸多名门望族。明代的王升、王家钦、王昌源祖孙三代，不仅皆为进士，而且分别官至监察御史、江西巡抚、河南大梁道；清代的王躬俊及其子王风采、孙王全才等均出自问津书院。清康熙戊戌科进士陈肇昌育有六子，其中五子登科，六口官印，“父子兄弟极一时之盛，朝士荣之”。万尔昌年少时就读于问津书院，明崇祯九年（1636 年）乡试中举，晚年以教授乡塾为业，是明清黄州府的望族。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至光绪三十一年，万氏一门共涌现出生员 240 名，举人 39 名，进士 11 名，翰林 4 名。万尔昌之孙万年茂为乾隆丙辰年进士，万年茂之子亦于嘉庆甲戌年考中进士，万希煜作为万年茂之侄，于嘉庆十年考中进士，曾任广东平远县令。

清代钱履和、钱莆田、钱崇兰、钱崇柏、钱儒猷、钱儒俊、钱儒达、钱儒仪祖孙四代 7 人，时称“黄冈七子”，钱家便有钱崇兰、钱崇柏两位。还有梅元英祖孙七代人是问津书院的名门世家，以及“一门两进士，五里三解元”等卓越家族。再者，自淮南王刘安于孔子山兴建孔庙、开办私学起，问津文化便持续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名儒。西汉时期有著名学者伏生、申公、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戴德、戴圣等；唐朝有杜牧；宋代有理学家朱熹、张栻、吕祖谦、蔡元定、孟珙、吴澄；元代有湖广儒学提举龙仁夫、参知政事黄敬中、隐士吴应澍；明代有曹端、胡居仁、涂宗浚、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郭庆、吴良吉、邹守益、孙光祖、邹元标、耿定向、冯从吾、顾宪成、高攀龙等；清代有诗人陈大章、经学家朱曰浚、名儒黄自芳，进士、吏部员外郎范思皇，进士、翰林院编修洪良品等。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问津文化才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稳固立足。他们的存在赋予了问津文化更为丰富的内涵、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以及更为良好的社会效应。总之，这些儒家大家成就了问津文化，问津文化亦成就了他们。问津文化的辉煌历史乃是人才力量的集中彰显，人才堪称问津文化的精髓所在。

四、问津文化的其他特征

问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与其他文化具有共性。文化犹如历史的镜子，伴随历史发展，文化会被打上时代烙印，表现形式亦会相应变化，具备可塑性。问津文化作为地方文化，同样具有可塑性，诸如文化精神、价值观、文化理念等方面；其次，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会向其他领域渗透，对其他领域产生作用，具有渗透能力与渗透特性，与其他领域的相关要素融合发展，形成具有本文化形态与特征的产物，如问津文学、问津桃花源等。这种渗透能力仿若大树的根系，渗透过程即生长发展过程，它与可塑性一脉相承，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塑造，在特定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中渗透。

关于问津文化特征的认知，不同人或许会持有不同观点、见解与说法，毕竟大家会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展开分析。我认为，剖析问津文化特性，需在全面总结与归纳问津文化现象各个层面的基础上，从不同侧面呈现出其独特特征。精准把握问津文化的特征，有助于我们确立科学合理的规划思路，推动问津文化建设，倡导契合其特征的舆论导向，营造更为优良的文化氛围，使问津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建设。